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两类宗教矛盾的社会消极影响及应对策略
我国的多民族性决定了宗教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全球化及西方国家给我国带来的挑战决定了宗教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本文主要探讨了我国现阶段两类宗教矛盾的形成原因、基本表现、时代特点、社会消极影响及我国应对的基本策略等问题。
关键词：宗教问题 两类矛盾 社会消极影响 应对策略
作 者：李东清，1973年生，枣庄学院政法与历史学系讲师。
全球性的宗教在当代的发展既开创了我国宗教事业的新局面，但也刺激了两类宗教矛盾的不断出现并对我国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造成了不良影响。在宗教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与多样化的全球化时代，在“民族、宗教无小事”的今天，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刻，“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说明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对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绝不可低估。无论做好国内各项工作，还是开展对外工作，都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宗教问题。”
一、我国现阶段两类宗教矛盾不断出现的原因
两类宗教矛盾，即宗教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宗教与社会生活仍然割舍不断的表现。我国虽然已经消灭了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但由于“自从人类进入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阶段以后，政治与宗教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当今的世界，政治和宗教问题依然难解难分。”我国当前的两类宗教矛盾是多种原因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第一、宗教的当代发展是外部原因。世界范围的宗教当代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了宗教信徒，“到2000年，全世界的宗教徒约51.37亿，占当时总人口60.55亿的84.8％。其中四大传统宗教的信徒就占当时世界信教总人数的88％以上。其中，基督教信徒(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约19.99亿，穆斯林约11.88亿，印度教徒约8.11亿，佛教徒约3.59亿，这四大传统宗教的信徒就占当时世界信教总人数的88％以上。”教徒的剧增也使得宗教的角色变得更加微妙复杂，“在欧美、中东、西亚、南亚、东南亚，宗教成了‘政治人’凝聚复杂多样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水泥’”。宗教的国际性、民族性决定了我国宗教也在所难免，特别是与外界联系密切的世界性的宗教。据统计，我国目前“信仰伊斯兰教的约2000万(解放初500万，1982年1000万)，信仰天主教的约400多万(解放初230万，1982年300万)，信仰基督新教的超过1600万(解放初70万，1982年300万)。”据童世骏最新调查，“在年龄为16周岁以上的中国人里，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数为31.4％。如果按目前的人口比例推算，中国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口约3亿。这一数字大大高于以往常说的约一亿多人信教”。这不仅使得我国信教的人数越来越多，推动了我国宗教传统格局的逐渐变化，刺激了宗教的多元发展，更给两类宗教矛盾的死灰复燃提供了环境。
第二、敌对势力的渗透推动是政治原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我国的日益繁荣强大成了各种敌对势力的心病，分裂或“和平演变”中国成了他们的阴谋。由于“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所以，“国内外敌对势力一直把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作为他们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实质上是政治问题。”在现阶段，敌对势力主要包括：首先，境外敌对政治势力，指当前西方敌视我国及社会制度的各种政治团体或派别。“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征服者是从来不同神甫争吵的”，宗教的国际性、隐蔽性给他们提供了条件，对外开放则给其提供了机遇，于是，宗教成了他们“西化”和“分化”中国的重要手段。其次，境外敌对宗教势力。天主教、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的角色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为支持敌对政治势力反华和重新控制我国的天主教会，梵蒂冈提出了地下地上“合一共融”政策，寻求地下势力转到地上公开活动的途径，为此，还加强了对我国的外交攻势，甚至断绝了同台湾的关系。其他宗教也不例外。再次，境内敌对势力，主要指一些地方分裂分子、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利用宗教搞民族分裂和社会破坏活动，“集中表现为达赖集团打着宗教旗号搞西藏独立，新疆境内外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各种敌对势力的推波助澜导致了两类宗教矛盾的错综复杂化。
第三、我国剧烈的社会变革是现实原因。首先，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刺激了宗教问题的产生。社会转轨推动了我国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失范，为宗教问题的复杂化提供了社会基础；而社会急剧竞争引发的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又导致了部分人的精神崩溃和情感缺失，当他们“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的时候，“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市场经济的不可预测性使得他们投入了宗教的怀抱。其次，经济体制转轨推动了宗教的现代改革。为适应社会发展和扩大影响，宗教与现代生活的接轨越来越密切。随着新一代宗教接班人逐渐登上领导舞台，宗教在服饰、清规戒律、礼拜仪式等方面与现代生活的接轨越来越明显，逐渐形成了适应现代生活的修行体系。如佛教废除了炼指供佛、烧香疤等，还出现了用电子花灯供佛现象。宗教的世俗化改革既拉近了宗教与社会大众的距离，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也为其在非宗教信仰者中间传播创造了条件，更为两类宗教矛盾的复杂化提供了条件。再次，“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活动刺激了宗教矛盾的出现。由于“一切宗教都会因其经济的兴旺而发展，因其经济实力的衰退而削弱，因其经济力量的丧失而消亡”，所以，这类活动既给宗教的发展预留了空间，也可能“致使封建迷信活动掺杂其中，甚至会给邪教和反动会道门活动提供土壤。”④这些情况给两类宗教矛盾的发展和激化添加了不确定因素。
第四、西方反动理论的影响是思想原因。首先，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民族意识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关键看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出现和怎样发挥作用。”④他们在对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实行殖民统治时，根本不讲民族自决，当社会主义国家鼓励各民族国家独立自主时，他们却反对甚至还用战争阻止民族自决。西方国家鼓吹“民族自决”、“民族自治”和“民族分离”的目的，不是为了我国的发展，而是为了分裂和瓦解中国，梦想实现其现代经济殖民主义。其次，西方人权理论的影响。“人权外交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谋求实现其霸权地位和最大国家利益的工具。”美国借“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干涉我国人权问题，攻击我们“迫害宗教”，鼓动信徒孤立地引用“听神的，不听人的”经文对抗国家政策法令，以宗教语言攻击我国政府和社会制度，以“美国富强因为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超越国家、民族界限”进行“西化”、“分化”活动，损毁我国的国际形象，并鼓动国内的违法活动者反对政府。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首席记者大卫·埃克曼在《耶稣在北京》一书中也指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将“改造中国”，“使中国成为美国的下一个盟友”并“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赤裸裸地说明了其“传教”的目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恶意指责，并以促进民主为名，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之实，显露了美国政府推行人权外交的险恶用心。”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