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争议性新闻报道看媒介与受众框架的互动


   摘  要:争议性新闻事件的报道一直都是媒介关注的重要主题。本文通过对争议性事件、框架理论等概念的梳理,从传统媒介理论如议程设置理论、编码—解码理论视角出发,分别讨论了争议性事件报道中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呈现方式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提出了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之间进行有效互动的必要性和相应的互动策略,从而为争议性新闻事件的报道提供理论参考和对策依据。
   关键词:争议性事件;媒介框架;受众框架;互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2-0045-03
  一、引 言
   争议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一直以来都是大众媒介报道的重要主题之一。所谓争议性事件,是由社会生活中一个具体的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触发,引起社会参与,牵出广泛争议或质疑,形成“争议场”的热点事件和问题[1]。近几年比较有影响力的争议性事件,如:钱云会事件、夏俊峰事件、念斌事件、林森浩事件等,涉及的范围与领域都比较广泛,很多争议性事件甚至已经触及到法律问题的争议层面。
   广义的框架包括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受众框架决定了受众是否接受、如何接受媒体的报道,影响和控制了受众对媒介现实和客观现实的理解与认知[2]。而媒介框架对客观现实的选择与定义同样影响着受众对现实的理解。因此,传播效果取决于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两者间的互动[3]。通过框架互动,在媒介与受众间建立起积极的协商平台,既为媒体调整议题和报道框架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也为受众提供了表达和诉求的平台,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有助于防止因为某个新闻事件特别是争议性事件而引发非理性、极端化的群体性事件[4]。
  二、从“议程设置理论”看争议性事件报道中媒介框架的呈现
   传播学早期形成了许多经典理论,其中议程设置理论几乎是众所周知并无可否认的理论。但事实上,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因为社会场域多种介入方式,不断地修正和完善着议程设置理论。
   对于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虽然早有迹可寻,但正式提出却是在1972年,由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
   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5]。众多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媒介对周围环境的议程设置与受众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度之间是有高度关联性的。
   在争议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传统媒介以其权威性优势通过对争议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多次重复播出,使这一争议性话题在公众中得到强化,促使公众将注意力转向这些特定的话题,并引导公众舆论倾向媒介议程的建构者。在传统媒体对受众的强大议程设置功能下,受众的诉求常常是被忽视的。这是以传者为中心的传统媒介时代的典型特点,也是议程设置理论的不足之处。
   例如,在浙江乐清钱云会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官方媒体初期报道量并不多,本地的代表性党报媒体《浙江日报》上仅刊出2条属于一般性的短消息告知这一事件:2010年12月28日“乐清:通报12·25交通事故”、12月30日“排除‘谋杀’可能,温州警方认定乐清‘12·25’案件为交通事故”。政府党报的通报将该事件的性质进行了认定。因为该事件具有一定的争议性,官方媒体在初期报道时极为谨慎,报道量不多也是希望减少受众对该事件的過度关注以避免由此引发的曲解。官方媒体初期在钱云会事件报道的这一行为表现正是议程设置理论里所体现的“媒体不报道、受众也就不会过多关注”的体现。
   当然,争议性事件的特点注定了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争议性,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可能可以做到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一致性,即媒介报道什么、受众就会关注什么。可是,进入互联网时代,这种争议性必然通过网络讨论反映出来,而且争议本身可能影响到对事件的政策判断或法律定论,所以媒体的新闻报道在呈现事件过程中必须遵循事件复杂的多重面向以及社会可能的多面幅度,注意新闻报道的宽度和媒介与受众之间的互动随时会出现的变动。
   随着对议程设置理论的深入研究,许多研究人员也开始思考如何利用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使公众在克服共同的难题时能万众一心,使我们的社会运转得更好。肖和马丁1992年曾指出,通过议程设置,媒介可以使意见相左的团体就某些共同的议题达成某种一致,从而实现不同团体之间的对话。可以说议程设置实现了建立共识的目的,使民主得以运作[6]。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这一理论的应用更为明显。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在争议性新闻事件的报道中,不仅运用了议程设置理论,实践上也超越了这一理论,表现出将议程设置理论由静态的报道框架向动态化、整体化方向推进的趋势。
  三、从“编码-解码理论”看争议性事件报道中受众框架的呈现
   在大众传媒时代,由于传统媒介功能的强大性及信息来源的权威性,其对受众的议程设置功能也充分体现出单向性,使得受众框架在很大程度上被媒介框架所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众议程与媒介议程的高度一致性,这在议程设置的相关实验中已得到验证。
   但是,媒介的议程设置过程不是机械的或自动的,而是与受众个人对信息的处理密切相关。受众对获得的媒介信息一般会根据自己过往的经验进行评估,受众的评估结果和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是否一致却因人而异,这一特点在互联网时代体现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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