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将军的军事谋略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左权（1905-1942）是一位声望卓著的将领。他一生三进名校学习，在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都留下了身影；他长期担任军事要职，历任红12军军长、红15军军长兼政委、中革军委总参谋部（部长叶剑英）第一局局长、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参谋长、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政委聂荣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直到英年早逝在抗日战场。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他既是挥戈前线的战将，又是运筹帷幄的智囊，并在辉煌的军事实践中形成了自己丰富的军事谋略艺术。
动员民众，孤立敌人
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在运筹军事、思谋定策时，左权始终着眼政治。正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军事斗争，他坚持动员民众，彻底孤立敌人，为战争奠定胜基。1936年7月30日，身在西征前线的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为从政治上争取团结回族群众，孤立西北回族军阀马步芳等，和军团政委聂荣臻、朱瑞（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军团政治部副主任）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一、回民工作应以民族自决为基本原则。因为：（甲）回民是中国比较大、而且最团结的一个少数民族。（乙）不把回民首先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统治之下分离出来，争取最大多数回民到抗日战线上是不可能的。（丙）民族自决，可以吸引更多的回民、甚至部分上层分子，参加反日、反军阀的斗争。”“回民上层分子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反对几马的力量，而几马最近在拼命团结回民，对付我们。我们在策略上不应树立更多的敌人，增加发展中的困难，而应该使几马孤立。”电文主旨，主要是动员回族群众拥护革命，孤立西北马姓军阀，为西征胜利奠定基础。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这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左权在参与指挥华北抗战时身体力行。1939年4月16日，左权和《新华日报》记者克寒、张克纵谈晋察冀战局，提出御敌之策：“第一，应继续政治动员，以村区等为单位召开民众大会，正确认明目前战争形势和保卫晋察冀的任务与工作，坚定胜利信心，更高度的发扬民众的抗战积极性。”同年11月25日，左权撰文纪念全民抗战爆发两周年，指出八路军之所以能在敌后坚持并不断战胜敌人，原因之一就是“八路军能团结民众，能取得民众的爱戴，拥护和帮助”：“八路军以模范的纪律来影响民众，并发动组织民众；民众和八路军像一家人一样，他们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配合八路军作战。民众为我们担任运输、担架、侦察、警戒、交通、联络等等工作，民众帮助我们破坏道路，民众自动参加作战。这一切，解除了八路军很多困难，几乎没有一次战斗没有民众参加，正由于民众帮助我们，我们才更容易取得胜利。要是没有民众，想在敌人后方生存和发展，是很难想象的事。”
当时，“顽固反共的人们，总是抹杀这一真理，反对发动组织与武装民众，反对开展民众游击战争，似乎亡国是小事，老百姓武装起来了，学会了打仗便是大事，对民众畏之如虎。甚至有些人说：‘不组织民众是个空子，组织起来是个乱子，为了消灭这个乱子，不如丢下一个空子。’”对于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大义的作法，左权深恶痛绝。1940年9月1日，他在撰文谈华北抗战中的作战指导问题时，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坚持华北的抗战，不仅是靠我们有多少军队，军队仅仅是战胜敌人的一个力量，主要的还要依靠民众的力量，依靠军队与民众密切结合，军队与民众建立牢固的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把军队的力量与民众的抗战的力量有机地统一与共同地发挥出来。这是最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也是我们争取华北战争的胜利所最依靠的。”1941年12月，他在撰写的《基本战术研究提纲》中，又谆谆教诲广大指战员：“把一切军事活动和民众的抗日运动统一起来，不要只看到我们几个枪杆子，我们要依靠广大民众的力量。”“我们的军事活动不应只看到自己的几支枪，要看到广大民众的力量，我们的战略战术是指导广大群众（尤其工农）的战略战术，是阶级性的大众性的。”“单靠枪杆子打天下的英雄主义，这不是我们的观点。”
