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上去儒雅而彬彬有礼，当他来到你面前时，你很难把他和将军联系在一起，但他却曾是世界上最具摧毁力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的副司令员，他就是张翔。
进入父亲催生的部队
张翔不仅自己是将军，而且他就出生在将军的家庭，他的父亲，就是在军中威望甚高的前国防部长张爱萍老将军。有意思的是，他所在的操纵中国战略核武器的部队，正是他的父亲亲手催生的。因此在认识张翔的时候，有必要先简单地说一说张爱萍将军和中国的战略武器研制与战略部队组建的关系。
一个战略部队的形成，核武器、运载火箭、操纵核武器和运载火箭的部队三个要素缺一不可。而中国对这三者的拥有，无一不与张翔的父亲张爱萍老将军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施“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工程，时为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爱萍始终处在一线指挥的位置，他是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和现场试验总指挥。1964年10月16日15时，是他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现场首先将爆炸成功的消息电话通报周恩来总理。
1975年，张爱萍刚刚从“文革”受冲击状态下解脱，就提出了务必要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完成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三项重点任务，军内称之为“三抓”。又是在张将军的直接指挥调度下，中国的洲际导弹全程飞行、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分别于1980年5月、1982年10月、1984年4月试验和发射成功。这些高科技武器装备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已成为一个具备全球核反击作战能力的军事强国，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从“两弹一星”的拥有到“三抓”结出硕果，中国的战略核导弹从中程发展到远程、从液体发展到固体、从陆地发展到水下、从固定阵地发射发展到隐蔽机动发射，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自主掌握洲际导弹、导弹核潜艇和发射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即“一箭多星”技术国家之一，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这其间的每一个重要决策、每一次规划、每一个部署，无不凝结着张爱萍老将军的关切、睿智和心血。
至于战略部队的组建，更是由周恩来总理直接授命于张爱萍将军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置于铁塔上起爆的，这种方式没有太大的实战价值，因此在1965年5月14日又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首次空投爆炸试验。
1965年6月1日，张爱萍从空爆试验场刚回到北京，就在午夜12点接到周恩来的电话，他随即赶赴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对张爱萍说：“基于当前的中外时局，迅速组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领导机构一事，已经提上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日程。你一直负责军事行政和国防科委工作，导弹部队的工作也是你主管的，考虑个方案，尽快把这支部队的领导机构建立起来，以备急用。”
当时中苏关系恶化，整个国民经济都依照可能发生更危险情况的预想进行着布局和大调整，三线建设被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周恩来那“以备急用”的话让张爱萍将军彻夜未眠。第二天上午，他就将军委炮兵、国防科委、总参作战部、军务部队领导召集到办公室，详尽研究了组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构的方案。6月15日，即向中央军委和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递交了《关于组建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的报告》。1966年7月，中国的战略火箭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以下简称“二炮”）悄然诞生。
当拥有了核武器、战略导弹和战略部队之后，其控制和指挥的现代化更新与提升，便成为和核国家新一轮角力的中心。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美为实施大规模核攻击和预警，开始发展各自的C立方I系统，即指挥自动化系统。通过计算机信息处理与作战指挥、军事训练仿真、武器控制等紧密结合，使武器作战性能、作战反应速度的提高发生质的变化。1972年，美军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WWMCCS)投入使用，立即震撼了世界各国军界。
美军建立起这一系统后，从总统掌握敌方核攻击动态、发布核反击命令，到第一线核作战部队实施突袭的全过程，只需要3至6分钟。从现代战争的要求可以看出，若没有与快速发射相配套的、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作战指挥系统，战略核武器的威力再大仍然是落后的，难以发挥其应有效能，因此先进的自动化指挥系统被称为战斗力的倍增器。
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在近百年吃足了落后挨打的苦头。新中国的领导人很清楚军事力量的先进与落后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追赶国际军事电子技术高速发展的步伐，提升中国军队的指挥自动化的水平必须立即付诸行动。当时的电子工业部王诤部长受周恩来委托，于1973年召开了军事电子工作会议。周恩来会前专门指示王诤，要“二炮”的同志参加会议，并明确军事电子技术首先要用于“二炮”。
此次会议提出了要加快中国军事电子技术装备的发展，并确定将“二炮”作为全军第一个开展指挥自动化建设的试点单位。因为战略部队的特点是，武器是最高端的，必须有高端技术形成的系统来支撑；同时战略部队布局又十分分散，在这种状态下实现高度集中指挥，拥有先进的自动化指挥系统尤为重要。
“二炮”领导机关随即研究了如何落实周恩来总理指示，把先进的电子技术用于“二炮”作战指挥的问题。一个新的机构电子装备办公室应运而生，司令部简称为“电办”。一年后“电办”改为第二研究所（以下简称“二所”），“电办”的第一任主任和所长都是李甫崇。
“电办”成立后，军委再度明确“二炮”为全军指挥自动化试点单位，从军内外抽调了很多科技工作者，系统地论证、研究和试验现代化作战指挥系统及其关键装备，并拨付专款3000万元开展相关的试验工作。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张爱萍将军的长子张翔来到“二炮”。按理说，张翔在大学所学专业正是为这支部队设置的，他的许多学长、同窗早都进入这支部队，而他从毕业到进入这支部队，却经历了8年的曲折蹭蹬，转了一个大圈子。
在不经意间与计算机
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翔出生在抗战异常艰苦的1943年。
“我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宁波解放之后，当时父亲正在上海组建新中国的海军。能够记得住第一次见父亲情景的人，全世界恐怕很少，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襁褓中见父亲第一面的，他们不会记得见面的情景。可我有这个印象，因为见面时我已经快6岁了。”张翔带着几分诙谐说道。
1955年早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到京履新，主管军事行政和组织工作。时值军队正规化建制的重要阶段。
其时，张翔通过考试，进了北京四中学习。1961年他高中毕业，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的是核武器的设计制造专业。几乎在“二炮”诞生的同时，张翔在哈军工的学业也完成了。
可此时，“文革”大潮涌起，张爱萍将军受到了冲击。家被抄了，人也被投入囹圄。
在父亲受煎熬的日子里，张翔的处境也很不妙，他被诬陷为所谓“反动组织”的成员无辜囚禁了一年。
恢复自由后张翔回到哈军工，和挨整的“当权派”编排在一起劳动改造，几个月后，他随低年级的毕业生分配，由于受父亲的“严重问题”牵连，张翔被归为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分到黑龙江安达县的一个养殖场。
后来，张翔办理病退回到北京，进了一家集体所有制的电子设备厂，就是后来的北京市计算机四厂。张翔少年时就喜欢无线电，自己动手装半导体收音机的兴趣始终不渝，这恰与厂里的产品生产有联系。能把所学用于生产，贡献社会，并得到社会认可，张翔心头的抑郁消散了，很快就融入工人中。经历过如是灾厄困顿，张翔被磨洗得比同龄人沉稳成熟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