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会师是长征史上的大事。两大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面对着强敌的围追堵截，双方都从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从地域条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当前的行动，而并不把会师作为一个短时期内非要强求实现的目标，而正是在不断调整行动部署，不断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这次伟大的会师。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此加以论述：一是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配合红一方面军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自身的战略要求也是一致的，当红一方面军北渡长江未能成功，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次独立的行动；二是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连续西进与渡过金沙江北上的红一方面形成了地域上的接近之势，但这并非中央的统一部署，而是红四方面军不断调整行动方针的结果；三是当两大红军主力相隔不远，且红四方面军对红一方面军的确切位置有了较为准确的判断后，会师也就顺理成章，红四方面军也已经为这次会师作了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充分准备。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迎接红一方面军轨迹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会师是长征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大事。长期在不同地域作战的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在一起，实现了交流和整合，形成的是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这次会师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从动态的视角才能对这次会师中的一些问题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其基本根据一是从中央提出一、四方面军配合作战，到两大红军主力最终实现会师，历时半年时间；二是长征之所以为长征，是因为强敌追堵，险象环生，红军只有在大范围的转移流动当中，才能求得生存发展，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的。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是从自身实际出发的一次独立行动
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不久，就有要求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的电文。进入贵州，准备渡长江北上，中央进一步明确要求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配合行动。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长征容易被理解为仅仅是配合中央红军长征：“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于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对中央电报进行了认真研究，一致认为，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乃决定暂停对胡宗南的角逐，适当收缩东线部队，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中央关于要求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的指令，和红四方面军扩大川陕根据地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考虑是不谋而合的。在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行动计划改变之后，红四方面军仍坚持川陕甘计划，强渡嘉陵江实际上已经成为独立的行动。
红四方面军是在反六路围攻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撤出川陕根据地的。反六路围攻尽管取得了胜利，但川陕根据地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红四方面军再坚持内线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徐向前回忆：“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我们的面前，废墟一片，困难重重。”红四方面军正在谋划新的战略方针之际，1934年12月19日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这是中央首次要求红四方面军配合红一方面军行动的电文。1935年1月4日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向已经转移至贵州遵义地区的中央，报告了川陕根据地周围和川黔边的敌情。电文中特别提到了红四方面军将要转移至外线作战的理由：“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少，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并非良策。如何？请指示。”这是红四方面军最早向中央报告川陕根据地已经无法继续再坚持下去，准备进行外线作战的电文。这封电文也反映了红四方面军自身的战略要求和中央的指令是不谋而合的。
就在红四方面军谋划新的战略方针之际，中央连续作出指示，要求红四方面军配合红一方面军行动。1月20日明确提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东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四方面军在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我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嘉陵江两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进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对中央的这封电报，红四方面军领导层特别重视，徐向前回忆：“中央红军的处境一直是我们急切关注的问题。我记得除了由四方面军的电台不断将情报及时向中央红军提供外，陈昌浩同志还经常想办法搜罗这方面的消息私下里同我研究，讨论，……接到中央的电报，我们立即开会，讨论如何策应的问题。”张国焘也通过多种渠道了解中央红军的行动，并认识到两大红军主力配合行动的意义。在一篇文章中，张国焘指出：“据反动报纸传出消息，中央红军的一部分是在大举西征。……中央红军西征对于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我们彻底消灭刘湘，冲破川陕会剿的战争中，现在不仅有肖克、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的配合，而且有中央红军的西方军直接配合，形成夹击刘湘的形势。这样消灭刘湘，截断长江，会师渝万的目的就更易达到了。”显然此时如何配合中央红军的问题已经提上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1月22日，中央又发出电报明确要求：“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的关系。……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于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这是一封中央对当时敌我双方态势作出全面分析判断后，对红四方面军行动明确提出要求的重要电文。结合当时中央的一系列电文来看，就是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从西南方向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间，寻求歼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应以配合红一方面军行动为主。
渡过嘉陵江直接配合渡长江北上的红一方面军是非同一般的行动，红四方面军是把这一行动和创建川陕甘根据地联系在一起来考虑的。徐向前回忆到：“向川陕甘发展，先把广元、昭化拿下来，消灭胡宗南刚刚伸进四川的一部分力量。那里是嘉陵江上游，江面不宽，冬季水稳，容易渡过。如果拿下广元、昭化，我们就控制了嘉陵江两岸川陕交界的咽喉要地，进而可图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伺机接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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