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与民风
多年来我对民俗文化极有兴趣，对乡村社区的生存状态的观察也比一般人用心细致。
古代政权的治理，只到县治一级，县以下交由乡老与族贤自治，所以古代的行政官员比较少。一县之郡，“公务员”不外乎几十人。而乡老与族贤的乡土管治，最高目标便是三代无犯法之男，也无再嫁之女。
过去连州阳山乡村有很多拳师教头，正月里往往以狮团的形式带本村徒弟，去当年的师兄弟或同宗的外村拜访，往往在晒谷场上舞一堂狮子，再表演各种器械套路与拳法（都是庄稼把式）。我感觉这里面除了宗亲社交的功能外，也有相亲的意思，外村姑娘如果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大约会托人问问。
现在，外出打工浪潮对这类民间活动有摧毁性的破坏。我说这些，是我认识到，在祭祖、舞狮等轻松的公共文体活动中，大家身份彼此认同，会让团结互助的意识慢慢渗透心中，消解缓和了平时劳动生活中积累的一些矛盾。在今天看来种种匪夷所思的封建陋习与族规，与当年的生产力、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甚至感觉古人早婚的原因也莫外于此。因为古代外出求生，环境险恶，除了各种陷阱与风险，还有病痛的折磨，稍不留意便有尸骨无存的可能，外出之前早早成婚，留下血脉，延续香火，也是家长们无奈的变通。
本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旧有的文化在缓慢复兴、重建，但这个过程被来势汹汹的工业化浪潮打断。乡村青壮倾巢而出，变成建筑工人或流水线上的工人。同时，拜金主义的盛行，使传统有道德的热心公益的权威人物也逐渐被新的爆发户代替，但爆发户往往缺乏乡望与文化素养来支撑其作为社区领袖。从群体上来说，他们本人对社区的公共事务也缺乏参与的热情与解决能力，所以他们极难从有钱人变成新一代的乡贤族老。另外，民俗文化也因青壮外出少了传承的载体，日渐沦落，我本人还能翻筋斗，跳八仙桌，会耍两路八斩刀。而年青的一辈，连种地耕田都忘记了，更遑论其他。我父亲那辈人，有谁不会竹编及其他一些简单的手工？
尤其让我痛恨的是，近十多年来“六合彩”好像恶魔一样横扫华南乡村，连穷乡僻壤也不放过。从我做记者开始，每次行走乡间，见到农民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被骗，良善风气被摧毁，真的是痛心疾首。
民风的败坏会造成每个人生活的极端不便与增加生产成本，重建乡村社区的风气，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益，我对民风的重建有信心便是来源于此。但民风的俗成约定需时太长了，毕竟一个人道德观念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了道德观念能知行合一又是一道更高的门槛。在目前这个阶段，我甚至觉得一地一村，重建良好的社区民风比发展经济更重要。因为我知道，一个没有良好民风的地方会长期陷于贫困。所以无论怎么艰难，对家园的建设也要从点滴做起。
年轻时总想做大事，不屑做小事。近年来有所改变，认同刘玄德说的“勿以善小而不为”。乡村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所，灵魂栖身的家园。
海外华人对传统的重视自然有其心理需要。人在海外，无根无源的漂泊感很强，身份的标识就是文化传统，所以他们比在家乡的人更为讲究各种风俗传统在细节上把握与铺陈，这是心理安慰也是身份的自我认同。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侨务报刊干活。一个人懒得做饭，每个星期好几个晚上都跑去省侨办国外处蹭接待饭，常和一些侨领吃饭，听多见多之下，对华侨华人的心理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