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罗瑞卿在红军时期相识，西安事变后又都去了西安／到西安后，周恩来剃掉了留了多年的胡须，罗瑞卿也剪去他那一头披肩发
周恩来和罗瑞卿的交往在20世纪60年代最为频繁，而他们的相识则在红军时期。
罗瑞卿早就听说过周恩来的名字。1926年，罗瑞卿考进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黄埔军校的分校。但是，当罗瑞卿进入武汉分校时，周恩来早已离开黄埔军校，到上海酝酿、组织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8月，周恩来来到武汉，但罗瑞卿已随分校学员编入叶挺指挥的中央独立师，去参加讨伐夏斗寅和西征杨森的战斗，未能见到周恩来。
1931年，周恩来就听说过罗瑞卿的名字。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观音岩战斗中，时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委的罗瑞卿头部负重伤，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党中央的电报中已经报告了此事。
１931年底，周恩来化装成富豪，留着大胡子进入中央苏区。罗瑞卿和红军指战员都亲切地称他“胡公”。1932年3月，罗瑞卿任红四军政委。7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前线，不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罗瑞卿同这位“胡公”经常见面，对周恩来十分尊重。周恩来对这位身材高大的红四军政委也十分注意。当时罗瑞卿留了一头长发，跑起来头发随着脚步的节奏一掀一掀，颇吸引人们的眼球。罗瑞卿说话有条理，办起事来也干脆。周恩来感到罗瑞卿颇为精明强干，日后经常点他的将，让他做自己的助手。
周恩来和罗瑞卿相识虽早，但互相熟悉却在长征结束到陕北以后。1936年5月，为准备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大学。罗瑞卿由毛泽东推荐，任教育长，林彪任校长。学校分一、二、三科。第一科训练师以上干部（含少数团职干部），由陈光任科长，罗荣桓任政委。林彪、罗荣桓、罗瑞卿、陈光都在一科学习。他们既是学校的领导，又是学员。5月下旬，学员陆续来到学校所在地——保安。
5月21日，中央党校邀请周恩来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红大的学员都去旁听。27日，红大也邀请周恩来作国际形势报告。6月1日，红大在瓦窑堡南门外一片空场上举行开学典礼。在毛泽东、张闻天讲话后，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
6月1日晚间，红大开文娱晚会，演出了活报剧、歌舞、唱歌、双簧。由于工作忙，周恩来没有到会，但邓颖超来了，看完了全部节目。演出结束后，邓颖超提出，希望见见演员。罗瑞卿和李克农便陪同邓颖超来到后台，向她逐一介绍演员。在介绍童小鹏时，罗瑞卿说：“这是红一军团的老演员了，曾经扮演过宋美龄。”
提起童小鹏，还有一段故事。他原来在红一军团政治部任技术书记。1933年，红一军团各单位组织文娱活动的竞赛。政治部由于有童小鹏等文艺骨干，因此在墙报、唱歌、表演等活动中经常拿第一。而罗瑞卿领导的保卫局由于缺乏文艺骨干，比赛中常常落在政治部后面。争强好胜的罗瑞卿就去找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要求把童小鹏调到保卫局。豁达大度的罗荣桓，不仅答应调童小鹏，而且还把在十一师工作的文艺骨干潘振武一同调进保卫局。同时，罗荣桓向罗瑞卿提了一个要求，就是由罗瑞卿主持，在保卫局内举办一个文娱训练班，把各师的文艺骨干调来学习，教他们识谱、写美术字等，以活跃部队的文娱生活。这个训练班长期办了下去，并命名为战士剧社，即现在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的前身。童小鹏调到保卫局后，在文艺比赛中，保卫局也尝到了当冠军的滋味。童小鹏在红一军团保卫局一直呆到长征结束以后。1936年5月，童小鹏调入红大学习。西安事变后，童小鹏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罗瑞卿和周恩来是他先后的两位直接领导。
从1936年8月起，红大的学员被陆续抽调出去参加工作。曾经当过红三军团保卫局局长的张文彬调到西安做联络西北军杨虎城部的工作，张经武被调到山东做联络韩复榘的工作，童小鹏被调到毛泽东处当秘书。为了给这三位饯行，罗瑞卿请他们吃饭。罗瑞卿把他们三位请到保卫局，让炊事班加几个菜，就在保卫局的窑洞里摆开了“宴席”。没有酒，只有一瓶葡萄露。那一天，外面下着大雨，但窑洞里却谈笑风生。大家都吃得很开心。饭后，几个人一块聊天。张文彬常爱写几句诗，被同志们称为诗人。有他在场，罗瑞卿说，应当写诗送别，而且要联句。于是，便你一句，我一句，凑成一首七言绝句：
狂风暴雨宴经武，且谈且笑送诗人。
葡萄美露聊当酒，翘首秦中报捷音。
秦中，指西安，是张文彬要去的地方。罗瑞卿等希望张文彬在新的岗位上捷报频传。但罗瑞卿没有料到三个月后，他本人也来到西安做统战工作。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到西安，并决定派李克农、罗瑞卿、许建国等分批去西安工作。
到西安后，周恩来剃掉了留了多年的胡须，罗瑞卿也剪去他那一头披肩发。
张学良邀请中共代表团住进金家巷张学良公馆。
对于周恩来、罗瑞卿来到张公馆，当时在东北军任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总队长，现在仍然健在的百岁上将吕正操回忆：
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后，专门派飞机接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这一天，大家得知周副主席要到的消息，就早早地聚在一起，急切地盼望着。去机场接人的汽车一到，大家连忙争着到窗前看望，只见周副主席神采奕奕，健步走下汽车，随同周副主席来的还有一位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的高个子同志。周副主席和代表团的同志跟我们同住在一幢楼里，楼下放着一架老式收音机，代表团的同志经常和我们一起围着收音机听广播，分析形势。那位高个子也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们不知道他的姓名，只感到他知识丰富，见解鲜明，说话诙谐。记得当时由于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何应钦之流一派混乱，他们时而如丧考妣，嚎啕大哭；时而又心怀叵测，杀气腾腾地要出兵讨伐。大家边听边议论，高个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要干掉蒋介石哩！这帮家伙，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为了投靠日本主子，连他们的委员长也不要了！”他的透彻分析，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从此，这位未通姓名的战友，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高个子就是罗瑞卿。到西安后，周恩来在同张学良会谈的同时，派罗瑞卿作为自己的联络官去向在十七路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了解十七路军的动向，以便为周恩来同杨虎城会谈作准备。为了便于做统战工作，在周恩来安排下，罗瑞卿取得东北军政治部民运科长的职务。他利用这个名义，向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宣传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主张，介绍了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的经验。
1937年2月，罗瑞卿回到延安续任抗大教育长，童小鹏则留在西安。后来童小鹏一直跟随周恩来，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任上离休。
周恩来说：公安工作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当毛泽东批评罗瑞卿不送报告时，周恩来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1949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十八兵团（即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调入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5月14日，毛泽东致电罗瑞卿：“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来到北平。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提出，已经同林彪、罗荣桓谈过，林、罗同意他随四野南下，任四野参谋长。罗瑞卿认为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任公安部长更合适。周恩来对他说：“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中央已经决定，你就不要讲价钱了。”周恩来还告诉他：“今晚毛主席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当晚，毛泽东在香山的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毛泽东一见罗瑞卿便说：“听说你不愿意当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大家都不干，都去打仗行吗？”罗瑞卿立即表示：“那只是以前的想法。周副主席同我谈话后，我已经想通了。坚决服从党的决定。”毛泽东听后满意地点点头，并关照罗瑞卿，组建公安部的事要多请示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