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生 1936年生于福建长汀，195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并留校任教，1985～1998年历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副社长，是香港回归中国历程中一位重要见证者。
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言人期间，深受香港媒体“追捧”，其聪敏温善和机智对答给港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被称为“微笑外交家”，脸上有“50年不变的笑容”。
回归过程并不平静
《同舟共进》：您曾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在港工作13年，见证了一段特殊的历史，能否请您谈谈这13年的经历？
张浚生：自1985年7月至1998年4月，我在香港工作了整整13年，可以说人生中最好的青春年华是在香港度过的。“生逢其时，躬逢其盛”，我为有机会参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这一大事感到十分幸运。我并没有参与香港回归的谈判，只能说比较了解。当时代表中方参加谈判的代表团团长先是章文晋（1991年去世），后是姚广（2003年去世），最后是周南。周南还曾代表中方草签《中英联合声明》。
中英之间就香港问题的谈判，是以1982年9月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会面拉开序幕，后经多次会商，解决了会谈的程序问题，并于1983年7月12日正式开始。历经近两年时间共22轮的谈判，两国政府首脑终于在1984年12月17日共同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进入了长达12年的过渡期。
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已明确宣示，但回归的过程并不平静，中间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客观上难以避免的一些困难，例如：在过渡期头几年，由于一些人对香港的前途心存怀疑，香港出现过一段移民潮，人心有些浮动；港英政府在香港大打“民主牌”和“民意牌”，搞所谓“还政于民”和要建立一个“植根于香港的政府”，其实质是抗拒“还政于中”，并挑起了长时间的争论，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有影响；1992年新任港督彭定康来港后，根据英国政府对中国形势所作的错误判断，在政改问题上坚持不与中方商量，提出了“三违反”的政制改革方案，引起激烈的争论；中英双方就香港1994年与1995年选举问题进行了长达17轮的谈判。谈到第16轮时，中英双方本已可能达成协议，但是英方执意坚持不合作，在第17轮时换了谈判代表，他的任务不是谈判，而是宣布谈判中止。
1987：中央深夜开会决定救“港市”
《同舟共进》：香港过渡期内出现过一些“波动”，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张浚生：“波动”当然有过，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发生什么问题，中央政府都是严格按照既定方针政策，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确保香港在过渡期内繁荣稳定，并达至平稳过渡、顺利回归。
1987年10月，因受纽约股市的影响，香港发生股灾，一周之内恒生指数暴跌47%，一时间香港社会人心惶惶，港英政府也很着急，先是通过汇丰银行的老板，后有港英政府官员亲自出面，提出要求香港中国银行参与托市。当时我们一边把港方的要求向中央反映，一边密切注意全球的股市特别是纽约股市的情况。在最紧张的几天，我们（香港新华分社）几乎彻夜不眠坐在会议室里，白天不停地了解香港股市的起落，晚上则每半小时收听一次纽约股市的情况。同一时间，中央也深夜开会讨论，决定参加救市。
又如香港新机场建设问题。对于港英政府提出要建设一个新机场，中国政府一直是支持的，但因为这个工程要跨越1997年7月1日，我们坚持这些巨大工程必须和中方协商，以控制建设成本，不让港英政府在过渡期以搞基本建设为名花光财政储备甚至举债，而让未来的特区政府背债。正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坚持，经过艰苦的谈判，1991年秋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控制住了基本建设的成本，这样才使得在香港回归时留下近两千亿的财政储备，加上当时由中央政府通过土地委员会中方代表管理的土地基金在回归后交给特区政府1971亿港元（其中430亿是通过基金运作得到的）。正是因为有了这超过4000亿的财政储备，香港特区政府才能在最初几年顶住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困难，有资金托市，并有能力应付前几年的财政赤字。
再如我们与末任港督彭定康先生就其提出的“三违反”政改问题上的斗争，进行了相当长时间，有时争论甚至非常激烈。最后因“直通车”方案被破坏，我们不得不“另起炉灶”，成立“预委会”，成立临时立法会。
此外，还有诸如所谓“人权法案”问题、居英权问题，以及英国企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等等，中英之间都有过斗争。
西方媒体：“解放军会不会出动？”
《同舟共进》：回归前夕的气氛怎么样，有没有遇到“意外”情况？
张浚生：由于中央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正确，内地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在这期间对香港开展了有效工作，经过12年的过渡期，到回归前夕，我们完全不感到有什么紧张。要说紧张，只是当时在工作上非常紧张。回归时也没有出现什么意外情况，可以说非常顺利。因为彭定康坚持不合作，中央为保证香港平稳过渡，根据邓小平“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另起炉灶”的指示，及时成立了香港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提早两年半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备工作，所以工作虽然紧张，但始终有条不紊。
香港回归如此平稳顺利，在我们看来是历史的必然，但许多人，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一些传媒确实是意想不到的。1997年6月29日我应约会见了美国CBS广播公司采访香港回归新闻的顾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敦白先生。会见时他因受西方国家来港采访的新闻界之托，问过我一个问题：“如果在明天（6月30日）晚上，香港有大批的人上街游行，反对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你们的解放军会不会出动？”
我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他还以为我不愿回答，也怕是这样的问题会对我有所冒犯，一再解释：如我不愿回答，也可不回答；如果有所冒犯，请我不要介意。我说没有什么冒犯的，也不是不愿回答，只是感到好笑。然后我详细地对他解释：你讲的情况决不可能出现，明天的庆典一定很顺利。你已经来香港好几天了，现在香港的情况是“欢喜庆回归”。他听了不作声，我进一步说，就算出现如你所说的情况，在1997年6月30日午夜12时前，治安由港英政府警察负责，港英政府警察将近两万人；而在1997年7月1日9时之前，在香港只有707名解放军，其中198人是先遣队员，不带枪的，解放军出动有什么用？何况《基本法》规定出动解放军有严格程序，即要由特区行政长官提出，经中央政府批准。1997年7月1日前特区政府还未成立，特区行政长官还未上任呢！他表示，这一点很有说服力。
1997年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和特区政府成立仪式既隆重又热烈有序，在这期间香港各界组织了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香港社会呈现一派安定祥和的气氛，连本来经常可能发生的一些街上的小纠纷都没有出现。
邓小平：
“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
《同舟共进》：您如何看待回归后这10年走过的路？
张浚生：10年的风雨历程证明我国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有强大生命力的。
香港回归后的头几年，因亚洲金融风暴等事件的影响，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我对此曾写过一篇文章预言“困难是暂时的，香港经济一定能复苏”。当时因为香港的经济状况变差，市民的思想不稳定，社会也有一定动荡。我认为造成这种状况，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1997年下半年由泰国引起的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香港原来就存在的严重的经济泡沫爆破，导致香港暂时的波动。尽管如此，由于香港保持着诸多优势，加上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香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只要不迷恋过去的泡沫，不再抱着过去一段时间存在的优势感，调整好心态，就能找到新的发展路向。不要过多争论，尽快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