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重庆银行公会主席，还担任过两届陪都临时参议长
11月16日，康心如诞辰120周年。重庆历史名人馆举办了一场纪念会，追思这个曾在中国金融界叱咤风云，并为八年抗战作出贡献的大金融家。
康心如的名字，现在已被很多人遗忘。但在1940年代，他掌舵的美丰银行，曾是陪都重庆的地标之一，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等，也都有他的投资。他曾是重庆银行公会主席，还担任过两届陪都临时参议长。
这位金融巨头的生意经，在解放前后发生了转折，美丰银行于1950年4月停业。建国后，他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民建中央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
就在美丰银行淹没于历史尘埃之时，那段岁月却一再被曾经的老员工萦怀。从2002年起，他们发起美丰联谊会，聚首话旧事，怀念与康心如共度的时光。这样的联谊行动，也打动了康心如的儿子康国雄。
“我以前一直对美丰不感兴趣，不看不问。直到参加了他们的联谊会，兴趣才起来。”康国雄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80余岁的康国雄从此开始打捞记忆的工作。那些美丰老员工撰写的《康心如与美丰银行》已经成书。康国雄还委托专家搜寻历史档案，让康心如在抗战时期担任陪都参议长时的作为，重见天日。
这样的追忆与钩沉，让康心如的面目逐渐清晰和鲜活起来。
第一部曲：借钱入股，与美合作
康国雄还记得美丰银行大楼的内部布局。从大门走进去，是一个很大的营业厅，从左边的电梯上去，二楼有机要股、营业股，总经理康心如的办公室就在会议室的右侧，推开窗子，一楼的营业实况尽收眼底。
位于重庆小什字新街口的美丰银行大楼，建成于1935年8月，高7层，另有钟楼两层，是当时重庆首屈一指的建筑。康国雄回忆，整个大楼除了一二层外，全部租了出去，包括先施百货等，与美丰银行一道，为这里聚集了相当多人气。
美丰大楼系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有电动升降的铁铸门厅，底层还设有安全系数极高的金库，二层的会场能容纳数百员工集会，主席台还可演出和放电影。大楼内有中国西南第一架垂直升降自动电梯。“电梯一直通到六层，很多人来美丰是为了坐电梯。”康国雄说。
美丰银行大楼共耗资49万余元，除运用公积金和部分股本资金外，大部分来自康心如新创设的建筑储金。这是康心如利用美丰信誉较好的招牌，以及一般市民有储蓄子女教育费和养老费的心理，吸收来的长达10至15年的存款。
此时的美丰银行，引领金融业风潮。在美丰大楼之后，川盐银行大楼和中国银行大楼也先后在附近落成，与周边大小行庄一道，共同构成重庆的“华尔街”。
这一年，康心如45岁，正值盛年，事业也呈现出无限美好的前途。可如果将时间回溯到14年前，他还只是一个寄居北京入不敷出、每月靠典当度日的北洋政府侨务局的小小佥事（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各部设佥事，分掌各厅、司事务。如鲁迅曾任教育部佥事）。
康心如的命运，与民国初年的整个时局一样，起伏不定。康心如生于官僚家庭，父亲曾任四川彭山知县。兄弟四人，均留学日本。康心如排行老二，和长兄康心孚先后参加同盟会，与一些国民党元老关系熟稔。康心如十五六岁就展现出经商天赋，中学尚未毕业，就开设书庄，赚了不少钱。此后，他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辛亥革命前回成都，旋任改朝换代后的四川银行贷付课科长，负责放款业务。
