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亚，100岁，原国民革命军第5军战士，与战友在昆仑关战役中攻破一个日军碉堡，现居长沙；
宋老夯，95岁，1938年参加国民党部队，身体多处负伤，1945年返乡务农，现居河南；
陈士麟，93岁，曾任国民党重庆军部警备司令部情报组组长，在昆明一公厕旁住了30多年，刚刚搬进老年公寓；
……
他们都是留在大陆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用自己的鲜血阻挡过日本人的入侵，然而抗战胜利后长达68年的时间里，他们或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或生活贫苦无人照料。
老兵们的处境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刚的注意，并提出关于优抚抗战老兵的建议。6月4日，民政部作出回复，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与社会困难群众一样，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并可优先优惠进入敬老院、福利院。民政部还建议各地党委、政府在重大节日邀请原国民党的抗战老兵参加并予以慰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认同国民党抗战老兵的身份。
被“遗忘”的老兵
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抗战老兵，曾经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
“没有人管他们，军人的优抚政策不包括他们，抗战纪念活动也不让他们参加。”周德蓉气呼呼地说。她是云南“关爱抗战老兵”计划项目办公室主任，也是一位老兵的后代。她父亲曾任中国远征军空军地勤大队长。2006年父亲去世后，周德蓉和一些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子女一起成立了云南“关爱抗战老兵”计划项目办公室。几年来，得到过她帮助的国民党抗战老兵有80多名。
7月5日，周德蓉带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探访了家住昆明的国民党抗战老兵张明仁。91岁的张明仁是湖北人，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入伍。在新兵连受训6个月后，他被分配到在武昌的第二师六团重机枪连。张明仁参加过武汉保卫战、昆仑关战役，曾作为中国远征军西征缅甸，后留在了云南。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张明仁所在的41军邮局接到通知要在1946年3月前撤销，于是他退伍复员。因为曾经的国民党士兵身份，张明仁找不到好工作，只好在昆明宝善街摊贩市场谋生，1958年他终于成为昆明市电筒厂工人。“文革”中，张明仁受过冲击，但因为他只是一名普通士兵“受罪较少”。1984年，张明仁退休。
现在，张明仁和老伴租住在一处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里。老伴已经瘫痪，整日卧床不起，他则住在客厅一角的一张宽不过60厘米的床上。抗战时，张明仁的右腿被敌炮炸伤，行动不便。但因为房子没有单独的洗手间，每天老人都得出门和另外4家一起合用一处只有一个坑位的厕所。上个星期他下床时不慎跌倒，右臂缝了6针。为了照顾两位老人，张明仁的儿子张松生不得不辞掉工作。
“父亲从未跟我提过以前的事。不敢说，也不愿意说。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昆明发起了重走滇西抗战路的活动。我父亲悄悄去看了启动仪式，回来后他显得很高兴。”张松生说，后来老人曾经试着寻找当年的战友，但发现他们大多已不在人世了。
记者问张明仁有什么困难，需要哪些帮助。由于耳聋，说了几次之后他才听懂。“平平安安就好。”老人如此回答。周德蓉告诉张明仁，要保重好身体，老人连声说：“谢谢政府。”
“跟他们说过很多次，我们是志愿者，不在政府工作。”周德蓉说，“可他们还是把所有来看他们的人都当成是政府派来的。”
采访结束时，周德蓉提议大家合张影。张明仁急忙让儿子打开抽屉，小心翼翼从里面拿出一个缎带围在胸前，上面写着：“为祖国而战，抗战老兵一生光荣自豪。”
另一位国民党老兵，95岁的张廷芳情况则要糟糕得多。1939年，张廷芳考入重庆国民党空军飞行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据张廷芳的表弟廖华红回忆，张廷芳曾经当过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的翻译，随张治中一起参加过国共和谈，后来成为昆明电台台长，每个月的工资有“二两黄金”。
1949年12月9日夜，卢汉将军率领云南省军政人员，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张廷芳参与了这次起义。1951年，张廷芳回老家过年，第二天即被逮捕，7年后释放，随即又被关入麻风病院。此后，张廷芳一直在医院当清洁工，退休后他没地方住，恰好当地有支部队搬走了，张廷芳就在部队留下的养鸡棚里住了20年。
志愿者去看他的时候，张廷芳拉着志愿者的手一直说：“我想不通，想不通啊！”张廷芳明确表示不愿意住养老院，只希望政府能对自己的过去有个“肯定说法”。
“我们的汗没有白出”
“这不是真的吧？”听到民政部关于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政策时，志愿者王力第一反应是怀疑。她清楚地记得，2004年实行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明确规定，居住在大陆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不属于优抚对象范围。得知民政部的答复千真万确时，王力愣了一下，喃喃道：“我们的泪没有白流，汗没有白出。”
实际上，为了帮助国民党抗战老兵，很多人都付出了努力。
7月5日下午2点，云南“关爱抗战老兵”计划项目办公室的20多位志愿者聚在一起，讨论下一步如何更好帮助老兵。开会的这间办公室宽敞明亮，是云南企业家高飞免费提供的。“2011年我们搞了一次老兵聚会，他第一次来，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没多久，高飞气喘吁吁抱回来两大箱保温杯，给老兵和家属们一人发了一个。”周德蓉说，“高总还利用他在缅甸做生意的关系，找到了很多老兵。”
同样关注老兵的还有远在深圳的孙春龙。2005年，还是记者的孙春龙去缅甸金三角采访毒品问题，遇到当地一个国民党老兵，当孙春龙追问他的身份时，老兵非常愤怒，指着孙春龙的鼻子说：“你说我们不抗日，你去国殇墓园看一下，看看我们那些兄弟是怎么死的！” 2008年初，孙春龙去了腾冲的国殇墓园。几个月后，他专程赴缅甸采访远征军老兵，从此走上了关爱老兵的道路。2011年，孙春龙辞去在新华社的工作，和高飞等人一起成立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发起了“老兵回家”、“老兵关爱计划”等一系列活动，截至2012年11月，基金会累计筹措并捐出资金逾200万元（含物资），受益老兵人数约15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