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里，费孝通首先是我的叔叔，其次才是人们叫惯了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兄弟姐妹当中，我父亲是老大，他是老五，所以我也叫他五叔。对于五叔，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了解得并不多，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能经常陪伴在他身边，一来二去，或许也可说是耳濡目染，逐渐懂得和明白了一些他对人和做事情的道理，对他便更亲近和尊敬。在五叔的一生中，有一位和他一起走了五十五个春秋的女性，她就是我的婶妈――孟吟。
孟吟婶妈在艰苦的局势里
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我的婶妈姓孟名吟，在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时和我妈妈是同班同学。那时候孟吟已经结婚，同学们常常拿这事同她开玩笑，毕业后，她同我妈妈一起去南洋教书。抗战时期她因丈夫病重回国，不久丈夫去世，后经我父母介绍去了昆明，与孝通叔叔相识，1939年，两人结为伉俪。婶妈干活麻利，不管什么时候，家里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是个持家好手；她还是个热情、好客、善良的人。听二姐说，她那年从香港来到清华园的时候，天气已经渐渐凉了，可是从“四季如夏”的南洋乍到北方，一件过冬的衣裳都没有，天说冷就冷，这可急坏了婶妈。她马上着手为二姐准备过冬衣物，忙活了好一阵子才准备齐全。二姐还说，她本来不爱喝牛奶，可是在婶妈的“监督”下，每天早晨都要被“逼”喝下一杯牛奶以后才去上学。时间长了，居然养成了习惯。婶妈就像照顾女儿一样，让二姐在清华园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婶妈和叔叔结婚的时候，抗战已经打了两年。虽说昆明是“大后方”，离前线还远，但是日本鬼子的飞机不时会来轰炸，“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功课”，最多的时候天天都有。有一次警报解除后，他们从城外回到家里，发现“四个钟头前还是整整齐齐的一个院子，变成了一座“破庙”。没有了颜色，全屋都压在一寸多厚的灰尘下。院子里堆满了飞来的断梁折椽，还有很多破烂的书报”，原来院子里落了炸弹，屋子被炸塌了。为了躲避轰炸，他们搬到呈贡乡下，租了一间“下面一半是房东的厨房，一半是他们的猪圈”的厢房住下，在“楼下的炊烟和猪圈里所免不了的气味”的“熏陶”下住了五个年头。就是在这个厢房里，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女儿的到来给这个小家庭带来欢乐，同时也增加了负担。
战时的生活是艰苦的，物资匮乏、通货膨胀，即使是在云南大学当教授的叔叔一家，日子也不好过。我曾经在云南省档案馆，看到过一份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云大教师工资的原始记录，当时刘文典的工资是国币六百元，费孝通五百五十元，楚图南五百元，白寿彝五百元，方国瑜五百元，华罗庚四百八十元……有人计算过，如果1937年的物价指数为一百的话，到1943年下半年，生活费指数上涨已突破四万，换句话说，当时的三百元，仅相当于战前的八元多。抗战以来，昆明的物价飞涨了三百倍，而西南联大教职员工的薪水只增加了五倍。像闻一多这样的著名教授，每月的薪水也只能维持十天半月的家用开销。
微薄的工资难于维持生计，教授们落到“吃不饱饭”的窘境。叔叔一家的处境和大家一样，为了缓解养家压力，他在教书之余，拼命给报刊写文章，为了给女儿挣些买奶粉的钱，他甚至跑到云大校门外的小茶馆里，整天“泡在茶馆里”，在那样乱哄哄的环境里，为在一旁等着“取货”的报社记者写稿。
婶妈就在这样艰苦的局势里，操持着这个小家庭。
叔叔被迫离家赴英，婶妈承受着巨大压力
好容易盼到了胜利，抗战结束，人们以为可以喘口气了，可是蒋介石为了独吞胜利果实，继续他的独裁统治，导致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又打起了内战。
虽说叔叔一直专注于学术研究，希望用自己的知识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出力，但是国民党的腐败独裁行径引起了叔叔强烈的不满，这促使他写出了大量针砭时事、抨击国民党政权的文章，他甚至对国民党头子蒋介石也充满鄙夷！
他参加民主同盟，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抨击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文章，支持学生运动，从而得到了“民主教授”的美誉。
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的广场上，举行了一场有数千人参加的“时事晚会”，叔叔和钱端升、伍启元、潘大逵等教授到会演讲。这个集会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当局派军警包围了联大，开会的时候，校外不时响起枪声，混入会场的特务伺机割断电线，企图制造混乱。但是人们并没有被吓倒，教授们陆续登台演讲，轮到叔叔上台演讲时突然枪声四起，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但是他镇静地继续演讲，他知道这时候自己的任何胆怯和慌乱，都可能引起会场的骚乱，其后果就会招来一场屠杀！他在台上高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我们要用正义的呼声压倒枪声！”在热烈的掌声中，叔叔结束了讲话。这次集会虽然在特务的破坏下提前结束了，但是其影响巨大，更加激发了群众反内战的斗志。
