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军令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军事情报从何而来
战时，国民政府军令部是搜集、处理军事情报的主要机关，其军事情报业务主要由第二厅第一处执行。知情者回忆，第二厅一处“主管对日寇作战军事情报的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判断”，“成员全系日本士官毕业者，对于日寇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党派、少壮派、军国主义分子、天皇在日本人民中的崇拜作用、日本工业、农业及后方勤务储备力量，日本在国外所掠夺的物资力等等，均有专著研究。对敌情判断素较准确”。
军令部军事情报来源广泛，手段众多，重要军事情报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来自其各情报组与潜伏电台。“第二厅当时在交战地区和敌占地区均派有谍报组和谍报电台，这些谍报组、台，分别由二厅的第三、第四两处组织派遣，但有关日敌方面战略性的情报概由第一处负责处理。”“海外的谍报组台，由二厅的第二、第四两处组织派遣，主要任务是搜集国际情报，其中有关日军动态则由第一处负责处理。”
第二是情报及联络参谋。但军令部认为“当时所收各地报告多是时过境迁为时已久的文报，很少作战参考价值。谍报人员多不谙日文日语，专靠观察日军行动。由于敌寇狡黠、声东击西，每为所贻”，“因之，对战地报来的消息也不能倚为准确数据”。
第三是第二厅的电讯侦译工作组和独立情报台。“这是根据各战区作战的需要，由第二厅第四处临时组织派遣的小型组、台，搜集当面敌情交二厅第一处处理。情况一旦有变动，认为不再需要时，这些组、台，即行撤销。”情报对日军动向分析提供依据。
第四是破译日本密码讯息。
第五是战区报告敌情。不过这些情报真假参半，必须严格甄选。
第六是战场缴获。这类情报一般比较真实，具有很高价值。
第七是审讯战俘。但日本战俘提供情报真实与否无法考定，所以使用的时候需要格外留意。
第八是国外情报机构提供。
第九是收听日方新闻。第二厅“在厅内设一专收日本同盟社广播的收音室，由两个日语娴熟的工作人员日夜收译敌军战报。每日约数十则前线新闻，印发厅内主管和对敌参谋人员”。这类情报真实性颇高，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最后是由中国驻外使领馆人员及武官提供情报。
从军令部情报工作机构与情报来源看，其情报搜集工作既发挥了军令部第二厅的业务能力，又调动了各部队的力量，拓展了情報来源的途径，确保了情报的丰富性，增加了情报的准确系数，这是发挥参谋系统作用的体现。
有实效的国家战略情报分析
获得军事情报后，军令部需经审核、分析、判断，然后总结、编纂，交由相关作战机构使用。情报来源不同，真假难辨，有时会对作战部门判断产生干扰。故而，经过筛选后堪用的军事情报才是军令部作战部门进行作战指导的基础。
情报主要分为战略情报与战术情报，战时军令部在国家战略情报方面所取得的效果显著，这类情报对分析日方重要人物以及举措大有裨益。比如，关于日本主要人事情况及相关军政人物分析的情报。1938年6月12日，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调制《敌最近内阁阁员经历个性分析表》中认为，第二次近卫内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才气焕发，具有魄力，富有热情。发言能使对方魅惑，度量宽宏，能得部下之心服”，“对内主张革新，对外主张强硬到底”。
这些情报与日方对板垣的看法“不谋而合”。片仓衷曾回忆“板垣是一个度量非常大的人”。当时，板垣征四郎使用大量具有实战经验的军官，日本新闻界评论他的举动“向来所谓陆军的秀才人事已被板垣陆相完全打破，对今后的士气可能产生巨大影响”。这反映了板垣对日本陆军的人事整肃，他把当时与自己不一致的陆军次官东条英机也开革出政府，显示改革陆军的决心。1939年苏联与日本发生诺门罕事件，板垣负责的陆军省在败局已定，且日本天皇与参谋本部做出停战决定的情况下，借口“尸体在敌人阵地上……结果仍然是继续进攻”，最终造成日军惨败。这充分说明军令部情报之准确，为分析日军首脑人物如何影响战略行动提供依据。
又如关于日军军事战略行动的情报。1939年9月，军令部第二厅获悉“敌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以西尾寿造任之，板垣征四郎任参谋长。第二厅判断：一、伪政权不久或将合而为一，以派遣军总司令监督之，此仿关东军对伪满之先例也；二、求对华短期结束战事计，统一在华军事，企图转入积极行动”。军令部得出此结论并非偶然，是从板垣征四郎此人性格与表现出发，结合当时二战爆发的局势做出的。
实际上，当时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让汪精卫组织伪政权，并拟定办法，在中央政府（指汪伪政府）成立同时，既成政府（指华北、华中伪政权）发表必要声明，自行取消该政府名义”，且取得日本政府的首肯。为配合这一行动，日本大本营在9月1日（军令部做出此判断的前一天）做出决定，“大本营应谋求对华战争之迅速解决。为此，应努力摧毁敌继续作战之企图”。可以说，军令部对于日本这一战略打算判断完全准确。
当然，客观地说，军令部在国家战略判断方面并非一贯准确，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国际视野及分析情报能力不足。例如在苏德战争爆发之际，军令部判断：倭寇除使用于战场者外，所储备于关东、倭国、海南岛等处力量可分三部：（甲）备苏之部；（乙）备南进之部；（丙）向我西进之部。过去倭之拟南进非因英国战败，乃系准备英帝国崩溃时之侵略。今德苏开战，英已无崩溃之虞，倭必适可而止，再无南进之事……倭陆军过去有在我满蒙建一帝国之志，但每惧苏俄俯制，又倭财阀虽反对战争，然向恶共产。今两阀必合（向来不和）。德已以猛大力量攻苏，今日倭之攻苏诚千载一时之机会，所以其北进之公算最大。”
当日军从福州、广东增城、浙江宁波各撤出一部后，军令部认为“谓其南进可能性极小，准备侵滇公算最大”。直至11月7日“日南进自在意中。又敌第五师团已调越，该敌于过去犯华之主要各役无不为前锋”。军令部这才明白日军的战略动向，中国军事战略上的应对已相对显迟。究其原因，军令部纯粹从军事角度考虑，认为苏联在欧洲战场吃紧，日本由于对苏的传统态度，没有理由不实施北进策略，却没有考虑到日本经济上因为美英封锁而引发的困难，缺乏战略分析。这也是战时军令部为数不多的一次在国家战略上的分析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