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腐败的启示
【摘要】腐败愈演愈烈，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腐败全球性生存的原因多种多样。为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必须携手治理腐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和生效，为国际社会治理腐败提供了法律基础。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和《公约》规定存在差距，作为缔约成员国，我国有义务借鉴国际立法经验，探索建立与《公约》相一致的中国反腐败治理机制，以应对当前十分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
【关键词】全球性腐败原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反腐败治理机制
八大后我国的反腐倡廉明显提速，建立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治理机制顺应民心迫在眉睫。但腐败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支撑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凭一国的国内法难以有效抑制腐败的扩张，国际合作是预防腐败的有效途径之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和生效，标志着国际反腐败立法进入新时期，它不仅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国际公约，也将对我国的反腐败立法产生深远地影响。
一、腐败全球化的生存原因
任何存在公共基本权利的共同体都难以杜绝腐败，但腐败愈演愈烈，已成为当今社会全球性的问题。“腐败就像常见流行性感冒，没有国家能对其免疫。”全球性腐败作为市民的公敌，国际社会的顽疾，给人类社会带来无穷的灾害，腐败犯罪不仅严重危害着各国政治稳定、经济秩序、公共管理部门的公正性、人们的价值观，而且损害法治国家的国际形象。
腐败全球化应引起我们深层次的反思，即腐败问题为什么形成如此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人类自身为腐败提供了何种生存环境？从人类自身来看，由于科技水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的影响和制约，人类对欲望的认识还停留在生物学研究层面，这对研究腐败分子的犯罪动机无法起到理论上的支撑；从制度角度来说，社会生活能否良性运行，取决于人类对社会现实的抽象而设计出来的优良制度，而制度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规范角度来说，有关腐败犯罪分子的法律规范凤毛麟角，这不仅表现为国内有关腐败犯罪的立法很少，也表现在有关国际反腐败的立法极为稀缺。从国内角度来说，腐败需要国家从源头和根本上加以治理，这不能一蹴而就；从国际层面上看，长期以来，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法律传统、人权观念及具体法律规章制度方面存在种种差异和矛盾，各国打击行动没有形成很好的反腐败网络，腐败分子也抓住国际反腐败机制中的“软肋”，利用各种漏洞去规避本国的法律制裁。
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比较
腐败不仅腐蚀国家的政治机体，也侵蚀公民的道德水平。当腐败超过一国国界成为全球问题时，需要通过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予以治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简称《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该公约的制定和生效，不仅可以加强各国国内的反腐败行动，提高反腐败成效，而且在国际社会倡导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更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
从实体法方面看，《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腐败犯罪较我国刑法规定更为宽泛，它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腐败行为，包括：贿赂、贪污、挪用公款、侵占财产、影响力交易、窝赃、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对犯罪所得洗钱、妨害司法等。如《反腐败公约》第21条私营部门内的贿赂指给予不正当好处以换取对方作为或者不作为，而我国刑法规定的商业贿赂犯罪中的贿赂仅限于财物，且犯罪成立要求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反腐败公约》的规定与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有不一致的地方，需要遵循特定程序对我国原有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
从程序法角度看，公约特别重视程序法的规定，大部分条款与刑事诉讼有关，对预防腐败的措施作了系统的规定；还规定了惩罚腐败犯罪的司法程序；并用较大篇幅规定刑事诉讼方面的国际合作。在《反腐败公约》生效后，我国在反腐方面的刑事诉讼要与公约的规定相一致，这将加速刑事诉讼法采用国际准则规范的进程。如公约所强调的腐败犯罪的证人应给予有效保护制度，对腐败犯罪造成的损害可以提请民事赔偿制度，以及财产返回所必须的缺席审判制度等，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都没有规定。但这些规定与我国奉行依法治国理念并不矛盾，将其纳入立法目标，填补这些空白并非难事。
三、借鉴国际立法探索建立中国反腐败治理机制
首先，《反腐败公约》对我国政府执政理念和职能转变的影响。《反腐败公约》中指出：“提倡廉政问责制和对公共财产的妥善管理”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反腐败公约》规定了关于公职人员任职等诸多具体规定，我国作为《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就应当执行公约的规定或将其转化为本国法律。像我国的《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等，应该将《反腐败公约》中的廉政、问责制和对公共财产妥善管理等这些原则理念融入自己的立法之中，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还可以促进我国的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
其次，规范上的突破。我国现行刑事立法虽一直在修改完善，但与《反腐败条约》不相吻合之处甚多。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我国国内立法与《反腐败公约》以及国际社会已有相关立法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基本上是根据我国国内需要而制定，在执行刑事诉讼方面涉外因素并不多，刑事实体法方面也与国际社会存在差距，所以，对现行刑事法律规范的革新尤为迫切，规范上的突破的途径是制定修改国内刑事立法，清理完善相关司法解释等。
最后，借鉴国际立法经验，加强国际合作，深入探索建立中国反腐败治理机制。腐败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要维护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就必须摈弃国际法是软法的性质，赋予国际刑法实际运行效力即强制性。总体而言，《反腐败公约》的出台及其生效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将有更多的正能量，它为我国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等法律的完善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借鉴联合国《反腐败条约》，结合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现状，构建中国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机制是迫在眉睫的工作。
参考文献：
[1]胡铭 国际执法合作：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主要视角[J] 学术探索，2005（01）
[2]邢爱芬 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国内立法研究[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