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看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摘要：文化误读指的是解读者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去解读另一种文化，在解读的过程中，常常会引起偏差，歧视，甚至是文化冲突。黑格尔就基于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文化，认为中华民族由于缺少内在性和主观性，而没有真正的历史。对于这种文化误读，我们在努力纠正的同时，还要反思自身文化的匮乏和不足。
关键词：文化误读；黑格尔；中国文化
一、文化误读的概念
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人们通常基于自身的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或者是特定目的去选择和解读另一种文化，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与事实不同的理解与认知，因此，就产生了文化误读。文化误读这种现象自从跨文化交流的初始就出现了，它不仅存在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由于受到成长环境、知识背景等影响，文化误读也普遍存在。然而，在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的过程中，一些解读者常常通过将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比较来凸显自身的优越性，甚至是排斥或蔑视其他文化的存在，这就很容易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产生偏见、对峙以及文化冲突。
因此，在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尽可能站在他者文化的立场进行解读对方的文化，尽量避免对其他文化产生误读；另一方面，还要针对他者对自身文化的误读进行理性解读，反思自身文化的不足之处。
二、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从古至今，中西文化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自从15世纪的航海大发现之后，西方学者对东方世界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到了18世纪，中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大不相同，“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这样一种态度普遍存在在欧洲学者之中。伏尔泰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对中国文化的孤立、静止持积极的态度。他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已经达到先进的水平，后来的科技进步很少；而欧洲则正好相反。关于“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中国文明静止孤立”这样的观点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从未脱离欧洲本位。以黑格尔、孔德、韦伯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更是以西方的价值标准，对东方文化做出误读，以显示出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其中，黑格尔就有这样的论断，他认为，历史起源于东方世界，但东方世界“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生动活泼的进步。”
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批判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认为中国人缺少内在的、主观性的精神，而西方人所认知的外在的事物与内在的思想，包括宗教、法律、知识等东西，都还只是一个东西，它们的深层的、隐含的观念，并没有深入到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没有得到人们的主观承认。在中国古代帝国封建制度中的各种权力与规范之下，个人只知道盲目服从，没有自我反省和独立的意识，就更不用说反抗这种权力了。黑格尔将那种消灭个人意志的权力称作“实体”，这种“实体”也并不是单指国家层面的权力制约，它深入到中国人的每个家庭之中，这也是中国人从根本上缺乏主观性精神的原因。家庭中父子、兄弟的关系恰恰印证了国家中个人与“实体”的关系。由于血缘的关系，独立的个人联结在一起形成家庭，子女缺少独立的人格，在国家下面，也是一样。
这样，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古代帝国的行政管理系统。在黑格尔看来，由于个人缺少独立的人格，中国不存在宪法，因为在西方的宪法下，个人或团体有独立的权力可以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而在中国，个人服从于家庭中的家长制，同样服从于国家的神权专制体制，那种形成控制的外部“实体”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他控制著国家的一切事物。个体在这种控制之下，不能够向西方人一样取得独立的自由的权力，没有个人意志的自我反省。中国古代帝国依靠这种从上到下严密的行政管理机构而维持运行，官吏们的尽职尽责，也并非出于他们内在主观性的责任感和良知，而是受到外部权力“实体”的制约。这种行政管理和法律虽然是“理性的”的，但它却完全服务于统治阶级、没有自由的“理性的”，是一种“实用理性”的行政管理体制。
提到中国的行政就不得不提中国的法制。黑格尔认为，在中国，“基于家长政治的原则，臣民都被看作还处于幼稚的状态里”，这种“家庭关系的外表性，几乎等于一种奴隶制度。”家庭中的规矩被修订在法律之内，道德也有了一种“实体性”，它本身也是法律的规定。指挥人们道德行动的是外在的法律规定，而缺少人们的主观意志，这些法律、规范被看作是必须服从的，而并没有被人们发自内心地、主观地认同。人们避免犯错也只是因为对受到刑罚的恐惧心理，而不是真正反省行为本身的错误。
关于中国的宗教，他简单地将中国古代的迷信、巫术崇拜当作中国的宗教，并断言“中国的宗教，不是我们所谓的宗教。”因为中国人缺少独立性和精神性，没有西方世界中的类似于“上帝”的思想存在，因此人们不可能具有更高尚的灵魂，达到超脱肉体的境界。可以看出，黑格尔完全是以西方的价值观来衡量对中国宗教的，对于中国哲学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将中国儒学、道家思想以及易经都排除了哲学的范畴，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哲学思想中都没有涵盖思辨的内容，没有将具体的事物进行概念化过程。不仅如此，他将中国的哲学简单地等同于宗教哲学，而由于“主观性精神的因素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宗教的概念并没有个体化，而是具有普遍观念的性格”，就断定中国哲学也缺乏了个体化与自由。可以看到，黑格尔完全以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看待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产生了误读。
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也尤其体现在对中国科学和艺术的态度上。他认为，中国人不能运用概念来进行思维活动，因此不能创造出历法，中国人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模仿方面。显然，这种理解显然是带有明显偏见的，简单地将绘画等同于艺术，而事实上，中国古代在建筑、雕刻、音乐、书法等各种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艺术成就。尽管在黑格尔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逐渐落后于西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的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是中华灿烂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三、对黑格尔中国文化观的反思
黑格尔的“中国存在世界历史之外”的观点固然带有强烈的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思想，对中国宗教、哲学、科学等方面的批判也带有明显的先验主义色彩，以西方的价值和理性为标准来判断评价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对中国文化的消极误读。然而，在某种程度上，黑格尔的这种文化误读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解释，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只要存在文化差异，误读就在所难免。在传播学理论中，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也是如此，根据自己既有的观念去看待事物也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尽管黑格尔的这种“欧洲中心主义”通过与中国文化的比较来证明自身的优越性的做法并不可取，但是，欧洲学者将中国视为欧洲的对立面，通过比较来达到认识自身文化、审视自身文化的目的也为我们认识自身的匮乏与不足提供了一种方法。
从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所指出的某些深层次的文化缺陷也的确是他口中的中国“幼年文化”停滞不前的原因。中国学者李泽厚把中国古代强调具体经验的哲学思维称为“实用理性”，这种思维也渗透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几千年来人们为人处世奉行的基本准则。在中国封建专制的统治下，科学技术、法律规范等等文化都服务于统治阶级，个人道德行为也仅仅是在外在力量支配下而形成的被动的反应，这种外在力量限制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国文化只是随着王朝的更替不断的重复，而没有真正的进步。
“对中国的极大误会，产生于我们以我们的习俗为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习俗，我们要把我们的偏执的门户之见带到世界各地。”这句话深刻道出了文化误读的原因。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要尽量消除文化误读，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要借用这种误读，反观自身文化的不足，使其变为促进文化交流的契机。
参考文献：
[1][德]格奥尔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德]格奥尔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张国刚.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J].文史哲，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