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起，雾霾像一头凶猛的野兽频频出击，已由区域跑向全国，从间隙性趋向于常态化，一些地区甚至多次出现超过六级的极重度污染天气。PM2.5对人体的危害也正被公众逐步认识，以至于人们“谈霾色变”，向“心肺之患”宣战的呼声愈来愈强。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生活，关乎民族未来。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报告指出，要深入防治大气污染，以雾霾频发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健全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新机制；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毫无疑问，治理雾霾将是政府未来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就我国当前所处的工业发展阶段而言，如何正视构成我国GDP“主力军”的第二产业的发展、如何平衡好经济增长速度和雾霾治理二者之间的关系等，是我们向大气污染宣战所面临的一个个难题。
结构成硬伤
长期以来，第二产业一直是我国GDP构成的“主力军”，无论是GDP占比还是增长速度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就最近十年GDP构成方面来看，第二产业的地位可谓一直稳如泰山，最高占比为2004年的53.0%，高出同期第三产业20多个百分点。
今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尽管对产业结构调整结果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但却未能振奋人心。相反，在雾霾天气的持续和蔓延下使人们发出新的疑问：我国产业结构能否彻底改变？雾霾什么时候可以消除？
“我国仍处在工业化中后期，人口规模巨大、地区发展差距较大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像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那样一下子就实现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换位，而将是逐渐由以制造业拉动经济为主向第三产业和制造业共同拉动转变，这个转变过程需要十至二十年。”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说。
众所周知，从2011年开始，我国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特征十分明显，依然没有走出资源消耗型与环境污染型的经济增长路线，没有摆脱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为特征的发展方式。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没有能够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当前出现的雾霾问题就是最突出的表现。
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使得原先依赖重化工业和投资形成的GDP逐渐显得沉重，也使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遭受到了白眼。
“严重雾霾是我国GDP增长长期依靠第二产业发展以及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长期积累的集中暴露。”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罗勇告诉本刊记者，“‘富煤、少气、缺油’是我国既定的能源结构，如果为了治理雾霾而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清洁能源的话，我们的能源成本会大大提高，同时，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带来经济安全方面的影响。煤炭价格相对低廉，但它的污染程度比较大，目前我们处在两难境地。唯一的办法是达到两者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平衡，尽可能地在平衡点左右使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越过能源和资源密集程度比较高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束缚，如果能够很平稳地越过这个点，那我们的经济发展、国家复兴就能达到了。”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则表示，就我国所处的工业发展阶段而言，治理雾霾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抱着我国“富煤、少气、缺油”这一能源结构而墨守成规。改变比较困难，但要向雾霾宣战就必须去改变，我们要一点点去做，一年减少一个百分点，第二年减少两个百分点，用十年的努力就可以减少二十个百分点，这样大气质量就有很明显的改变。
孰轻孰重？
如果说我国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的庞大和稳固是我们战胜雾霾所面临的一块硬伤的话，那么，治理大气污染和平衡经济增长速度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难题中的难题。
2013年，京津冀、长三角等地纷纷推出各种治污减排措施，如污染“重灾区”石家庄在12月17日集中拆除第一批940万吨水泥过剩产能； 2013年全年江苏共关闭977家落后企业，等等。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雾霾也成为最为集中的环境问题。作为回应，绝大多数省份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大气污染治理并开出“军令状”：北京全年计划削减燃煤260万吨，退出污染企业300家；上海提出着力推动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河北更是“背水一战”，“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新增一吨产能，党政同责，就地免职”。
在第二产业作为构成我国GDP“主力军”这一现实背景下，相关产业的关闭和淘汰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挑战和考验。
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大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钢铁产业是河北省的经济支柱，2012年全省钢铁产业工业增加值占GDP的13.9%，占财政收入的11.6%，吸收近61万人就业。据此，削减相关产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见一斑。
“治理雾霾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对一个城市来说，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如果往环境保护上倾斜的多一些，那肯定会影响经济增长。”罗勇告诉本刊记者。
当问及如何协调二者关系时，罗勇表示，这需要国家进行协调，应该允许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幅度上的灵活性，在经济增长上能有一个容忍度，或者说对环境保护的需求不能够脱离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两方要协调好，争取双赢。
与采取相关措施缓和协调二者关系的观点不同，李俊峰则表示，治理大气污染和经济增长速度两者之间不存在协调的问题，尤其是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要为治理雾霾让路。中央提出7.5%的发展速度已经留下了很多余地，可以左也可以右，目前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人民的“心肺之患”。
据介绍，淘汰落后产能直接会影响到当下的GDP，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起到负面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气污染治理对经济的影响呈现总体负效应。污染治理的过程就会带动一些产业的发展，着眼长远，只有好的环境才能吸引优质的企业来投资兴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污染不仅会改善环境质量，同样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成分比重亟待确定
面对雾霾这样一个“心肺之患”，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不断推出的举措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契机，但从源头控制雾霾则更为关键，这就要求必须清楚雾霾来源及各种成分所占的比重。
此前中科院的报告将北京市大气污染来源分为六大类，二次无机气溶胶26% 、工业污染25% 、燃煤18%、土壤尘15% 、生物质燃烧12% 、汽车尾气与垃圾焚烧4% 。该报告一出就引起了相关部门和公众的争议，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方力对此作出回应，中科院的数据仅是一家之言，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并不能作为政府权威发布的最终依据。
据了解，当前对大气污染来源分类的方法有很多，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所采用的分类也不尽相同。作为科学研究，据相关调查显示，雾霾来源复杂，其污染源头涉及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居民生活、城市管理等方方面面。
“治理雾霾相关政策的科学依据目前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罗勇告诉本刊记者，“当前，治理雾霾的当务之急是分析清楚雾霾的来源及具体的数值，在整个污染源里面如汽车尾气排放、煤污染、工业的污染排放以及粉尘扬尘等各占多大比重，需要得出一个确切的、科学的数值，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
据相关研究证实，雾霾的形成是一个大区域、多物理过程，不同大区域之间的雾霾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同时它还涉及大气物理、化学、生物、陆地与大气耦合等多种因素。因此，不同的监测模式和方法所监测的结果不同，这引起了很多分歧。
“在雾霾组成部分里面最关键的来源以及各种成分所占的比重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出台什么样的政策都是无的放矢。汽车尾气、燃煤、工业污染、扬尘等在雾霾成分中所占比重的相关数据必须科学、精确，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以前我们出台的很多政策都将事倍功半。”罗勇对本刊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