赫鲁晓夫时期的新国际主义转向研究
【内容摘要】在赫鲁晓夫时期，前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在许多方面脱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向一种新的形式转变，显示出了向新国际主义转化的取向。在理论和实践上，赫鲁晓夫都取得了向新国际主义转向的部分成就，但是由于时代条件和客观环境限制，成果有限。虽然前苏联已经解体，但对其历史轨迹的研究，尤其是转折性变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中发现更多寻找历史规律的线索。
【关 键 词】赫鲁晓夫 国际主义 新国际主义 “三和路线”
一、新国际主义的概念与内涵
新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在新时代的转换形式，国内的新国际主义研究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和本土意味，因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是实践新国际主义的主要主体，也聚集了大量丰富鲜活的素材。一些学者大胆对新国际主义有别于国际主义的概念与特征进行分析梳理。唐志君认为新国际主义就是淡化意识形态纷争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抗，通过参与国际体系、国际机制及区域共同体的构建在民族利益、自尊与人类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之间谋求最大限度的安全、合作与共赢。[1]郭树勇教授认为邓小平的新国际主义在外交上摒弃了毛泽东时代的斗争性外交和世界革命领导中心的理论，将国家利益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一种务实的国际主义。[2]秦亚青和朱利群老师认为新国际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国际主义，加入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寻求合作共赢、参与建构地区共同体，是新国际主义的基本理念。[3]
可见，不论是从国际主义再审视角度去解读传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生的转变还是从新国际主义角度去立意，研究新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外交选择，学者们都发现了时代转变背后世界各国利益交织、相互依赖加强背景下适应国家发展规律的推陈出新。
二、赫鲁晓夫时期的国际环境
仔细考察赫鲁晓夫时期国际环境的诸多特点，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赫鲁晓夫对外政治决策的合理性因素。
赫鲁晓夫时期的国际环境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调整，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大大推动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另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制定世界经济规则，为自身获得生产资料赢得合法性，例如：建立“西欧煤钢联营”、“共同市场”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第二，社会主义阵营日渐强大。一方面，苏联的大国地位日益凸显。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经济继续发展，1953-1955年间，苏联工业每年的增长率均在8%~10%之间，平均增长速度为美国、英国的3倍多；另一方面，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数目大大增加，社会主义阵营初步形成，占世界领土的26%，人口的35%。第三，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削弱了帝国主义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反殖民主义的浪潮，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在最近十年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占全球人口一半的十二亿以上的人民摆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附属地位。”[4]第四，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战争观念，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核威慑能够带来博弈双方之间的和平，换句话说为美国和苏联之间带来了冷静与和平交往的空间，减少了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三、赫鲁晓夫时期新国际主义的表现
赫鲁晓夫这位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却被评为“斯大林主义者”。这并不是说赫鲁晓夫是个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推行者，而是夸张地反映了赫鲁晓夫一只脚迈向改革，一只脚却陷在斯大林模式的泥潭里的尴尬境地。同样，赫鲁晓夫的尴尬转换到国际主义视角后，笔者愿意称赫鲁晓夫为“迈出新国际主义步伐的国际主义者”。
（一）时代问题与战争观点的理论突破
在时代问题上赫鲁晓夫认为,二战后时代的特点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第一,帝国主义统治一切的时代已经结束,“社会主义体系正在胜利地向前迈进”,甚至成为世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5]第二,在核时代，“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我们跑不到别处去”[6]；第三,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赫鲁晓夫看似固守了列宁关于时代的论点，实则完全改变了列宁关于时代论断的直接后果—对抗与斗争性的外交，看似交往层面上的改变在两极对抗时期是一次有远见和洞察力的创举；就战争问题，赫鲁晓夫认为，在现阶段，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社会力量和人民觉悟起着很大作用并且有希望通过政治力量和社会进步力量实现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因此，“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是可以防止的”。[7]战争可避免论是赫鲁晓夫对新时代特征的敏锐把握，是向新国际主义转向的前提。
（二）“三和路线”是新国际主义的集中表现