演讲会刚刚过去五天，反动当局又出动军警和武装特务袭击了联大和云大等校的爱国师生，他们用木棍打，用刺刀扎，甚至扔出手榴弹，造成四死、数十人伤的“一二・一”惨案。这时的昆明已完全笼罩在“黑色恐怖”之中。
终于，李公朴被枪杀，闻一多和他的儿子也一起遭了毒手。
李、闻的先后被害，使叔叔无法按捺胸中的激愤，他在一篇悼念闻一多的短文中说：
不久之前，我曾同他在同一会场上，听他公开地向社会人士声言：“我们是要用和平的手段争取和平。”“他可以死，我也可以死，人人都可以死！”我在他遗体前沉默了。“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等事。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其实，叔叔的处境也十分凶险。他的名字上了黑名单，已经被特务跟踪，李公朴遇刺后，天天有形迹可疑的人在云大和联大教员宿舍周围游荡，叔叔家背后城墙上的短墙已被拆去，特务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冲进来抓人。闻一多被害那天晚上，叔叔避到云大校长熊庆来家，这时他想起美国领事罗舍说过，“如果有需要帮助可以通知我”，于是就叫一个学生去和罗舍联系。罗舍亲自开了吉普车来接叔叔，并声明这是他个人的行动。当他们刚从校长家离开，国民党特务便闯进熊校长家搜查，带走了叔叔留在那里的一个包。显然特务们已经要对他下手了。
为了规避政治迫害的风险以及改变当时的环境，在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的建议和安排下，叔叔接受了英国一个文化团体的邀请，于1946年11月告别家人去了英国。
婶妈带着女儿留在浒墅关。虽说“那时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问题不扩大到家属”，但是婶妈独自一人应对这样一个艰难、险恶、动荡不安的局面，成天提心吊胆，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叔叔的作为让婶妈日夜担惊受怕
叔叔在英国只待了三个月，1947年2月便回到北平，在清华大学继续教书。这期间除了教课，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书桌上”，想把这些年来在学术上思考的问题梳理清楚，整理成文。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上的暴风骤雨，还是刮进了清华园，搅得校园里恶浪滚滚。
为了加紧对民主力量的镇压，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7月颁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随即以“危及国家颠覆政府”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同时，在南京、天津、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开始大规模逮捕进步学生。北平的特种刑事法庭也发出了“传讯、拘留、提审”各大学里民运积极分子的命令。
清华大学成了警察、特务主要“光顾”的地方。当年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代表大会副主席的裴毓荪回忆说：“1947年8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通知，说我处境险恶，必须立即撤离清华校园暂避。当我准备离校时，发现军警已经守住了各个路口，便衣特务在校内到处乱窜。急迫中我朝胜因院走去，希望教授住宅区里的戒备能松懈一些。没想到，那里也一样有军警在巡逻，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定了定神，抬头察看四周，发现自己正站在费孝通家门前，想要上前求助，又觉得眼下局势紧张，这样做可能会给费先生带来麻烦，犹豫再三，还是敲响了费家大门。费先生一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快到里面去，我们正在为你担心呢。先上阁楼去躲一躲，我们再想办法’。费师母则为此担惊受怕，时时留意门外的情况，生怕有人闯进来，通宵不能入眠。费先生当晚又跑到燕京大学，希望找到一辆能够自由出入清华的汽车把我送走，但是没能如愿。”裴毓荪还说，她在叔叔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发现叔叔家门前出现了几个可疑的“便衣”，于是叔叔就把她转移到了冯友兰家。第三天，吴泽霖教授又把她接走，这天半夜，地下党派彭�云等同学来接她，他们翻越清华园的围墙，终于逃离虎口。
面对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叔叔再一次坚定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但是叔叔的作为，让婶妈更加担惊受怕。
叔叔被清算，婶妈被轰回老家
