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是当代中国对国策制定有影响力的少数学者之一，他撰写的国情报告是中国高层的必读之物。 他被称为国宝级的学者。身兼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层决策圈的著名智囊。
他虽年近花甲，但做事风风火火，说起话来激情飞扬，极具感染力。他最关注的是平民百姓、弱势群体，愿为贫民讲话，做“草根”的代言人。这位闻名海内外的经济学家身上，最本质的特色，便是“草根”二字。
小学毕业生参加高考
1953年4月27日，胡鞍钢生于辽宁省鞍山市，五岁时，又随父母迁居北京。
孩提时代的胡鞍钢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都是50年代上海交大的毕业生、热心于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受父母的影响。胡鞍钢自小便酷爱读书学习，并立志长大后做像父母那样的知识分子，报效祖国。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很小的时候，他便像大人一样，常常阅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这样的报刊了解国内外大事。家人朋友们总会回忆起这样的一个场景：不过十来岁的胡鞍钢，常常表情严肃地坐在父亲面前，和他讨论什么古巴危机、中苏论战、越南战争等各种各样的国际问题，有时候他说出来的独特观点。引得大人称奇，甚至让父亲陷入深思。
1966年6月，胡鞍钢轻松快乐的日子结束了。十三岁的他刚走出小学校门，甚至连升初中考试还没来得及参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和无数的同龄人一样，他失去了继续进校园学习的机会，成了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投身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做了一名农工。
在北大荒，年小体弱的胡鞍钢不怕吃苦，白天干完繁重的农活，晚上回去并不像别人那样倒头睡大觉。或围坐在一起侃大山，他总是洗把脸，找个人少的角落，开始挑灯夜读。当时想找本书是很不容易的事。胡鞍钢四处搜寻，只要知道哪里有书，他必想方设法借到手。后来胡鞍钢当上了炊事班班长，工作更繁重了，每天很早便得起床做饭，到半夜了还得挑着饭往田间送，每天休息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但他的学习不但没有放下，反而更加拼命了。他每天晚上还偷偷自学数理化，没桌子拿被子来顶，没演草本拿旧报纸来替。就这样，一晃七年过去了，在北大荒这所没有围墙的校园里，胡鞍钢从一个赢弱少年，磨炼成了一个有着钢铁意志的风华青年。
1976年10月，胡鞍钢开始了一段更为艰难的生活，他被转调到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做了一名钻探工人，整日在穷山沟里摸爬滚打，每每累得浑身酸疼，常常是来不及洗掉一身臭汗便躺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学习时间越发少了。每每睡梦中惊醒，他瞪着两只空洞的眼睛看着漆黑的夜，似乎前途也像这个夜晚一样，看不到一丝光明。“读书还有用吗?”胡鞍钢常常问自己。
勘探队一般都借住在当地的老乡家里，他们所过之处，也都是些穷乡僻壤，看着那些可亲可敬却又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日为温饱犯难的乡亲，胡鞍钢心酸不已，他常常思考着：为什么中国广大农村仍然“一穷二白”?中国如何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
没有人给他答案。困惑之余，他只有不停地读书，发愤学习，他希望知识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广大民众的命运，改变中国的命运。马列选集和毛选、历史和哲学、数理化……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他克服掉一切困难，执著地学习下去。
胡鞍钢终于等来了机会。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胡鞍钢不顾地质勘探队领导的善意提醒――因为他表现优异，马上就要成为“文革”后第一批提工资的工人：也不管个别人的冷嘲热讽，毅然决然地报了名。一个小学生参加高考，这无疑是痴人说梦，但胡鞍钢忐忑之余。心里还是有些把握的，毕竟这些年来，他已经自学完了全部的初高中课程，他对自己有信心。
1978年年初，胡鞍钢的命运终于出现了最大的转机，他接到了唐山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个做了十年农民和工人的年轻人，终于成了大学校园里的一名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虽然洗掉了身上的泥土和汗味，但十年来劳动者的生活已深深融入他的人生中。成了他的底色。多年以后，回忆那段生活，胡鞍钢充满感慨：“只有了解农村，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验了中国几亿农民生存之艰难，生活之贫困。文化之落后。”
