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的紧急任务
1960年3月18日下午17时30分左右，一个星期五的下午，3月的北京还没有从刚过去的严冬中完全缓解过来，街上的风依旧让人感到阵阵寒意。一个身穿黑色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子，神色焦急地走进了位于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径直奔向了行长秘书室。
这名黑衣男子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盖着章的信封，自称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当时行长在外地出差，秘书接过信封，直奔正在值班的银行计划研究局王局长的办公室。王局长看完信的内容，立刻紧张起来，他马上给各部门打电话，要求所有员工今天都要坚守岗位，加班。因为他手上的这封信，是一封周恩来亲自批示的公函，而且信中交待的任务十万火急，容不得半点疏忽。
信的第一部分是主席办公室的来电，内容为：“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9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并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建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人民币15至20万元整，可否请批示。”第二部分是周恩来总理的签名和特别批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请拨款20万元。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第一，要市场流通的10元旧票；第二，每捆包装好一些，晚7时以前务必送到民族饭店，交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收。
王局长一看表，已经接近18时了，距离要求的交款时间仅剩一个小时，而且20万元现金，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总行必须派人到各个分行提款，这个任务无异于与时间赛跑。由于那个熟悉的总理签名，所以王局长并没有对这封公函的真假产生怀疑。此刻的他，更多的是焦虑，怕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耽误了国家大事，这个责任自己担待不起。
于是他立即命令所有员工，兵分几路，紧急筹款。
中国人民银行被骗了
就在员工紧急筹款的时候，王局长却坐在办公室里，越想越感觉不对。20万元，不是个小数目，总理办公室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走提款手续呢？就在这时，接线员过来敲门，说有一个自称总理办公室的人找他。王局长接起电话，对方很客气地询问是否接到了信件，又说总理很关心这个任务的进度，务必尽全力，按时办好。这个催办电话打消了王局长的顾虑，他又一次跟下属传达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整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都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下。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当时钟正好显示晚7点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的同志们抬着满满两大麻袋的钱，推开了民族饭店的门。正当大家站在大堂里，焦急地寻找接头人的时候，一个身穿藏青色中山装，黑色呢子裤的人迅速迎了上来，他脸上不无期盼地询问：“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吗，我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接到了上级命令，来民族饭店接收用于修建寺庙的钱款。”听到这话，人民银行总行的同志们如释重负，心里庆幸紧赶慢赶，总算没误事。
在得知地上的麻袋里就是交接的钱款后，赵全一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纸，写了个收条，递给了银行的工作人员。这张收条上没有任何的单位公章，只是扯了张纸，随便写的，这么大的款项移交，仅凭这么一个“白条子”，银行的工作人员们觉得不放心，于是要求确认眼前这个人的身份，并且让他提供带公章的手续。只见赵全一从兜里掏出了一封介绍信：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往你行洽取钱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介绍信的落款处还加盖了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章，这让银行的工作人员们确信了，这个人就是他们要找的接头人。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又要求赵全一在收条上加盖个公章，赵全一表示：“任务急，出来的时候没来得及带公章，如果你们怕没法交差，就把这封介绍信一并带走吧。”
几位来送钱的同志，拿着算是已经齐备了的手续，留下了钱，离开民族饭店。而赵全一拿到了钱，也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1960年3月21日，星期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同志们还沉浸在圆满完成任务的喜悦之中，期待着上级的表扬。然而当工作人员打电话到国务院，询问上周五支出的那笔巨款该如何下账时，晴天霹雳，总理办公室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被骗了！
全城争抓赵全一
1960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得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确认，之前的公函、收条、介绍信都是假的，而赵全一这个人，根本就没听说过。人们被这个消息震惊了，总理的签名也敢伪造，此人真是胆大包天。而且20万人民币，在现在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可谓是惊天巨款，因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块，一个人一整月的伙食费也只需要10块钱左右。1960年，由于天灾人祸，我国正处在困难时期，这些钱够多少老百姓填饱肚子呀。
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个事情后非常愤怒，责令公安部全力以赴，限期破案。
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由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领导，副局长邢相生具体负责。专案组研究决定，兵分三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赵全一抓捕归案。第一路人马，前往民族饭店，对酒店工作人员以及18日入住的人员进行走访，尽可能得到犯罪嫌疑人赵全一的体貌特征以及逃跑方向等信息。第二路人马，前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进行调查，着重询问警卫室、传达室以及秘书办公室等与犯罪嫌疑人有过密切接触的工作人员，绘制“送件人”的体貌特征。第三路人马，将犯罪嫌疑人伪造的公函、介绍信、收据送到技术科检验，争取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同时，封锁所有的出京路线，密切关注邮局汇款动向，防止赃款被转移。
经过对物证的检验，专案组人员最先发现了两个疑点，在收条上，签名“赵全一”被写成了“赵金一”，这表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特别紧张，而且赵全一并非其真名，因为就算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一般人也不会写错自己的名字。另外，收20万元人民币，“人民币”三个字并没有写全，而是简写成了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巾”字，这个小小的细节暴露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说明此人可能曾经在会计、财务部门工作过。因为在当时，这种简写方式广泛用于财务报表等资料的填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