这种提心吊胆、寝食难安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头，解放了！婶妈以为从此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再不会有不三不四的人在房前屋后转悠，全家从此平平安安，女儿正常上学，正值不惑之年的丈夫，学术上能更上一层楼，为建设新中国尽力。然而事与愿违，后来的日子一点都不“太平”，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叔叔一次又一次地“交代”、“检查”，使得婶妈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生怕出什么事，直到叔叔戴上“帽子”，不做什么事了，她才觉得踏实一点――不做事就不会再惹是非。然而，“踏实”日子没过多久，“是非”又找上门来，而且还捎带上了她自己。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叔叔的“旧账”再次被清算，婶妈也受株连，挨辱骂，被轰回老家，身心备受煎熬。
值得庆幸的是，造反派抄家的时候，婶妈已经登上了去苏州的火车，如果那时候她还没走，真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样。
婶妈这一走，老两口天各一方，各自又经历了一番磨难。三年后婶妈才返回北京自己的家。
婶妈抵达苏州的时候，正赶上我的祖父因为被抄家批斗而突发脑溢血，所以从回到老家的第一天起，婶妈就挑起了照顾老人的重担，直到老人家去世，整整三年。婶妈不仅历尽服侍瘫痪病人的种种辛苦，而且还承受着心灵上的煎熬，因此精神和身体都受到很大伤害，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婶妈咳嗽，叔叔对她说：
“从现在起我不再吸烟了。”
婶妈从老家回京的时候，叔叔已去了干校，一去三年。当叔叔从干校回来，老两口重聚时，婶妈的身体已经垮了，咳嗽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只要闻到一点刺激性的味道，就会咳个不停。那时候叔叔经常在家里翻译一些外文资料，有一次他又习惯性地点燃一支烟吸起来，正在厨房干活的婶妈被烟味呛得咳起来。激烈的咳嗽声让叔叔察觉到自己吸烟给婶妈带来的危害，于是赶紧掐灭香烟跑到厨房里，看着婶妈痛苦的样子，叔叔感到十分内疚，此时他突然做出一个决定，对婶妈说：“从现在起我不再吸烟了。”
叔叔可是个“老烟民”，虽然我没有问过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但是我知道，在1934年他写的《杂草七则》里就有“更想起了对床抽烟的余味，一定袅袅难绝了”，还有“手里烧着烟，有一点醉意”这样的话，所以可以断定他不会迟过二十四岁就有了这个嗜好。我还记得，叔叔在干校的时候，大概是因为香烟经常“断顿”，又不容易得到“补给”，所以隔三差五，会托我父亲代买一些香烟寄给他，没有好烟，一毛五一包又苦又呛的“绿叶”（香烟牌）也行。可见叔叔抽烟够凶的。
尽管叔叔的烟瘾很大，但是自从下了“不再吸烟”的决心以后，就再没有吸过一口香烟。1980年去美国访问的时候，一位老朋友知道他烟瘾大，特地送给他骆驼牌香烟，虽然戒烟已经好几年，但是，看到这些名牌香烟叔叔还是“馋”得想吸一支，不过，他还是克制住了。他说，说来真奇怪，从那次“骆驼牌的诱惑”之后，不论见到什么好烟，就再也不“动心”了。
婶妈和叔叔结婚几十年来，饱受战乱和社会动荡之苦，长期处在恐惧、紧张、焦虑、无奈之中，落下了病根。1979年叔叔在给友人张文芬的信中说：“老伴今年比去年略略好些，她的病可以说是过去那段历史的后遗症。一受刺激就容易兴奋，自己不能控制，最剧烈时要抽筋。”
叔叔对着成了“植物人”的婶妈说：“感觉还好吧……”
历史终于翻过沉重的一页，全国人民过上安稳的生活，叔叔重获新生，再不会让婶妈“提心吊胆”了。长期在吉林公主岭工作的女儿一家，也回到北京，一家团圆，儿孙绕膝，各方面的条件好起来，婶妈应该可以安下心来休息一下，治一治病了。但是，这种长期煎熬种下的病根，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治愈。更糟糕的是，由于不小心摔了跤，婶妈股骨骨折，不能走动，只能坐着或躺在床上。有一次我去叔叔家，见叔叔正在给婶妈读报，那时婶妈已经表现出“脑质软化”的症状，长时间不言不语坐在那里发呆，叔叔希望通过不断和她讲话、读报给她听来延缓病情的发展。到1989年，婶妈的病情越发严重，竟卧床不起，意识渐失。
婶妈成了“植物人”，但是叔叔始终没有放弃对她的治疗和关爱。据我所知，每次出差前，叔叔除了叮嘱女儿按时给母亲服药，多翻身、勤按摩防止褥疮之外，还要来到床前和婶妈握手道别；出差回来，他也一定要到病榻前看望婶妈，摩挲着她的手，问一声：“感觉还好吧……”
1994年末，在床上躺了整整五年的婶妈走了。叔叔说：“孟吟一辈子为我担惊受怕，没有过过一天安稳的日子，最后精神上承受不住，病倒了。‘文革’以后，各方面的条件好了，她却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又经常在外边跑，聚少离多，对她的关照太少了……”内疚、自责、悲痛之情溢于言表。婶妈去世后，他作短歌抒怀，歌曰：
老妻久病，终得永息。
老夫忆旧，幽明难接。
往事如烟，忧患重积。
颠簸万里，悲喜交集。
少怀初衷，今犹如昔。
残枫经秋，星火不熄。
婶妈和叔叔相濡以沫，同甘苦共患难，走过了整整五十五个年头。■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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