在唐山工学院，胡鞍钢万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整天不是在教室里埋头苦学，便是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在他的生活守则里，没有星期天，没有休闲娱乐，没有睡懒觉的时间。四年后，胡鞍钢以极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只有经历过没有书读的日子的人才更懂得学习的重要。拿到学士学位后，胡鞍钢继续攻读了北京科技大学的硕士学位，然后又一口气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取得了博士学位。
已经是工科博士的胡鞍钢，忘不了自己曾经走过的艰难岁月，更忘不掉那些被当代社会称为“草根”的普通群众及贫民，诸多原因促使他由研究工学开始转攻经济，并于1991年至1992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了博士后研究。
是的，他忘不掉自己的身份。他是从“北大荒”走出来的，他永远是“草根型”的专家。
走进社会为“草根”问计
1985年，胡鞍钢开始在周立三教授领导的中科院国情分析小组做课题，从此，“国情研究”就成了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胡鞍钢坚持着自己最初的理想――关注普通民众，为普通民众的利益代言。有人这样评价他：为中央说话，他的研究总是站在决策层的高度，并屡屡被决策层采纳；为平民说话，他关注着平民的利益得失，义无反顾地充当起他们的代言人。
胡鞍钢知道，要想做平民的代言人，就得走到平民中间去，融入他们，多听听他们的声音。他说，“坐在学术机构里就如同待在宝塔尖，最大的特点就是脱离实际，不知道中国是什么。现代中国老百姓想什么。所以我提出来走出宝塔尖，到人民中去，到实践中去做调查研究”。他强制自己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
为了写关于“贵州现象”的文章，他的调研行程超过了三千公里，贵州农民那极端贫困的家一次次震撼着他――白天他们吃住的窑洞里黑糊糊的，举着火把才能看清楚里面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摆设：歪歪扭扭的床上扔着几床露着棉絮的破被子，地上摆几块石头便是灶台，上面支着一口熏黑的锅……看到这些，他的心灵受到了强烈冲击，他痛心地说，这太令我震惊了!这些地区竟然比我二十多年前插队的农村还要落后，而且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他立志要为改变这种落后愚昧的状况大声呐喊。很快，他写出了调研报告《贵州现象呼唤政策调整》，报告里说：“领导人不仅要南巡，还要西行。”
为了研究下岗失业问题，他一趟趟地跑：为了了解农民收入问题，他一家一家地问……不知跑坏了多少双鞋，偷偷地流下过多少次同情的泪。跑得越多，感受也越多，坐在书桌前的他下笔就越有力量。
作为平民的代言人，他也是“草根”心里 的靠山，常常有群众给他写信，向他诉苦，寻求他的帮助，甚至有群众给他写来的信竟然是血书。“草根”的贫苦深深刺痛着他的心，他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沉重，一刻不敢休息，整日下基层，钻图书馆，钻数据库，不停地算，他的很多报告中测算数据的时间坐标甚至能跨越一百年。他要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从而为国家决策层建言。
每天超负荷的工作透支了他的身体，他成了一个严重依赖胰岛素的糖尿病人，为了能一直工作，他不得不在腰上别着胰岛素泵。这相当于他每时每刻都在打针。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劝他说：“你研究中国怎么可持续发展，你怎么不研究研究自己怎么才能可持续发展。”他无奈地摇头，他何尝不知道自己身体“折旧”的速度越来越快，但他停不下自己的事业。
胡鞍钢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清楚自己的目标，参加部委的政策讨论，他很少讲什么学术，他只讲中国的实际情况，只讲政府的政策调整应该是什么，一心一意替老百姓呼吁。他说：“一个学者的心要和老百姓的心息息相通，要知道他们的疾苦。所以作为一个学者，当你和人民息息相通的时候，你自己的学术定位就很清楚了，就是富民为本，替老百姓呼吁。”这种责任感，使他扮演了“挑刺者”的角色，不满社会发展中的短视行为。他痛心地说：“中国的发展是谁都不可想象的，但很多地方更多考虑的却是地方利益。拿城镇化来说，城镇化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过程。目前阻碍这种要素市场化流动的最大障碍，就是人为的市场壁垒。市场壁垒造就了市场行为中巨大的交易成本，比如一些行业，物流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高达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胡鞍钢的大胆直言是出了名的，他不仅指出中国发展中一些尖锐的矛盾问题，甚至还批评中央部门的做法，有时甚至点名道姓地批评。但他的“挑刺”不但没招来大祸，反而赢得了中南海的特殊评价――潇洒的胡鞍钢。于是就有外国人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靠山。他不由笑了，他的靠山，就是十三亿中国人民。他明白，无论自己的批评有多尖锐，都不会有个人风险，因为这些批评都是出于爱护的角度，都是出于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和信仰。
在国务院经济调研领导小组参加专题讨论的时候，他提出了富民为本的学术宗旨。他把更多的研究时间放在了民生问题上，像“村村通”、“路路通”，无一不是群众的切实利益。以前农民出去打工，往往几年时间都不能和家人联系说句话，但“村村通”之后，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给家里打电话。
