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及影响
【摘 要】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邀请西方经济学家访华交流、译介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举办经济学讲座以及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和进修等路径，西方经济学被引入中国。其中，国外经济学讲座、计量经济学讲习班、发展经济学讲习班开启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促进中国与世界经济学界沟通交流、为市场化改革做理论准备和人才储备、有利于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学讲座；市场化改革；国外思想资源引入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3-0085-08
改革开放初期，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中国逐渐理性客观地认识西方经济学。1980年前后，中国通过邀请西方经济学家访华交流、举办经济学讲座、译介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以及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和进修等路径，将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在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实际经济工作中，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尤其是市场化改革中，西方经济学及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史学界对中国改革思想的来源研究比较薄弱，对西方经济学如何引入中国、对改革开放有何重要作用往往言之不详①。本文拟在梳理西方经济学于改革开放之初引入中国的主要路径基础上，重点挖掘具有当时历史特点的经济学讲座（讲习班）史料，并阐述西方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逐渐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西方经济学没能受到应有重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西方经济学一度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推动下，人们的思想逐渐从迷雾中解放出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也迎来了科学理论界的春天。在此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理论界开始将眼光投向世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发展经验。在对“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反思与批判中，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成为一时之需。如果说学习苏东经济改革思想是为了寻求改革的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那么对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则是试图运用新的思想理论资源启发新的思维模式、拓宽改革路径。在涉及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具体问题时，西方经济思想往往能带来具有操作性的重要启迪。尤其是在提高经济效率、释放经济活力、激发企业发展动力等领域，西方经济学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因此，在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后，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引入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其中，最主要的是三条路径。
（一）邀请西方经济学家访华交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美国、日本、西欧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中国邀请了一批西方经济学家访华交流。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中美经济界交流的桥梁，此后中美经济学家互访来往密切。比如，1979年7月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受邀访问中国，提出要在中国举办一次国际性世界经济讨论会的倡议，并于1980年3月、7月两次派代表访华磋商。1981年3月，在中美双方的组织下，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经济界人士在杭州进行了经济问题的探讨。①1980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受邀访华作学术报告，并与中国经济学界进行了座谈和交流。弗里德曼强调市场价格机制有传递经济信息、刺激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可根据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创立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不妨碍其他经济目标的前提下，尽量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些观点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②与日本经济界的交流互访，还走在美国之前，1978年前后就已有不少互动。1979年，被称为日本“经济奇迹”创造者的大来佐武郎两次访华与中国经济界进行广泛交流，影响巨大。谷牧回忆，1979年1月和大来佐武郎等进行的座谈会，“是改革开放初始，外国高层人士给我国经济部门负责人开的第一堂经济课，对我国政府官员的思想解放起了某种程度的啟蒙作用。”③此后，日本经济学家来华交流日益密切。1978年谷牧出访西欧五国，正式拉开中国学习借鉴西欧经验的大幕。此后，中国与西欧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频繁。比如，对西德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古托夫斯基多次访华、并被中国聘为经济顾问，他的意见得到中国政府高层的高度重视。1979年8月，胡耀邦就在《西德经济专家古托夫斯基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建议》上作出重要批示。④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来华考察、培训，无形中也给中国输送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特别是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在1980年、1984年两次大规模考察中国经济并写出考察报告，对中国政府高层和经济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译介西方经济学著作
1979年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后，中国开始为改革开放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特别重视国外经济情报的搜集。在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等经济社团组织下，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学术前沿的讨论越来越多，并翻译出版一系列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仅在1980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钟淦恩翻译的詹姆斯·托宾的《十年来的新经济学》、张自庄、赵人伟翻译的阿萨·林德贝克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个局外人的看法》、夏炎德翻译的格拉夫的《理论福利经济学》、陈彪如翻译的李特尔的《福利经济学评述》、易家详翻译的威廉·格·谢佩德的《市场势力与经济福利导论》、蔡受百翻译的约·肯·加尔布雷思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9年11月高鸿业翻译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0版出版，风行一时。除了翻译，国内经济学家还撰写了介绍世界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的著作，比如胡代光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张培刚和厉以宁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编的《国外经济学评介》、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世界经济》、《经济研究》编辑部编的《国外经济学者论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对于西方经济学著作的译介，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后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与上个世纪之交西学东渐高潮时一样，主要也是通过直接翻译出版国外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以及中国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已有成果结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自己著述这两条渠道进行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