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
企业走出去是新形势下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我国更好的参与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解决我国产能过剩、资源紧缺、制造业成本上升、国际收支失衡、外汇储备过多、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并通过走出去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其整体实力。
企业走出去现状
对外贸易方面
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货物进出口总额大。201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为41603.3亿美元，年增长率虽低于8%的增长目标，但也达到7.6%。其中，出口总额为22100.4亿美元，年增长率为7.9%，为全球之首；进口总额为19502.9亿美元，年增长率为7.3%，为全球第二。
货物进出口差额大。2011～2013年中国贸易差分别为1549亿美元、2303亿美元、2597亿美元，占当年外贸进出口总值的比例分别为4.3%、5.9%、6.2%。
进出口贸易结构和方式有待完善。2013年我国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12655.38亿美元，占总额的57.3%；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4618.4亿美元，占比20.9%。分地区来看，2013年我国西部地区外贸增长17.7%，占比6.7%；中部地区外贸增长13.6%，占全国总值6.8%；东部地区外贸增长6.6%，占比86.5%。从国际来看，2013年，欧盟、美国、东盟、香港和日本为我国前五大贸易伙伴，其中欧美日占我国外贸的33.5%；同时我国对东盟、南非、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双边贸易增长迅速。2013年，一般贸易进出口2.2万亿美元，占我国总值的52.8%；加工贸易进出口1.36万亿美元，占比32.6%。2013年我国出口贸易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11.3%，外商投资企业占比47.35%，其他企业占比41.5%。我国企业走出去方式偏粗放型，集约性程度有待提高，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最为迅速，贸易对象较集中。
对外直接投资方面
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大。2013年，中国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
对外投资行业、地域分布不均。2013年，我国九成的对外投资流向商务服务业（294.5亿美元）、采矿业（201.6亿美元）、批发和零售业（136.7亿美元）、制造业（136.7亿美元）、建筑业（65.3亿美元）和交通运输业（25亿美元）。2013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以广东、山东、江苏、北京、浙江、上海、辽宁、海南等地居多。2013年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七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达到654.5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72.6%；其中对香港、欧盟和日本的投资处下降趋势，对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东盟的投资处上升趋势。
瓶颈思考
体制制度限制
相关法律制度和法律援助体系不够健全。我国企业在面临国际经营维权和国际诉讼时，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援助来支撑，使得一些中小企业走出去时孤立无援。
对外投资政策限制。我国对外投资的相关管理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外汇政策等还需进一步完善。例如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融资难题，融资渠道过于单一，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缺乏相关资金支持政策。又如企业境外投资所得的税收抵免相关政策需要进一步改进，需要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展税收协定的合作等。
咨询指导服务体制限制。企业走出去，需要政府提供健全完备的咨询指导服务，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市场指导，这方面还很欠缺。另外，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审批程序繁琐，时间过长，不利于资金和人员出境。
资源限制
我国的出口贸易仍然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资源、能源和工业原料，且很多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如煤、铁以及其他金属矿产资源等，商品出口的粗放型模式，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环境限制
贸易保护主义形式严峻，贸易摩擦加剧。据中国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共遭受反倾销案件854起，成为连续遭受反倾销起诉的最多的国家。
“中国威胁论”的肆意传播。中国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失衡，使得国际上一些出于“保护”自身的经济而妖魔化中国的对外经济行为，使得企业走出去受阻。
外汇风险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不利于中国的出口贸易，也不利于企业走出去。
此外，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习俗、法律规则、税收等体制的差异造成我国企业沟通不畅，摩擦加剧。
企业自身条件限制
企业自身实力不够。企业竞争能力不强，缺乏资金、品牌、核心竞争力和营销网络，抗风险能力较差。
成本优势消失，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我国企业出口产品主要依赖于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但是随着资源压力的加大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以及劳动力工资的提升，这一优势逐渐消失。
抵御国际经营风险和适应国际环境的能力不够。一些企业对投资所在地国的经济、政策、金融、资源、法律规则和文化习俗等环境不熟悉，导致“水土不服”。
战略研究
政策支持方面
完善企业走出去的管理、服务政策。完善审批程序，严格审核企业境外投资资格，适当鼓励中小型企业走出去，简化相关核准程序和内容，减少审核部门，统一标准，提高审批效率；完善境外投资法律体系，让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中国企业真正有法可依，有效应对对华反倾销诉讼，能依法维护它们的合法权利；建立国际经营与投资的相关咨询服务系统，为企业的境外投资经营提高专业的、全面的、及时的信息；建立援助服务系统，为境外的中国企业提供包括法律、财务、税务等相关服务援助；建立跟踪管理系统，跟踪了解企业走出去的实时情况，登记记录重要情况和问题，及时引导。
完善相关货币、财政、金融和资金支持政策。要制定“走出去”国家政策扶持导向目录；放松对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制，加快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放宽持汇、购汇及汇款额度和允许境外投资利润作为投资使用外汇方面的扶持；创造条件联合其他各类金融机构与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起支持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为客户资产全球化配置提供包括资产管理、信托、基金、证券、保险等在内的多元化、个性化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拓宽融资渠道，同时在商业性信贷和优惠信贷等方面给予融资方面的扶持；设立专项资金、直接补助、贷款贴息等给予资金方面的扶持；营业税、出口退税等给予税收方面的扶持。
开展灵活配套外交。应开展灵活外交，加强国际合作和沟通，应广泛参与包括双（多）边投资协定及避免双重征税条约的谈判和签订，为我国企业争取公平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进行人才培养和支撑体系建设。联合社会各界资源开展国际经营型人才培养计划，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专业的、有竞争力的人才支撑。
企业自身方面
注重企业自身实力提升。首先，我国企业要注重技术创新，改变粗放型的企业出口商品结构，减少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出口，增加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最大化增加其附加值。其次，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树立品牌，注重公司优秀企业文化的营造，完善销售网络等。再次，要重视企业跨国形象的构建，要引导和营造良好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要主动借助驻外使领馆的帮助搭建自身与所在国的沟通，以增进互信，减少境外投资经营的阻力。同时要注重国际性经营人才的培养和招聘，为企业增强人才储备。最后，企业要熟悉国际经营的相关规则和法律，熟悉国际经营环境，慎重选择境外投资地和市场，并了解所在地的政治、经济、人文环境，不打无准备之仗。
建立风险防御机制。一方面，我国中小企业可以根据业务、市场、投资目的地等的相近性选择团体式走出去方式，以避免单个企业力量弱小的劣势，增强应对国际经营争端的能力。另一方面，单个企业内部也要有完备的风险防御机制，包括一系列的预防规避策略，以及在权利受侵时如何维权的一系列程序和策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