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司马法·仁本》
亨廷顿的《军人与国家》问世于一九五七年。这本书针对“二战”前后美国社会对强大军事力量的恐惧，基于欧洲军政关系从贵族制到民主制的大变革，以及军事建制的地位、角色、影响力和伦理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提出了一种新的军政关系理论。由于欧洲军政关系的这个转变也是世界各国已经、正在或需要经历的，可以说亨廷顿处理的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经典问题，即什么样的军政关系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
军政关系，即军队与政府之间或者军事权力与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具体是指军官群体与文官群体之间的关系。亨廷顿以马克斯·韦伯式的口吻断言，军队是科层制的职业和组织，军人“管理暴力”，表达国家对军事安全的需求，运用军事视角评判国家的行动方案，并实施国家的军事安全决策。简言之，军人直接代表国家垄断合法暴力的行使权，维护国家的军事安全。亨廷顿主张，在欧洲，以军官群体的职业化为首要特征的军事专业化，是其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尤其是现代国家的常备军需求的产物，崛起的欧洲民族国家需要由职业化军队构成的常备军，并为之提供充足的财政和人事资源，职业化的军官群体成为国家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军事制度成为国家的政治制度。
一
歐洲军事专业化兴起于十九世纪的普鲁士、法兰西和英格兰，这些先行者在准入、晋升、教育、能力、精神和参谋体系六个方面从贵族制转向专业化，催生了军政关系问题。普鲁士在欧洲首创了职业化的军官群体、职业化的总参谋部、义务兵役制，并接受了克劳塞维茨的文官控制理论，把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军事伦理，强调军人必须假定“政策是全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并坚决服从，把服从文官控制作为军人的天职。通过推动军人、军队与军事的专业化，并坚持文官对军队的有效控制，普鲁士炼成了一支由共同纽带与共识团结起来的“新常备军”，成为欧洲军队的楷模。亨廷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军政关系理论，主张从军官群体相对于文官群体的权力、专业化军事伦理与其他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谋求军事专业化与“客观文官控制”的最大化。
但是，在专业化的性质上，欧洲与美国不同。亨廷顿认为，在欧洲，专业化挑战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制，因此是民主制的。而在美国，专业化挑战的是占统治地位的民主制，因此是贵族制的。从独立战争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得天独厚的地理、地缘优势使美国人几乎不需担心其安全，自由主义始终主导着美国及其军政关系，美国人只知道自由主义及其少数几种变体，而自由主义反对维持大规模的常备军，认为军事制度和军事职能必然威胁自由、民主、繁荣与和平，只关心什么样的军政关系模式能与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兼容。
这一点也体现在宪法上。亨廷顿强调，尽管美国宪法是保守主义的，但制宪者既没有预料到大众民主的兴起，也没有预料到军事职业的兴起，因此，美国宪法完全没有触及政党问题，也没有规定文官控制，它延缓了英国式的强大政党体制在美国的形成，也阻止了英国式的有效文官控制在美国的形成。这是因为，美国宪法的民兵条款分割了州与联邦政府对民兵的控制权，分权条款分割了国会与总统对军队的控制权，统帅条款分割了总统与内阁部长对军队的控制权，政治分权和刚性宪法相结合，导致美国无法建立英国那样有效的文官控制。因此，美国军官群体的职业化进程远远落后于欧洲各国。
在内战之前，美国不存在重要的专业化军事制度，常备军的规模非常小。美国的军事专业化生成于内战至“一战”期间，这个时期既是“军队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的冬天”，又是“军事专业化的春天”，“国家更加自由主义，军队更加保守主义”。一九一四年，美国军人的战争与政策理论已经完全“克劳塞维茨化”：“政策制造战争，战争执行政策。”但是，正是因为美国的文官群体常常无法制定清晰的军事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军事决策机构才应运而生。但是，“一战”结束后，美国又重回自由主义的孤立主义传统，“商业和平主义”和“改革自由主义”都坚持反军事主义，导致美国军事专业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完全停顿下来。“二战”期间，美国的军政关系从文官控制变为军方主导，保守主义的职业军事伦理成为美国军官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权力大大扩张，直接协助总统制定战略、决定军事预算，不受任何文官机构约束。
二
“二战”结束不久，世界政治陷入冷战格局，美国的军政关系从此巨变。作为世界政治的主要参与者，为了应对不断强化的军事安全威胁，美国需要远高于“二战”前水平的军事力量，这推动军事需求成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职业化的军人、军队与军事机构获得史无前例的权威和影响力。保守主义的军事观念、强化的军事力量与自由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因此，亨廷顿反复追问的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如何提供军事安全。如果说美国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是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这个转向在战后十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四年，戈德华特破天荒赢得了作为民主党铁票区的南方六州，加速了这个转向。换言之，“二战”后的美国军政关系发生了亨廷顿所期望的变化，军队走向保守主义，国家也走向保守主义。
随着美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强化，军官群体在政治、行政、工业等领域承担了日益重要的非军事角色，与很多民间团体联系密切，极大地影响着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美国军人的数量在“二战”期间高达一千五百七十多万人，这些人在战后需要重新回归社会，美国为此专门制定了一部退伍军人权利法，向其中约一千二百四十万人提供教育、培训、医疗、就业、失业救济、创业、置地、建房等方面的全面支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的退伍军人安置问题，也都做了类似处理，这推动美国出现了退伍军人进大学求学、教书、置业、进法院、做工程师和郊区城镇化的浪潮。因此，哈佛大学政治学者西达·史考朴（Theda Skocpol）认为，美国社会政策的政治起源主要在于对士兵和母亲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