为达到孤立日军的目的，左权还指示争取伪军。1941年1月6日，左权与彭德怀联名致电八路军各主要将领：“想尽一切办法进行伪军工作，改变专以打伪的简单办法，争取两面派的伪军与某些伪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是许可的。对反正伪军坚决执行不缴枪不编散，帮助发展抗日的命令。”
坚壁清野，以逸待劳
侵华日军指挥官迷信《孙子兵法》，他们经常把几句话挂在嘴上：“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这几句话，大意就是以战养战，从敌国取得补给。左权对《孙子兵法》非常熟悉，为对付敌人，他挂在嘴上的是：“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为粉碎日军“因粮于敌”的图谋，左权在参与指挥八路军抗日御侮之时，经常强调各地指战员要注意坚壁清野（左权有时用的是“空舍清野”四字），力求饥敌、疲敌，求收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之功。诚如左权所说，“敌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作战，没有社会基础，它要封锁我们很难达到目的，而我们则有民众帮助，实行空舍清野，执行拆城破路工作，游击队民众武装配合作战，不断困惑敌人，袭扰敌人，疲惫敌人。”
1938年3月1日，面对日军可能大举渡黄河西犯陕北的形势，左权与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滕代远（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参谋长）等，详举“敌侵入陕北之简要应对办法”八条，其中第二条就是“坚壁清野要做得好”。
1938年9月30日，就粉碎日军对晋察冀军区的“扫荡”，左权致电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支招，专门指出：“进行彻底的清野空舍，特别在敌之后方前进道路上埋藏粮食耕具等。”左权的想法和聂荣臻不谋而合，他当即依计行事，结果使日军无功而退。10月25日，在总结晋察冀军区反“扫荡”经验教训时，左权谈到了“空舍清野”的好处：“在此次敌人大规模的围攻时，民众动员的工作，做得非常彻底，特别是空舍清野的工作，更益普遍与彻底，粮食埋藏了，一切可资敌用的工具收藏了，在敌前进的路上，所有民众远离了，这给敌人以极大困难。既找不到给养，又找不到用具，更找不到民众，不能探询我军情况，又无人引路，伪组织无由组织起来，使敌更形孤立，后方联络线被截断后，更不能持久。”
1939年4月16日，左权和《新华日报》记者克寒、张克纵谈晋察冀战局，仍然强调坚壁清野（空舍清野）的重要性：“……第四，是加速完成破路拆城、空舍清野等准备工作；搜寻各种新旧武器，如手榴弹、戈矛大刀等武装民众。”
1942年2月21日，为粉碎日军对太北、太岳区的“扫荡”，左权与彭德怀联名致电各兵团首长，反复强调：“对于空舍清野，保全人力、物力，必须有重新检视，纠正过去对于这些工作的粗枝大叶的现象。”
对于坚壁清野（空舍清野）落实不力，左权经常总结经验教训。1942年3月18日，左权就太行区春季反扫荡经验致电聂荣臻等：“群众的空舍清野工作不彻底，只有空舍而不清野（即隐蔽之东西不秘密、不远、不彻底），因而遭受很大之损失。”“小偷每村均有，是最障害空舍清野者，应以群众力量及政府公布法令严惩之。”不久，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公布法令严厉打击小偷。
需要指出的是，要收以逸待劳之功，左权不仅仅是强调坚壁清野（空舍清野），他还高明地指出了“游击运动”在分散疲惫敌人、利我以逸待劳上的作用。1938年3月，左权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一）在敌之联络线上，在其联络线近旁，在其一切可能为我活动和能打击、威胁敌人的地域上，广泛开展民众抗日斗争、自卫斗争，发展游击运动。……以游击队机警灵活、出没无常，到处袭击敌人、伏击敌人的动作，实行抗日戒严，铲除汉奸、肃清敌探、封锁消息、实行清野，使敌无从捉摸。以此不断的、广泛的游击活动，迷惑敌人，分散疲惫敌人，创造敌人更多的弱点，造成基干部队有利的机动环境。”在“分散疲惫敌人”过程中，他有着高明的作战指导：“无论大小战斗，都不能当作儿戏。首先应有周详之考虑与计划，以期必胜。不应仓惶应战，不应逐渐使用自己的兵力。在其未投入战斗以前，应隐蔽的集结自己的主要的兵力与兵器于突击的地段，并保持其在突击时机以内，向突击点上作突然的突击。对其次要的方向，则分派必要的兵力或游击队等，向敌佯攻或钳制起来，以保持我之最优势力量，压倒各个敌人。一切轻意投入战斗，或平分兵力与兵器，逐渐使用兵力，都是有害的。”“（十四）……应以一切方法，肃清敌人的间谍与汉奸，经常的封锁消息，特别是防止其技术侦察，使我之一切行动与企图不为敌所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