“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三和路线”的提出从理论上打破了苏联与西方世界的隔膜，为苏联融入正常的国际政治秩序打开了道路，也打破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对抗与斗争的论断，将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纳入到国际主义的范畴内，向新国际主义理念转向。首先，赫鲁晓夫继承和肯定了列宁关于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论断，迈出了走向新国际主义最重要一步。其次，赫鲁晓夫把和平竞赛作为现时代两大体系斗争的主要形式，突破了国际主义的斗争外交传统。他认为，“和平竞赛主要是经济方面的竞赛,经济竞赛就是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8]第三，“和平过渡”思想指的是“争取了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9]“和平过渡”是新国际主义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换形式的新回答。
（三）外交实践的成果与摇摆
研究赫鲁晓夫外交史我们不难发现，执政十年间，赫鲁晓夫取得了很多积极的外交成果。从刚刚上台起。赫鲁晓夫就酝酿外交领域的改革，缓和与奥地利、联邦德国以及日本的外交关系，向世人展示了其寻求缓和与接触的诚意；积极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这一系列的变革并非偶然，而是赫鲁晓夫对国际主义的大胆创新和探索。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又似乎固守在大国政治的堡垒中，大力发展军事又与美国展开危及全人类的核对峙，引发古巴导弹危机。笔者认为，赫鲁晓夫外交实践所体现的矛盾性正是时代转换过程中的矛盾性，是“不彻底破旧”与“不彻底立新”之间的矛盾；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时期遗留的对抗性外交和新国际主义缓和与融入外交之间的摇摆。
四、对赫鲁晓夫新国际主义转向的评价
（一）理论成果十分明显
赫鲁晓夫并没有创造新国际主义概念，但他却是世界历史上迈出新国际主义第一步的人，他的思想呈现出一定的体系性和完整性，不是分散和随意的观点集合。首先，赫鲁晓夫对时代问题的回答预示了国际主义的转型，赫鲁晓夫对时代问题的探索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其次，战争可避免论为新国际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是赫鲁晓夫从理论上部分脱离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向新国际主义转向的理论依据。第三，“三和”路线将资本主义国家纳入国际主义的正常交往范畴，转换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斗争形式，同时思想强调了非武力实现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三和路线”的提出从理论上打破了苏联与西方世界的隔膜，为苏联融入正常的国际政治秩序打开了道路，也打破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对抗与斗争的论断，将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纳入到国际主义的范畴内，向新国际主义转向。
（二）实践中的新国际主义很不彻底
赫鲁晓夫时期的外交实践显示出很强的摇摆性和矛盾性，所以在赫鲁晓夫研究中，习惯将重大历史事件缩减为领导人的个人从政史，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笔者认为，赫鲁晓夫时期外交风格的变化性除了受赫鲁晓夫个人风格影响外，更重要的是源于对新国际主义的不彻底执行。这多少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理论是符合时局的，体系性较强的，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前瞻性，展现了新国际主义转向的趋势，但是由于大的时代特征并没有完全走入和平与发展，大国政治的影响没有散去，赫鲁晓夫虽然在理论上靠近了新国际主义，但在实践上却不免碰壁。
（三）大国主义明显
虽然赫鲁晓夫曾试图改变斯大林时期的速冻关系，允许东欧国家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认赫鲁晓夫在处理苏东关系时对斯大林模式的固守和大国沙文主义的作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强硬干涉是大国沙文主义的突出表现，彻底推翻了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时取得的积极成果；匈牙利事件是赫鲁晓夫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最极端表现，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在处理对中关系时，赫鲁晓夫始终将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中，甚至不惜牺牲中国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赫鲁晓夫时期对资本主义国家谋求的缓和虽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实现了部分新国际主义的转向，但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国主义仍然占据主导。
参考文献：
[1]唐志君.新国际主义理念与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J].理论月刊，2006（11）：49.
[2]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231.
[3]秦亚青，朱利群.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J].外交评论，2005：21.
[4]苏共二十大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
[5]赫鲁晓夫言论(第5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15.
[6]赫鲁晓夫言论（第4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84.
[7]赫鲁晓夫言论(第5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40.
[8]赫鲁晓夫言论（第6集）[M].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442，241.
[9]赫鲁晓夫言论(第5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