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反抗”与升华
摘 要：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的一系列作品中都贯穿了“反抗”的主题思想。从两部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局外人》到《鼠疫》，加缪为我们展现出面对“荒诞”主人公是如何在虚无的世界中寻找生命存在的价值的，那就是“反抗”。具体阐述加缪“反抗”的具体含义，在两部作品中建立的“反抗”共同点及其升华，其中升华分为三个部分：反抗对象的扩深、从“消极反抗”到“积极反抗”、从“个人反抗”到“集体反抗”。
关键词：加缪；反抗；升华；《局外人》；《鼠疫》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6）07-0106-03
加缪——一位存在主义文学大师，一位深刻反省社会人生问题的人道主义者，在其作品中往往塑造出这样的人物：他们以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观察并剖析他们所处的时代，却发现自身被这个世界本身所造就的“荒诞性”以及人生的“虚无”所笼罩。尽管如此，他们依然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发出呐喊的声音，来诠释作为“人”的价值。从1940年完稿的《局外人》到1941年完稿的《西西弗斯神话》，从1946年完稿的《鼠疫》到1950年完稿的《反抗者》，加缪的作品一路走来，向我们提出生命存在就要反抗的主题思想，他说：“反抗证明它正是生命的运动本身，人们若否定反抗，就是放弃生活。其最纯洁的呼喊每次都让一个生命站立起来。它因而是爱与繁殖力，否则便什么也不是。”
何为反抗？加缪指出：反抗是人对某种事物的发展超出了限度所做的反应，是人的本质之一。反抗意味着人性的存在，人性就是反抗为自己规定的意义和界限。发现了荒诞，只能说明人的清醒，只有进行反抗，才能说明人真正地进入了生活[1]。由此可见，“反抗”既不是爆发革命，也不是所谓的“英雄主义”，它只代表一种思想上的觉悟和行动上的配合，即便只是微茫得惊不起一丝波澜的抗衡。所以无论《局外人》中的默尔索还是《鼠疫》中的里厄，进行反抗的人物可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公务员，也可以是省城里众多医生中的一名，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抗者：他们看透了“希望”的无情并拒绝希望，但仍旧肯定自己生命的独立；他们清楚地知道生命本身只是实现意义的途径而不是终点。他们是一个说“不”的人。然而，他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
在探讨加缪“反抗”的升华之前，我们先归纳一下《局外人》与《鼠疫》中人物“反抗”的共同点：
一是促使“反抗”产生的外界环境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处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宗教的束缚下。在《局外人》中，默尔索这样一个经常抱着无所谓态度的人竟然对为妈妈送葬时的周围的人感到大为惊奇：“在他们的脸上，使我大为惊奇的一个特点是：不见眼睛，但见一大堆皱纹之间有那么一点昏浊的亮光。”默尔索在饭馆遇到的女人：“我已经吃完，她还在专心致志地圈圈点点。不一会儿，她吃完起身，以刚才那样机械而麻利的动作，穿上夹克衫就走了。”在宣判的法庭上，“人们好像是在把我完全撇开的情况下处理这桩案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在处理犯人的手段上，默尔索认为：“断头台的缺点就是没有给任何机会。”执行死刑的前一天，神甫还到监狱里劝慰默尔索悔改，让他在临死前拥有信仰[2]。相对应的，在《鼠疫》中则有这样的描写：在鼠疫发生前城市的面貌是：一切活动全都是用一样的狂热而又漫不经心的态度来进行的。这说明人们在那儿感到厌烦，但同时又极力让自己习惯成自然；在面对突发瘟疫危及市民性命时，全城最有权威的医生里夏尔在采取措施时却毫不负责，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汇报；在缺少处理尸体的人力资源时，政府当局甚至想到要用犯人来做所谓的粗活；而享有盛誉的帕纳卢神甫在鼠疫发生后做第一次布道时宣讲说鼠疫能使人超度，指明道路。
二是两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品质上的相似。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都被唤醒了意识，开始进行内心觉悟、反抗和探索人性。在《局外人》中，默尔索始终是一个诚实讲信用并且忠实地以自己的方式去爱身边的人：他常常回答“无所谓”“我不知道”却不讲省事漂亮的谎言；他几次回想起妈妈并深深理解和爱着她，可在法庭上却不为自己送葬后的“非人性”行为做出辩解；在生活中，默尔索处处留心并享受生活，处处显露人性的本能；在死亡到来前，默尔索拒绝信仰上帝，他感到对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有把握，比神父有把握得多；他面对宁静的星空，感到自己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认为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是幸福的。相对应的，《鼠疫》中的主要人物里厄和塔鲁也是诚实的人。塔鲁说自己说话总是真诚的，撒谎太累了；与鼠疫抗争时，里厄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在面对孩子的死亡神父说“也许我们应该去爱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东西”时，里厄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到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而在鼠疫结束后，里厄认为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逐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他们的葬身之地。”[3]他们具备加缪所坚持的真正的“反抗精神”需要两种条件：人与人之间理论上的平等、对神圣观念的抛弃。
三是两部小说中的人物明知道反抗的结果会以失败告终，但还是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
尽管两部小说展现的反抗主题有诸多相同之处，《鼠疫》中的“反抗”却显得比《局外人》中的“反抗”要成熟得多，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分析：
一、“反抗”对象的扩深
虽然《局外人》和《鼠疫》两部作品都是在加缪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立场时酝酿的，两部作品的反抗矛头都直指法西斯纳粹主义，反对一切极权主义和专政。但是两部作品中所展现的“恶”的势力范围和力度却相差甚远。在《局外人》中，“恶”的势力包括周围人们的机械虚伪、司法制度的残害和盲目愚昧的宗教信仰。默尔索的悲剧结局实际上离不开他自身以“荒谬”反抗“荒谬”的原因，而外界吞噬的大潮相对比之下并不是迫在眉睫、十万紧急的。可是在《鼠疫》中加缪为我们展现的是这样的景象：笼罩着我们生存状况的致命威胁使一切凋萎。唯有呼喊使人们活着。昂扬亢奋的心灵置真实情况于不顾。到了这种地步，世界末日的思想成为一种使爱情与死亡、使良心与罪恶、使一切混同在一起的价值。在一个混乱的世界，存在的只有陷入深渊的生命[4]。我们发现，虽然作者在书中也同样为我们展现了社会意识形态压迫、司法制度人性和神权泛滥的恶，但这些同疾病、战争般吞噬全人类生命和人性的力量相比，显得是多么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