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国民教育思想述略
文章结合蔡元培的国民教育活动实践，从国民教育的宗旨、内容以及方法逐一剖析，指出他倡导的国民教育，是一种全面的、全民的教育，也是一种社会教育，仍然能够提供今天的国民教育事业发展重要的参考价值。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汉族，浙江省绍兴县人。他的职业生涯曾经先后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中法大学校长等。考察他人生整个历程，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国民教育的提倡者，在建立和发展我国近代社会教育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蔡元培的国民教育实践活动
民国初年，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期间，“为提倡成人教育、补习教育起见，主张增设社会教育司。”倡导国民教育属于首创，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教育总长任内，他还通令全国各省重视推行国民教育，督促办理南京通俗教育馆，赞助成立中国社会教育研究会，整顿京师图书馆，准许民众借阅图书等。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一方面积极倡议在校内开办校役夜班、平民夜校，让平民百姓走进大学；另一方面又大力助威平民教育讲演团和通俗教育研究会，鼓励师生走出校门，从事国民教育。在任大学院院长时，他又在大学院内设立社会教育处，并通令全国各省市，规定国民教育的经费应占全部教育经费的百分之十至二十，以保证国民教育的实施。蔡元培认为“窃以通俗教育在二十世纪中，实为当务之急。”（1916年12月27日《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通俗教育”即是国民教育。其作用主要包括：（1）“济教育之不平，而期于普及。”由于社会呈现诸多不平等，造成社会上纷争不断。蔡元培认为社会教育可以促进教育的普及与平等。不仅仅限于义务教育，还包括成人教育。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已普及了义务教育，但仍没有实现教育平等。“近时欧西各国，义务教育虽已甚完备，然此制仅施之全国学龄之儿童，且所授者仅为初级之普通知识。若高深之学术，则仍为有力者所垄断。各国贤者，已图力矫此弊。”采取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开展国民教育，使社会上的成年人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在中国，儿童大量失学，乡村尤甚。同时，蔡元培认为“顾三四十年来，乡里儿童就学者，不过十之二三，失学者十常七八。以如此多数失学儿童，俟其成年，再行施教，难免事倍而功半。但欲一一纳诸学校，非惟现在国家财力容有未逮；即儿童本身，往往因贫因而不得不工作以求生，虽欲入学而势亦有所不能，是我大多数之国民，永无识字读书之机会矣。”为此，蔡元培积极提倡“厉行义务教育”。例如，1927年10月担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之际，通令全国各省、区、特别市教育行政机关，必须严格制定本区域关于实施义务教育的计划，计划制定完成之日始，在两年内必须减少百分之二十的失学儿童。作为补救办法，蔡元培宣传倡导在全国内“推广民众补习教育”，主张打开大学之门，让平民也有就学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又鼓励大学师生走出校门，为民众办教育。因而，他对于当时大学生设立平民夜校，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举动，深表赞赏，给予充分肯定。此外，蔡元培还要求各种国民教育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等，也都应该向社会民众开放。（2）学校教育与社会互动。当时由于深受科举制度遗留思想的影响，学校或学堂毕业的学生，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造成社会上对他们颇存非议。究其原因至于“是学校与社会不能联络的结果”。因此，需要强化学校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促使学校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蔡元培本着这一原则，积极提倡教师和学生要经常走出校门，到民众中去；平民也要走进学校中，感受学校熏陶。如此一来，势必加强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使知识分子和平民之间不再存在隔阂，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北京大学教授与学生担任科学演讲，及创办平民学校，并发行白话书报，以增进平民知识。遇有国家重大事发生时，普通人民不注意，北大学生乃大声疾呼，为国民先导。”尤为重要的是，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工人、农民、店员等生活于社会下层的平民接触过程中，对社会有了进一步认识，促使他们世界观的转变，为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蔡元培的国民教育思想是他整个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近代社会教育思想中一个独特的、有重要影响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国民教育的宗旨
国民教育作为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不同的一种教育形式，它的宗旨自有其特殊性。1931年11月16日，蔡元培担任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教育组审查委员会主席时，明确国民教育的宗旨在于：“必须使人民认识国际情况，了解民族意义，并具备近代都市及农村生活之常识，家庭经济改善之技能，公民自治必备之资格，保护公共事业及森林园地之习惯，养老、恤贫、防灾、互助之美德。”
三、国民教育的内容
1.道檀教育。蔡元培一向重视国民道德教育。民国初年，他积极提倡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国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思想，尤其强调国民道德教育，“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1928年8月，在大学院拟定教育宗旨时，蔡元培提出“恢复民族精神，发扬固有文化，提高国民道德”，“宣扬平等精义，增进服务社会之道德”等。在国民教育中，他也把道德教育置于重要地位。他主张消除封建专制思想有力武器在于对民众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教育。“三民主义，为今日教育上训育之标准。在社会教育上，应如何按照个人地位，分别指导，此为今日所应先决之问题。应对民众进行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教育，以人人平等的观念去取代封建等级观念，以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代替男尊女卑、买卖婚姻。”同时通过社会教育，革除民众中存在的各种愚昧落后的陋习。
2.识字教育。蔡元培指出，针对当时中国四万万人口“不识字者，居其大多数”。蔡元培认为国民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与基础，而中国文盲充斥，要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有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无论有何等完善的宪法，是不过供少数知识阶级的工具，于全民是没有关系的。”因此，他大声疾呼对国民进行识字教育，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在对民众进行识字教育时，需要重视国语普及。于是，蔡元培被推选为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1931年8月，全国国语教育讨论会在上海举行，通过了《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厅局推行社会教育应切实注重国语案》，提出具体办法四条：一是各级教育机关办理社会教育人员，必须认识注音符号，会作国语文，否则不予录用，二是民众学校首先应教授注音符号，以便帮助识字；三是民众读物以及各项文告应用国语文编辑，文字旁边均须加注注音符号；四是民众教育馆、图书馆、阅报处等公共场所，应购办国语图表、注音书报、注音符号机片等，设法陈列，广为传习推行。1934年1月，蔡元培又将上述四项办法，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切实厉行”。可见他对于在国民中推行国语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