除了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是一位博导，他还要带他的博士生。但他太忙了，他的博士生经常只能靠电子邮件和他联系。他也总是带着笔记本电脑，随时随地看学生的邮件。有好几次，疲累到极点的他，看着看着就晕倒了，但醒过来又接着看。
他对学生的教育。也和他的调研一样，要求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社会中去，他对学生是按照两所大学的要求来培养的，一所是清华大学，一所是“社会大学”。清华大学强调学生扎实的功底和勤奋的求学态度。“社会大学”是要求学生能深入社会，思考民生。
他的学生们在他的培养和身体力行的影响下，也纷纷投身到为国建言出谋划策的行列中，奉献出自己的智慧，这是胡鞍钢作为老师，最感欣慰的地方。
代言草根，为人民和国家做学问
胡鞍钢选择的是一条充满挑战的学术之路。他说：“在一个民主化程度愈来愈高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者。这取决于你是否获取了全球最新的知识，取决于你对人类已有的最好知识的了解、吸收、体会和积累。取决于你对这些知识的本土化。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胡鞍钢的成名作是他1988年著的《生存与发展》，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中央还专门组织专家进行讨论，邓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常委也调阅了全文。这一年，他才三十五岁。第二年，他与别人合作的《关于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研究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成为这一年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国经济发展指导方针。而1993年6月，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再次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有多项建议先后被采纳和实施，从而奠定了他在学术界无可争议的地位。之后，他发表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中国：新发展观》等，无不是关注民生，关注“草根”的利益和国家的发展。
与其他学者相比，胡鞍钢的建议总是更容易被领导人采纳，有时候他并不是业界第一个提出相应观点的人，但是他往往是第一个把观点引渡到政界的，他在中国高层中已经树立了可以信赖的品牌和信誉。之所以总被接受。这是因为胡鞍钢在写报告时，并不是单纯地列举现象提出问题，而是能从国家和大多数人的立场，提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既在经济上行得通，在政治上也行得通，从而更有利于决策者采纳。他说，中国的很多问题不从政治上着手是解决不了的，只有使决策者产生共鸣，形成政治共识，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最终形成社会共识，推动中国发展与变革。
胡鞍钢认为，中国先从毛泽东时代个人决策进步到邓小平时代集体决策，又进入江泽民时代的集体决策加上咨询决策阶段，进一步发展为公共政策决策制度化、民主化和科学化时代，中国政府的决策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可以认为是集体决策加上咨询参与型模式。作为决策思想库里的一分子，在这样好的一个时代里，他更应该积极建言，而不是作为一个封闭的学者，他的学问应该为国家和人民而做。职工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农民收入、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通货紧缩等社会公共问题，都是胡鞍钢研究国情所关注的重点人群和重点问题。他要找出应对之策成为国家决策，最终使人民富裕、国家富强。
如今，胡鞍钢已出版中国国情研究系列专著和合著四十多部，多次应中国政府有关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1991年，他被中国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学者”。199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同年还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2000年主持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课题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选为特优项目。2001年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他说：“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找到了人生之路，它的真正含义是：与中国发展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与中国兴盛共存。”
责任编辑：金翎
推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