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法律服务到军事行动的法律保障
在世界军事变革中，军事与法律逐渐有了更为紧密的结合。以军事法律顾问为基础构建军事行动法律保障力量，为军事行动提供及时有力的法律支持，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通行做法。美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军事法律顧问制度经过战争实践和改革调整，适应军事力量运用的需要，先后完成职能转变，其任务从传统的“为军人及其家属提供法律咨询服务”，逐渐转变并提升到“为部队建设和军事行动提供法律保障”。军事法律顾问已经成为军队提升战斗力、有效应对各种挑战的重要力量，极大提高了军事行动能力和战场作战能力，在局部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作用。此外，《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也明确规定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各国军队应保证有法律顾问向相当等级的军事司令官提供意见。从而使法律顾问为军事行动提供法律保障也有了国际法依据。
战争形态变化和军事变革 催生军事法律顾问职能转变
战争是牵引推动军事各领域各要素转型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争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体系和体系的对抗、一体化联合作战加快了向信息化战争的演变。军事行动快速多样，战场环境公开透明，政治性、政策性不断增强，法律因素更加突出。美军《联合反恐行动纲要》指出“几乎每项军事决策和行动都涉及潜在的法律因素，每项动用军事力量的决策都必须具有法律基础。”军事行动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力量，这就要求军事法律顾问必须适应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全面融入军事决策和军事行动，从参与军事诉讼、撰写法律文书、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等传统的主要为军人及其家属合法权益提供保障的领域，向保障军队军事行动和提升部队战斗力转型。
美国是发动和参加现代局部战争最多的国家，其军事法律顾问根据作战需要率先进行了职能转变的探索。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军参加的历次战争性质上模糊不清且政治上争议巨大，在作战行动中面临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日益增多，涉及武力运用的合法性、作战方法和手段的选择、攻击目标识别、战俘处理，以及与东道国、国际组织和宗教组织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极大影响和制约了指挥决策、作战计划和行动的组织实施。从越南战争和格林纳达“暴怒”行动开始，美军军事法律顾问直接介入军事行动。随后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索马里、海地维和行动中，美军军事法律顾问既要为指挥官决策提供法律意见，指导官兵学习和运用交战规则、驻军守则，又要担任军地公共关系联络员和对外事务协调员，依法处理一些涉及政治、外交、宗教的重大问题和部队涉法问题。无论是《部队地位协定》的协商制定还是《陆战法》的具体实施都需要军事法律顾问的大量工作。美国国防部高层普遍认为“像美军这样一支越来越以应急作战为主的军队，需要军事法律顾问的事务远远超出了所谓‘传统’的法律范畴。”
俄罗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军队纷纷借鉴美军经验，为各级部队增配军事法律顾问，确保军事行动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保障。苏联解体后，其原有的国防部法律勤务部门改为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司法勤务部门，是军事执法和护法的专业部门，下设各级法律咨询处，具有更加广泛的法律职责，制定了《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司法勤务条例》并作为俄罗斯军事司法勤务部门的主要活动准则。在车臣战争、格鲁吉亚战争中俄罗斯军队军事法律顾问在司法勤务部门的指导下，直接为各级指挥官作战指挥提供法律支持。战争的实践促进了军事法律顾问角色的转变，把军事法律顾问推向了行动的第一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英国军队军事法律顾问也有了全新的地位与作用，已有传统的法律服务上升到为军队建设、作战行动提供法律保障的高度。
