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是否过热的评判标准有两条：一是经济运行的供给面是否绷得很紧，从而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二是投资是否有效、高增长是否合理。两个角度的分析都表明，当前的经济增长没有过热。
——重新认识当前的经济增长
当前经济仍在超预期增长
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长10.3%，增速较2005年全年提高0.4个百分点，超出市场预期。从4～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看，无论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的名义增长率还是工业增加值的实际增长率，都比一季度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由于6月份这些指标的增长率不会发生大的变动，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二季度的GDP增长率仍会继续超过10%，再次高于市场此前的预期。
前五个月经济的高增长，特别是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再次引发了市场对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些热点问题包括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过高和经济增长可能出现过热等的讨论和担忧。但是，我们认为，上半年经济超预期的增长足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下以往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因为自2003年以来就有中国投资率不可持续的论述和经济减速的预期，但三年后，投资增速仍然很高，预期中的经济减速也没有成为现实。这种预期与现实间的巨大差距恐怕不能简单归结于投资主体的投资冲动，而更可能是有一些深层次的推动因素。因此，本文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寻找这些推动因素，并根据这些推动因素是否合理来判断当前的经济运行是否开始过热。
增长虽超预期但经济并未过热
供给面的紧张程度与产出效率是评判经济是否过热的主要依据
从理论上看，经济过热一般是指经济的增长速度超出潜在的产出增长水平。但是，经济潜在的增长水平是不能够直接观测到的，而只能够从历史数据估计。从一些相关的研究结果看，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并不一致，而且差异比较大。因此，评判经济是否过热，更多地要看经济运行的实际表现。
我们认为，其评判标准应该有两方面：
一是经济运行的供给面是否绷得很紧，从而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这一标准是与经济过热的理论定义一致的，因为当经济的增长速度超出潜在的产出增长水平时，就会引起通货膨胀的上升。
二是从中国目前投资增长比较快、名义的投资率比较高的情形出发，我们认为还需要考虑投资产出的效率。如果投资产出的效率很低，那么这种投资将是无效的、不可以持续的，经济也就有过热之嫌。
我们认为，无论是与改革开放以来81～89、90～98两轮大的周期中的波峰阶段相比还是与本轮周期中经济局部过热的2004年相比，当前经济运行的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前两轮周期的波峰阶段，由于当时经济发展尚处于短缺经济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引发了高的通货膨胀。在通胀率最高的1988年和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增长率分别达到18.5%和21.7%。为了控制通胀，政府采取了“一刀切”的严厉的紧缩政策。我们现在从数据上可以看到的当时紧缩货币政策的一点证明就是1989年1994年一年期存款的名义利率达到11.34%和10.98%。严厉的紧缩政策，导致了GDP增速在高位快速回落。
在本轮周期中，经济局部过热的2004年，虽然短缺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当时的经济运行却遭遇到了煤、电、油、运等瓶颈约束。如2004年4月份，尽管当月的发电量和货运量增长分别达到16.2%和16.3%，但仍存在大范围的拉闸限电，全国范围内的运力也异常紧张，当时一些电厂库存的煤炭仅够用数天。政府因此采取了强有力的紧缩措施。而且，即使在4、5月份政策迅速紧缩后，煤、电、油、运的紧张仍然持续了较长时间。
2004年经济的局部过热也带来了工业品价格,特别是其中的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在2004年5月，工业品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分别增长5.7%和7.1%，而且总体呈上升趋势，到10月份，工业品价格和原材料价格的增速分别达到8.4%和10.9%。
但从当前的情形看，由于前两年大规模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在快速释放，供给显著增加；煤、电、油、运等对经济运行的瓶颈约束已基本消除，同时也不存在新的瓶颈约束。从物价指数看，4月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仅微升0.6%；工业品价格和其中的生产资料价格在4月份之前是呈下降趋势的，只有在5月份才小幅回升，同比分别上升2.4%和3.4%。这些充分表明当前经济增长的供给面比较宽松，从这一角度看，经济增长没有过热。
投资高增长的合理性和产出的有效性
1.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长期内，一个经济体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三个因素，即资本形成、劳动力形成和技术进步
Y=Φ f(k,L)
许多研究表明，经济体发达的程度不同，经济增长对这三个因素的依赖程度也各不相同，对于发达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技术创新。因为发达的经济体往往面临资本过剩，而且它对现有技术的运用也已经很充分。而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它利用现有能够得到的技术条件仍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他们的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制约因素是资本的可得性。研究还表明，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与高投资相伴生的高储蓄是其技术进步的重要条件，因为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外资，并带来技术扩散。因此，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至少从理论上看，高的资本形成比率是其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2. 周边成功的经济体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过投资率大幅上升的阶段
日本、我国的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是我们周边规模比较大，同时也是发展比较成功的三个经济体。这三个经济体在其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或产业结构升级阶段，都有过投资率显著上升的阶段。
在这三个经济体中，日本发展相对早，其经济增长是20世纪50年代起步的。在1952年，日本的投资率只有21.3％，但到1969年逐步上升到35.6％。在其投资率相对高的1968～1974年的七年间，投资率的平均值比1961～1967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期间，正是日本制造业发展的高峰阶段。
中国台湾的发展比日本稍晚一些，其工业化主要在上世纪70年代完成。由于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对台湾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台湾当局开始调整经济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促进产业升级；改善交通设施，建立现代化的运输系统；拓展对外贸易等。1973年台湾当局提出“十大建设计划”，分别是中山高速公路、西部纵贯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台中港第一期工程、苏澳港第一期工程、桃园国际机场、高雄炼钢厂、高雄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和核能发电。到20世纪70年代末，十大建设工程大部分完工，形成了发达的交通与港口运输系统以及现代化的钢铁与石油化学工业，奠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并使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到1978年，重工业产值在制造业中的比重达58%；1979年工业产品出口比例突破90%。台湾经济发展进入“第二次进口替代”与“出口扩张时期”。期间1973～1980年间平均的投资比率比1965～1972年提高了20个百分点。
三个经济体中发展最晚的是韩国。其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飞”，但到90年代中后期才迈入“新兴工业化”国家。1990～1997年间，其平均投资比率比1982～1989年提高了7个多百分点。期间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开始崛起，迫使韩国制造业不得不逐步进行产业升级。
3. 近年来中国投资率相对上升的幅度并不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形看，中国的投资率水平并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2005年的投资率水平虽然高达43.36%；但仍没有超过上轮周期中1993年的水平。即使是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低一些的1998～2001年相比，2002～2005年平均的投资率水平也只上升了5个百分点。与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投资率大幅上升的阶段相比，目前我国投资率相对上升的幅度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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