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摘要 本文将生产部门分为东部厂商和中西部厂商这两类异质性厂商，并引入“区域经济政策变迁”冲击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扩展，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与经济波动特征性变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问题。主要结论如下：两阶段、分区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较好地反映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波动平稳化的新特征；中西部地区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标准差一直偏低并且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阶段出现显著变小，降低了中国整体经济波动的幅度；新世纪以来区域经济从“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战略性转变，使得中国宏观经济从严重依赖东部地区的“单轮驱动”转向增长极日趋多元化的“多轮驱动”并由此导致投资行为及其效率的相对变化，是宏观经济波动出现平稳化趋势的深层次原因；金融危机后中国宏观经济平稳增长的态势整体上得以持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重心西移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经济波动对全国经济波动的缓和化作用。因此，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对增强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济波动；平稳化；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9-0141-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2000年起由“非均衡发展”转向“协调发展”阶段；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波动新世纪以来也出现了由“高位波动”到“波幅收窄”的平稳化趋势。计算发现，中国经济波动标准差由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3.076锐减至“协调发展”阶段的1.333，降幅达56.7%。通过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波动的分开核算发现，中西部地区经济波动的幅度一直小于东部地区，而且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阶段中西部地区的相对波动幅度更小，仅为全国经济波动的78.3%。在2000年前后出现的中国经济波动幅度平稳化趋势中，中西部地区的贡献率高达95.2%，远远高于东部地区的贡献率。由此可见，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的平稳化现象，须从空间经济层面着手。在宏观经济扩张或收缩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国家的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在空间经济上则集中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背后是经济资源的重配，进而是区域经济结构变化，这又可能反过来对中国经济波动构成重要影响。因此，厘清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与中国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问题，对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已表明，一国国内的区域经济发展与该国经济周期是密切相关的。国外方面，Ellen较早关注国家层面的经济周期与该国内部各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的研究发现国家经济周期性变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同时存在“行业效应”和“区域效应”[1]；IEO发表了“区域性经济周期与国家经济周期”的研究报告，通过大量数据分析了美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波动与美国国家层面上的经济周期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影响机制等问题[2]；Owyang等对美国50个州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后发现，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引起美国各个州之间经济波动特征存在差异的原因是不同的[3]。
国内方面：刘树成等从工业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了区域工业经济增长及其波动问题，发现工业经济的波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际差异[4]；魏后凯发现中国各地区工业增长对经济波动的反应程度存在着很大差异，在宏观经济的扩张阶段，区域之间的增速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落后很多，但在宏观经济的调整阶段这种区际之间的增长差距明显缩小[5]；孙天琦、彭晓莲分析了中国各地区与全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问题，我国地区经济周期在长度、深度、形态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且周期形态方面[6-7]；丁纪岗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区域经济波动的内在关联性在不断增强，但中国各地区的经济波动协同性在逐渐弱化而区际差异性逐渐增强[8]。
黄赜琳通过构建三部门RBC模型，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特征及财政政策的效应问题[9]；苗文龙等构造一个同时包括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三个单元的多区域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货币供给对各区域经济周期的政策效应[10]。因而这些研究已表明，构建多区域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为此，本文尝试引入“区域经济政策变迁”变量，对标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扩展，构建两阶段、分区域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13]，分析“区域经济政策变迁”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机制。
3 数据与校准
尽管高频数据可以大大提高模型模拟质量，但由于中国早期数据大多为年度数据，本文都用年度数据。除文中有特别注明的出处外，1978-2008年的中国产出、投资、就业人数、消费、工资等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1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其中，产出使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将其折算成以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值；投资采用统计年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并使用固定投资价格指数折算成以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值。由于1991年以前统计年鉴没有公布固定投资价格指数，为此，1991年之前的该指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代替。政府支出用统计年鉴中财政支出指标来刻画，有效消费支出为统计年鉴中的最终消费支出，而最终消费与财政支出的差额即为私人消费支出，全部用消费价格指数折算成以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值。由于没有关于劳动时间的详细统计，本研究使用从业人员数代替。资本存量Kt采用单豪杰的计算方法进行估算[12]。
结合已有文献以及上述数据，对文中相关参数进行估计和校准，结果如表1、表2所示。
4 模拟分析
参照屠俊明的研究思路，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阶段（简称“第一阶段”）和“协调发展”阶段（简称“第二阶段”）模型分别进行模拟[13]，并将模拟结果（见表3）与现实经济进行对比发现：第二阶段总产出的波动比第一阶段下降了约49.38%，这与实际经济中总产出波动下降59.26%相差不大；第二阶段总投资的波动比第一阶段下降了约48.35%，与实际经济中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