向战斗力聚焦是军事法律顾问 职能转变的重要标志
世界主要国家军事法律顾问的职能转变经过60多年的发展演进，不断向战斗力聚焦，逐步成为提升战斗力的直接重要因素。
一方面，军事法律顾问在传统法律服务领域中继续履行军事司法辅助和法律咨询服务职能，担任军事法庭的公诉律师、辩护律师，保证军事指挥权和军事诉讼权的正确有效行使，并为军人及其家属提供各方面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军事法律顾问更加注重在军事行动中发挥法律保障作用，参与筹划军事行动计划并进行法律评估，制定交战规则和武力使用规则，草拟指挥官指令和作战部署命令，全方位融入各级指挥系统和指挥活动。
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的军事法律顾问直接担任各级指挥官的法律参谋，与作战参谋、情报参谋、通信参谋、保障支援参谋一起，筹划军事行动计划并做出法律评估，依法维护占领区的秩序，管理战俘的甄别、转运及善后事务，全程融入各级指挥系统，指导战争法的组织实施。海湾战争中，战场上活跃着多国部队数以千计的军事法律顾问，大到参与指挥决策、起草作战命令、制定交战规则，小到为官兵代写遗嘱和离婚及债务协议。军事法律顾问的职能转向为军事行动提供法律支持，逐步体现到各国军队的作战条令中。比如2003年美国《陆军野战条令》规定：军事法律顾问提供的法律支援“旨在对军事行动提供各种法律法规方面的支持（包括军事司法、国际法、民法、合同法、财政法、环境法、所有权和法律服务），这一支持有助于作战的指挥控制、指挥持续以及人力资源支持。”《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国际人道主义法条令》明确规定“指挥官法律事务助理参加司令部的战斗行动组织工作。”英国《陆军条令》也规定陆军现役军事法律顾问是其所在部队司令部门的参谋军官，其首要职责是为军事行动提供军事法和战争法的意见。
原美国陆军参谋长苏利文上将谈到“军事行动必须依法行事。这一观念如今已深入人心。它使军事法律顾问成为军事指挥官关键而得力的法律参谋，是指挥官最重要的智囊团成员之一。军事行动从计划制定到任务执行的全过程，自始至终都融入了法律的内容，离不开军事法律顾问的身影。”事实证明紧贴军事行动、融入战斗力建设，是军队军事法律顾问职能转变的必然趋势。
军事法律顾问已经成为 提升军事行动能力的重要力量
目前，美国、英国、俄罗斯等主要军事大国已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完善、机构健全、运行高效的军事法律顾问工作体系和编配合理、作用突出，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军事法律顾问队伍，有效提高了部队遂行军事任务的能力。他们在军队各级指挥机构中已经处于“无可争辩”、“不可缺少”的地位，成为参与重大军事决策“当然的成员”。
美军现有现役军事法律顾问4600多名，约占美军编制总员额千分之三。此外美军还编有文职法律顾问1100多名、法律顾问助理4500多名，法律顾问管理人员200多名，国民警卫队、预备役部队法律顾问4600多名。美军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驻近900多名军事法律顾问，其中仅阿富汗、中东地区就有近300名军事法律顾问执行海外军事任务。实战中，美军根据不同类型军事行动和军事行动不同阶段的需要，对军事法律顾问力量适时进行调配整合、灵活运用。伊拉克战争中，仅美军第3机械化步兵师就配有42名军事法律顾问，并在战前紧急征召了3名预备役法律顾问。
在英国军队，取得律师资格是成为军事法律顾问的前提条件，因此，英军的军事法律顾问既是现役军官，也是合格的律师，并且是英国律师协会的会员，具有两年以上执业律师的经验。英国军法署的成员，都是具有丰富执业经验的大律师或高级律师。
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军事法律顾问由俄罗斯军队各级军事司法勤务部门领导，业务上隶属俄罗斯国防部军事司法勤务局。近年来，俄罗斯在军队大幅度精简人员的情况下，旅、团以上部队和军事院校却设立了军事司法勤务部门，并保留了军事法律顾问办公室，编有受过高等法律教育的军事法律顾问2000多名，约占俄军编制总员额的千分之一点七。
澳大利亚军队总共5万多人，却编有军事法律顾问600多人，约占澳军编制总员额的千分之十一。澳军军事法律顾问组织结构上下贯通、网络健全。国防部设有法律服务司，该司辖下文职人员法律顾问管理局、辩护律师服务局、对外法律服务局等11个局。陆、海、空军分设法律服务办公室，军队法律顾问编配到旅以上单位及海外独立执行军事任务的营级部队。
针对军事法律顾问的重要作用，2014年时任美国陆军军法署副署长的埃瑞斯少将曾说“半个世纪以来，军队法律顾问已经成为军队提升战斗力、有效应对挑战的重要力量。所有军事行动都事先有军事法律顾问的法律建议进行书面备案、事后有法律评估。哪里有军事行动，哪里有潜在军事冲突，哪里就有军事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