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条汉子”的公案，从20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开始，经过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演变为令人震惊的惨剧，1977年至1979年才得到彻底平反，折腾了半个世纪，轰动全国。如今，在“80”后、“90”后的青少年心目中，也许已被淡忘了。然而从这场历经半个世纪的大冤案中，人们应该得到的教训，是应该永远牢记的。
“四条汉子”的说法，来自1936年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指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四人。他们年龄相近，爱好相仿，长久共事，而性格迥异。
田汉（1898－1968），字寿昌，生于湖南长沙，著名诗人、剧作家，我国20世纪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的作者。他一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话剧和歌剧六十余部，电影剧本二十余部，戏曲剧本二十四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两千首。田汉的个性基本上属于活跃型：外倾、乐天、健谈、好动。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祖籍河南开封，生于浙江杭州，是著名影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夏衍的个性基本上属于求全型：内倾、多思考、追求完美，好静、喜欢独处。
阳翰笙（1902－1993）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曾用笔名华汉等。生于四川高县。是戏剧家、作家，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阳翰笙的个性，基本上属于平和型。他性格内倾，但随和、从众、气质均衡；他的“外向”是在环境中锻炼出来的，经常旁观，不主动，与人为善，遇事泰然自若；调和执中，不走极端。善于适应各种环境的变化。
周扬（1907－1989），原名周起应，生于湖南益阳。是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活动家；30年代至6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领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周扬的个性基本上属于魄力型：外倾、重行动、意志力强、有支配欲；勇敢进取，不达目标不轻易罢休。魄力型的人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带头人。他们可能焕发建设性，也可能带来破坏性。魄力型性格适合担任组织和领导工作。
20世纪30年代，他们四人都是处于地下的共产党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员。“文委”作为中共在上海文艺界的领导机构，成立于1929年下半年，一直到1932年底，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往江西苏区，这一年6月起，“文委”改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文委”领导下成立的团体有左翼作家联盟、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美术家联盟、左翼教师联盟、音乐小组、电影小组等。这些团体实际上规模并不大，各“联盟”的成员都不过几十人甚至只有几个人。其中，左翼作家联盟因为有鲁迅加入而较为闻名。
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1931年2月7日五位“左翼”作家(即“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白莽、李伟森、冯铿)于上海龙华被杀害，此后“左联”活动范围大为缩小，时断时续。周扬1933年5月起任“左联”党团书记。1934年开始，在上海的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文委”失去了上级领导，也失去了同中央的联系；到1935年2月阳翰笙、田汉被捕后，“文委”只剩下了周扬和夏衍，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担任了“文委”书记。
“四条汉子”是代表中共文委来领导上海文艺界的，但是，在“左联作家”中还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鲁迅（称鲁迅为“盟主”乃言过其实，当时并没有“盟主”一说，更没有“新文化运动主将”一说）。鲁迅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名义上的领导成员之一，他不是共产党员，却先后通过柔石、冯雪峰、胡风等人与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他从来不过问“中共文委”的领导工作。鲁迅的好友瞿秋白也只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中共组织的身份与鲁迅交往。1934年6月至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两次遭破坏，“文委”已经不能按照以前的程序进行活动，也长久没有跟鲁迅交谈。
1934年深秋的一天，“文委”的四名成员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按照约定，在上海市虹口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这次会面，在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描写道：“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这真使我口呆目瞪。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四条汉子”的称谓由此而来。
这在当时只不过是一场原可以消除的误会罢了。然而，也反映了“左翼文化界”内部的门户之见甚至小团体之间的派系之争，或者也可以认为是窝里斗，使得仇者快、亲者痛。
此后，延安时期的几个小团体“周扬派”、“丁玲派”、“萧军派” 之争，矛盾时隐时现，到1953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丁陈、冯雪峰反党集团” 冤案，“左翼文化史”对于“四条汉子”的说法也随之有所变化，然而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问题、学术问题的不同观点讨论而已。
抗日战争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四条汉子”的文艺生涯可谓一帆风顺，都曾担任新中国文艺界的有关领导，在文艺创作上都有不凡成就。
然而到60年代中期，文化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文艺“四清运动”）展开后，“四条汉子”开始倒霉了。
最重大的转折点发生在1966年。
全国乃至海外文化界熟知“四条汉子”这个专用名词，就是在1966年至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期间。
1966年“文革”发动后，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以“文艺黑线专政论”作为切入口，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文艺思想等方面，翻开了三十年前的老账，彻底否定了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于是，抗战前夕，1936年，周扬遵照“统一战线八一宣言”倡导、郭沫若等人赞同的“国防文学”的口号，被判定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口号”；而当时胡风和冯雪峰倡导、鲁迅赞同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则被明确肯定为代表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口号”。随后，当年活跃于“左翼文坛”而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党的文艺部门领导的“左翼作家”们，以“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为代表，也都一概被指控为“左”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内奸、叛徒”。
与之相应地，重塑“左翼文坛”的“旗手鲁迅”，按照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被视为“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代表。“左翼文艺运动”中所发生的实验性错误或消极面统统都推到周扬、夏衍等“四条汉子”即“阶级异己分子”身上，“左翼文学运动”发展过程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素完全被忽视了。
此后，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伴随，“两个口号”的论争被定为敌我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四条汉子”的“国防文学”被定为“卖国文学、汉奸文学”，不仅鲁迅文章中所提到的“四条汉子”遭受了政治迫害，被野蛮批斗，并被长期关押，那些在鲁迅文章中被点过名的“论敌”，也同样未能幸免。而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胡风等人，也并未因此得到开脱，一样处于被打倒的境地。在此过程中，鲁迅虽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其中架空鲁迅、神话鲁迅的现象也与之伴随始终。
“文革”期间，“四人帮”以鲁迅批评“四条汉子”为借口，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四条汉子”因此成了某一历史时期若干人政治命运的象征，成了一条政治术语，然而这绝非三十年前鲁迅的本意。鲁迅生前绝对想不到，如此一段文字，三十年后竟被作为堂皇的借口，成了“四人帮”致“四条汉子”于死地的工具，酿造了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文字狱”。
田汉在1966年“文革”红卫兵造反运动中惨遭残害，被长期监禁。1968年12月10日病死狱中。1979年4月宣告平反，并为其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周扬在“文革”初受到批判，并被监禁。“文革”后得到平反重新复出，担任过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等职。周扬晚年陷入怪圈之谜。他的很多论述带有不同时代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个争议较大的人物。他被称为30年代“左翼文艺”的宿将，40年代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50年代文艺斗争的领导者，60年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先驱。1989年7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一岁。
阳翰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达九年之久。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工作，担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全国文联主席。1993年6月7日，阳翰笙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夏衍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受到残酷迫害，长期被监禁在秦城监狱，并被打断了一条腿。1977年得到平反。1995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