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当然是一个高雅的名词，一听到这个词，我们就会想到诸如陶渊明这样的人物。他们退出了当年士人必然要选择的仕途，而在乡间和大自然里寻求自己生命的归宿，视荣华富贵如无物。这样的故事是人们所心仪的。当然也有像陈眉公这样装腔作势的隐士，一面标榜自己不慕名利的高雅，一面却“飞来飞去宰相家”，游走在达官贵人之间；有隐士的风雅，却又享受俗世的名声和乐趣。这样的隐士其实是隐士生涯的另外一面。鲁迅先生有一篇小说《采薇》，就是通过写当年的两个大隐士伯夷和叔齐的故事，来写隐士生涯的不易和隐士生活的自我矛盾，里面当然有幽默的嘲讽意味，也有穿透时空的洞见。
其实，鲁迅先生这篇作品揭示的是隐士生涯的深刻的矛盾性。“隐士”其实是在“隐”与“显”之间平衡的结果。一方面，隐士必须是不求人知的。真正的隐士其实是不会留下名字供万人传颂的。他们所寻求的反而是对于世俗的名声的超越和漠视。他们不求任何“显”的可能。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没有名声，完全不“显”，也就不会为人所知，终究湮没在芸芸众生之中，也就不会有“隐士”的说法了。
所以，“隐”和“显”是难以截然分开的，“隐”和“显”像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隐士”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显士”。不“显”的“隐士”不会被社会了解，也根本不存在，而没有“隐”的追求的“显士”又太过庸俗。所以古代的大官都标榜希望致仕归隐的，而隐士往往都是失意的“显士”。
对于当代来说，隐士当然是避开俗世的生活，拒绝消费主义的潮流，追求某种自然的生活和超越性的所在的人。这样的隐士在当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其实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像张贤亮的《绿化树》或者丛维熙的《大墙里的红玉兰》所写的是原来“显”的作家，被批判后变成了“隐”，但他们没有办法说自己是隐士，因为那命运太过于艰难困苦了。看王蒙先生的自传，你会看到他不能发表作品的时候的苦闷，就会知道一种被迫的“隐”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其代价是何等的巨大。而宗璞那篇有名的杰作《红豆》又让我们看到一种自觉的“隐”的生活追求会无情地被历史的洪流席卷而去。20世纪中国的历史命运太过于严酷，让我们没有机会去追求隐士的优雅和超越。因为一面是民族的屈辱的悲情，一面是严峻的斗争和追求，隐士的优雅往往是一种奢侈和多余的东西。
今天的“隐士”的存在，正是市场经济的结果。一个都市的白领，二十岁的时候租住公寓，到五十岁住上豪宅。年轻时开小QQ，到了事业有成时，就开起了奔驰。一个人最大的追求不过如此的时候，生活的轨迹一眼就会看清的时候，他的无聊和厌烦的感觉就会强烈起来。他就渴望超越这样的生活状态。于是，隐士就变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代表，也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代表。他们其实象征了一种“逃离”和“脱出”固定的生活形态的生活方式，一种另类的选择可能，一种浪漫和诗意的新的来源。于是，隐士就会变成一种让人羡慕的生活，脱离之后的潇洒和自由就会变成新的楷模。
这种“隐士”和古人不同。古代社会的隐士放弃功名，今天的隐士放弃的是市场中的存在。但其实他们越是放弃和拒绝，就越是受到追捧；越是要隐居，返回自然就越是被市场所吸纳。今天其实迎合市场的潮流很难，因为潮流变幻莫测，而追赶的人也太多太多。但反市场的超越性却是市场本身的强烈的需求所在。隐士在今天往往越是决绝地拒绝传媒，传媒越是肯定和追捧他。他越是逃名，名气越大。他越是“隐”，却就越“显”。隐士的行事风格可能各异，人格气质也千差万别，但总是难以脱离这样的状况。
其实，隐士投射的是我们的内心世界的渴望，是我们自己超越自我的渴望。他们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影子。在他们身上，我们没有办法实现的东西得到了实现。我们被种种具体而微的生活状态所限制，找不到机会超越自己平庸的生活，我们当然说不上“显”，但也根本谈不上隐。我们多数的普通人其实是被平庸的生活限制的人。但隐士可以给我们梦想的机会，让我们梦想一种替代性的生活的降临。
所以，我们今天格外需要隐士，即使我们明白他们真实的角色究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