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帝国理论的生命政治思想初探
摘要：生命政治概念能够相对系统化地进入大众视野，福柯在这个方面是功不可没的，而奈格里与哈特根据马克思的相关思想理论和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以新时代所面临的社会变化来建构其理论框架和批判逻辑，从而形成了具有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生命政治思想。奈格里与哈特对当前世界秩序的讨论与研究，毫无疑问，这不仅充分地展现了他们独特的学术风格与鲜明的创新精神，也为我们了解全球化时代下的政治秩序、劳动范式等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关键词：帝国；生命政治；非物质劳动：实质吸纳
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4.0012
关于生命政治的概念福柯既不是开启者也不是终结者，福柯之后有很多学者都有讨论生命政治的问题，如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教授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激进思想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从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脉络来看，他认为生命既不是政治的基础也不是政治的对象，而是将生命置于政治秩序的中心，让生命在权力与知识的框架下运转，让生命个体承受各种连续不断地规训、矫正、排斥机制的渗透，由此展现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1]，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无法逃脱“身陷囹圄”的命运。这位20世纪极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所传达的更多的是对具体历史的研究与考察，进而对现代性话语展开激烈的批判，并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有效解决策略与方案。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概念与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显现的是前者对后者的一种改进与修正，阿甘本在阐述其生命政治思想过程中对古希腊语中zoe 式的生命与 bios式的生命进行了细致的区分，由此牵引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统治下，社会成员体现的是“赤裸生命 ”的生存状态，并认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充满血泪的集中营，这个集中营便是“现代生命政治的范式”[2] 。而哈特与奈格里相对于福柯与阿甘本来说，他们对未来社会有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秩序进行了理论分析与批判，并试图找出革命的潜能以及尝试勾画出某种历史趋势。
一、奈格里与哈特生命政治概念的提出
奈格里与哈特对生命政治思想的阐发与他们对现代政治秩序的考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以下简称《帝国》）一书中，他们是通过对当前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秩序的质疑来揭开其论述序幕的，他们认为当今世界政治秩序构造正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并猛烈地批判了霍布斯式思想和洛克式思想的国家主权观念，认为随着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和日益扩大，以及全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输出和急剧扩张，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历史过程，一种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3]序言1奈格里与哈特认为这是一种在全球化语境中所产生的全新的统治世界的政治秩序，也是一种可以在全球层面上有效地支配与主宰一切的主权形式，他们将其称之为帝国，即一种有别于欧洲大国、美国、日本所推行的建立在民族国家主权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的全新的政治秩序、逻辑结构和政治主体、一种离散的网状的统治形式。简单说来，处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的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世界政治秩序，而帝国主义的统治逻辑正在面临着衰落，甚至走向崩溃。于此，他们进一步阐述了帝国与现代帝国主义的区别：
第一，帝国是一个去中心、去领土化的机器[4]。但是，他们重申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说民族国家主权不再重要而是说民族国家主权不是帝国的基础。第二，帝国主权有着强劲的包容性、纳入性与开放性，这是一种具有网状形态的网络权力，从而使得内外之别不再清晰。但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不再存在等级与隶属关系，不再存在贫富之分。第三，帝国虽然依旧存在诸多矛盾与冲突，但它们都内在于网络权力之中，有着和平的景象。最后，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作为维持全球资本与保证全球秩序的主权形式——帝国，并不是已经存在的客观现实，而是奈格里与哈特基于马克思的历史趋势的分析方法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秩序所作的说明与解析[5]。
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政治秩序下，政治经济的内在结构会发生质的转变，权力建构可以生成全新的统治模式，这表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入到了又一崭新的发展阶段，即面对着从现代向后现代、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转换。在后现代社会形态以及帝国主权统治的语境中，追寻帝国统治机器的如何运转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因此，这就需要探究帝国机器内部的物质状况，“我们的分析现在也必须深入到那个物质性层面，在那里探察统治范式的物质转型。我们需要找出生产社会现实的各种力量与途径，同时我们也要确定驱动这一生产的主体。”[3]23因此，奈格里与哈特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搜寻帝国机器的生产力基础上，仔细研究了在这种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劳动组织形式、生产方式等方面所发生的改变，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以及逻辑语境与结构中，奈格里与哈特开始转向求助于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并结合自己的帝国理论对其进行重新的解释与描述，从而形成具有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生命政治思想。
二、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的关系
不难发现，在奈格里与哈特的著作以及其相关论文中，“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概念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虽然对“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两个概念都有过或多或少的论述，尤其是“非物质劳动”概念，他们对其进行了相对充分的阐释，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详细的讨论，甚至在表述这两者概念的时候也显得相当的暧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进行研究与阐发。
（一）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概念
奈格里与哈特的非物质劳动思想得益于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这尤其体现在对意大利学者莫利兹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非物质劳动”概念的继承与发展上。奈格里与哈特认为，自治马克思主义者把注意力放在了智力和非物质方面，却忽视了肉体的生产力和情感的价值，因此，被这个群体所遗漏的内容得到了他们的高度关注，并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他们将“非物质劳动”表达为“创造非物质性的产品，例如知识、信息、交际、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并认为可以从两种主要的方式来认识非物质劳动，第一种方式主要为脑力或语言的劳动，例如解决问题、符号型与分析型的任务及语言表达。这种非物质劳动产生思想、标志、规范、篇章、语言、符号、形象及其他类似产品。另一种主要的非物质劳动我们称之为“情感型劳动”。……情感劳动是一种可以生产或控制如舒适感、幸福感、满意感、兴奋感，或者激情感的劳动。”[6]108而对于“生命政治”概念，奈格里与哈特说道：“把‘非物质劳动’理解成‘生命政治劳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去了解，去把握这个概念，即‘不仅创造物质产品也创造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生活本身的劳动’。”[6]109“我们把这种新的主导性生产方式称作‘生命政治生产’，来强调它不仅包括严格的经济意义上的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也涉及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和政治各个领域的生产。这种生命政治的生产及其对共同点的扩展是今天建立全球民主的可能性的有力支柱。”[6]px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