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纳入SDR对我国工业经济的影响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纳入SDR正式生效，标志着人民币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人民币“入篮”将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也对我国工业经济，尤其是工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挑战。
“入篮”生效后我国工业经济
面临的机遇与风险
面临机遇。一是我国工业贸易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工业贸易产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在进出口贸易中都占主导地位。2000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已近90%。人民币“入篮”生效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将被更多地用作贸易计价货币，我国工业制成品的主导地位将进一步强化，并加快我国工业制成品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结构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出口商品结构转变，提升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档次。而以往初级产品由美元计价的局面将被打破，我国进口初级产品的比例将继续上升，工业贸易结构将进一步得到优化。
二是我国工业企业融资难问题将得到一定缓解。我国工业创新能力不强的一大困境就在于创新投入不足，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用于创新是解决这个困境的有效途径。目前A股外资占比只有2%，但随着人民币“入篮”之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A股中外资配置比例将逐年提升，客观上为我国工业企业的资金融通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加之2016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国发〔2016〕41号），再度放宽外资准入，更多外资将获准流入我国工业领域。由此可见，我国金融体系管制将进一步放松，减少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有利于我国工业企业享用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和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加速我国工业结构调整升级。
三是增强我国工业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竞争力。根据IMF对SDR的条件，成员国可享用一种“便宜的融资”，成员国分配到SDR只需支付较低利息。因此，我国工业企業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可以更低的成本借贷，工业企业海外投资成本将大大降低。另外，“入篮”之后，直接采用人民币计价可以降低汇率波动风险以及减少汇兑成本，对我国“走出去”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可增强国际竞争优势，工业产品及配件的出口也将降低风险和成本。从长期看，有利于我国工业产品“走出去”，加速我国工业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
四是加速我国工业行业结构转型升级。人民币“入篮”后，意味着人民币将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作为支付货币使用，同时在国际汇率市场上可广泛兑换并直接使用，国际资本对我国直接投资可预见性提高。一方面，或可缓解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以低制造成本优势抢占我国“世界工厂”的趋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我国直接设厂以及高端制造业设备和零部件的大量进口将倒逼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部分落后产能和低端制造业厂家将在此趋势下逐渐淘汰，倒逼企业向产业中高端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转型。
潜在风险。一是警惕短期内人民币大幅波动，部分行业企业成本突增。截止到2016年10月25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7，累计下跌912个基点，下调幅度超过1.36%，刷新六年来最低。此次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大幅波动，与“入篮”不无关系。一方面，由于人民币贬值引发本币资产估值快速下降，造成我国部分工业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资产缩水严重，企业的财务成本突增；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自2014年历史高点至今下降了约8000亿美元，不得不采取稳汇率的手段，采取外汇管制，这导致我国有进出口贸易的企业资金使用成本上升，特别是对高度依赖原材料或能源进口的行业将产生不利影响。以煤炭进口为例，人民币汇率单次贬值2%，对用煤企业而言每吨成本将增加至少0.5到1美元。
二是警惕美国主导的交易和清算规则对我国相关政策有效性的冲击。虽然人民币“入篮”之后，降低了美元和欧元的权重，但美元占比41.73%，仍是SDR权重最高的重要货币，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因此，在人民币“入篮”之后，美国仍会利用其主导的金融交易和清算规则，要求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承担更多的“市场化责任”，从而影响到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进一步而言，则是对我国产业政策引导效果产生冲击，考验我国工业企业对国际金融环境的趋势把握和风险管理能力。
对策建议
一是深化金融改革，探索对外投资开放新模式，为工业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第一，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完善利率调控架构和基准利率，提高金融机构定价能力，结合不同工业行业领域特点，有选择、有策略性地开放外资准入领域，规避国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冲击。第二，在汇率形成机制方面，适时扩大汇率弹性、波幅，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机制，鼓励工业企业把握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相对有利时机，加快高铁、电力、通信、工程机械、电子等我国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扩大优势产品出口，逐步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第三，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探索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中可兑换的多种可能性，提升工业企业外贸和投资的便利度，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从重管理转向重监测分析。
二是运用政策工具，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管理和监测，降低汇率变动对我国工业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首先，合理运用价格型、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完善政策组合，优化调控体系，调节市场流动性。其次，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政策透明度，完善与市场的沟通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工业经济受汇率震荡带来的波动。再次，在外汇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维护外汇市场的稳定运行，确保我国工业经济始终在可控可监测的范围内运行。同时，针对短期资本跨境流动，可通过建立跨境资金监管预警体系、资本流动监测系统、企业外债管理系统以及覆盖机构和个人各种交易数据的数据库等，加强跨境资金动态监测。
三是引导工业企业树立汇率风险意识，加大研判力度，增强企业风险防控能力。人民币“入篮”后，有必要引导工业企业，尤其是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尽快建立人民币汇率分析机制，防范汇率双向波动的风险。从制度上设置汇率涨跌波动的容忍机制，合理适当运用汇率避嫌工具，如远期结售汇、远期外汇买卖等金融衍生工具对境外资产在汇率短期大幅波动时的套期保值，对冲汇兑风险。另外，外向型工业企业还应随时关注与汇率波动相关的各国政治因素，如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因人民币汇率波动引发的贸易争端事件，如欧盟要求WTO审查我国12种原材料出口设限行为。（秦海林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禛为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