1913年，康心如到北京、上海，重操学生时期旧业，经营民立图书公司，并成为中华书局股东，同时兼任成都《公论日报》特派员。康心如1964年曾在《回顾美丰银行》中回忆，“回国后，我认为想要发财，还必须首先要有‘权’，因而才去做官，可我当的那名小小京官，不仅无权，后来每年只能领到三个月薪水。”191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长兄康心孚过世后，负担全家二十几口人生计的康心如日渐陷入困顿之中。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康心如的事业开了新枝。1921年，在重庆开设几家字号的世交邓芝如赴京，住在康心如处，拟与银行业建立更深联系。康心如从中牵线，让他与上海美丰银行总经理雷文开始了合作。雷文是美国人，已在中国设立四处美丰银行，也决定在重庆设立合资的第五处美丰银行。
邓芝如邀康心如共商创业之举，与邓共任银行的第一、第二协理（经理是美国人）。康心如无钱入股，保证金及股本，全是从邓芝如处借垫的。1922年4月10日，四川美丰银行正式在重庆开业。
中美的合作并不愉快，第一年账面就出现亏损。邓芝如打算退股，与康心如发生分歧，后两人交恶，而美方更看好康心如。美丰银行后来开始逐渐盈利，虽然四川美丰银行的总理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因受到总经理雷文宠信，康心如总能与他们处好关系。“中美合资”的招牌，为四川美丰银行的发展，提供了不少便利。
但随着国内局势演变，“反帝”运动成为燎原之火，美方准备撤离重庆。康心如通过美丰银行股东周见三，争取到四川大军阀刘湘的支持，决定收买四川美丰银行的所有美股股票。这是1927年春天，“洋经理”要离开重庆的消息传开后，四川美丰银行曾发生严重的挤兑和提存风潮，因资金准备充足，才未破产倒闭。
完全由中国资本掌控的美丰银行，表面由周见三和前任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等掌控。但背后的金主实际是刘湘，刘湘自己出资5万元，成为四川美丰银行的最大股东，占资产总额的38%强。康心如此时仅入股2000元，在13万元的总股本中，微乎其微。但他被聘为总行经理。
从此，美丰银行告别“中美合资”时代，进入与军阀共舞的新阶段。
第二部曲：与军阀共舞
虽然是美丰银行的最大股东，但刘湘并不直接过问业务。和其他军阀一样，养着大批军队的刘湘，也需要从金融与实业机构中筹措军费。美丰银行，也部分承担了这种功能。
1928年前后，刘湘宴请重庆各银行与总商会头脑时，赴宴的康心如听到他阐述过这样的施政哲学：“商人没有枪杆的保护，便感到有生命危险，而军人没有洋钱，也就没有饭钱，同样有生命危险。所以，我希望枪杆子与洋钱合作，把市面搞好，彼此都有利。”
邓芝如此前早已退出美丰银行，而康心如与内部人事的矛盾，主要在其与副经理李星桥身上爆发。康心如察觉到汪云松有令李星桥取代他的意向，他本人因违反规定放款，而受到攻击。因事先获悉刘湘颇为欣赏他，故康心如三度辞职，以退为进，并如愿受到挽留。李星桥反而因投机失败，辞职出局。商场果如战场。
1929年春，第二次辞职受到挽留后，康心如请假三个月赴京省亲，实际在外逗留将近一年。在此期间，因见刘湘已经倒向蒋介石，康心如利用旧关系，来到南京，拟对美丰银行注册立案和钞票发行权问题，争取南京国民政府支持。
“当时，宋子文是财务部长，无论请求立案也好，取得钞票发行权也好，都要进行贿赂才能办理。我经过联系，送去五万元，被宋子文一人吞了，而其他有关官吏，还必须行贿二三万元，方可望获得‘暂准立案’，尚不能谈及钞票发行权问题。我感到责任重大，没有再添钱行贿，虽经往返交涉也毫无结果，终于白白送了五万元，立案‘暂准立案’的批语也没有得到。”康心如事后回忆。
回重庆后，在进一步升级的人事斗争面前，康心如终于站稳了脚跟。他的第三次辞职，仍未获准。1930年，他成为美丰银行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物。
从1932年起，美丰银行开始向八九十个企业投资，其中投资最多的是重庆电力公司，其次是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业务急剧扩大的同时，美丰银行先后经过三次增资，新的美丰银行大楼也顺势拔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