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其女宗璞,当代女作家,生在北京。幼承家学,就读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小学。抗战爆发,随父赴昆明,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1945年回北京。1946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曾就职于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本文系宗璞对生活中的父亲冯友兰的点滴回忆。
在清华,父亲管选诗,母亲管背诵
清华园内工字厅西南,有一片小树林,这里藏着一段历史和一段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幼时觉得这里树高草密,一条小径弯曲通过,很是深幽,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树林的西南有三座房屋,当时称为甲、乙、丙三所。甲所是校长住宅。最靠近树林的是乙所。乙所东、北两面都是树林,南面与甲所相邻,西边有一条小溪,溪水潺潺,流往工字厅后荷花池。我们曾把折好的纸船涂上蜡,放进小溪,再跑到荷花池等候,但从没有一只船到达。
1928年10月,父亲到清华工作,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先在南院十七号居住,1930年4月迁到乙所。从此,我便在树林与溪水之间成长。抗战时,全家随学校去南方,复员后回来仍住在这里。我从成志小学、西南联大附中到清华大学,已不觉树林有多么高大,加上溪水逐渐干涸,这里已不再只是儿时的快乐天地,而有着更丰富的内容。1952年院系调整,父亲离开了清华,以后不知什么时候,乙所被拆掉了,只剩下这一片青草覆盖的地方。
在乙所的日子是父亲最有创造性的日子。除教书、著书以外,他一直参与学校的领导工作。1929年任哲学系主任,从1931年起任文学院院长。当时各院院长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每两年改选一次。父亲任文学院院长长达十八年,直到解放才卸去一切职务。十八年的日子里,父亲为清华文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现在还少有研究。我只是相信学富五车的清华教授们是有眼光的,不会一次又一次地选出一个无作为、不称职的人。
在清华校史中有两次危难时刻。一次是1930年,罗家伦校长离校,校务会议公推父亲主持校务,直至1931年4月吴南轩奉派到校。又一次是1948年底,临近解放,梅贻琦校长南去,校务会议又公推父亲为校务会议代理主席,主持校务,直到1949年5月。世界很大,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政治眼光看待事物。父亲后来的日子是无比艰难的,但他在清华所做的一切无愧于历史的发展。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他爱学生。他认为清华学生是最可宝贵的,应该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伤害。他居住的乙所曾使进步学生免遭逮捕。1936年,国民党大肆搜捕进步学生,当时的学生领袖黄诚和姚依林躲在我家,平安度过了搜捕之夜,后来出版的《姚依林传》也记载了此事。据说当时黄诚还作了一首诗,可惜没有流传。临解放时,又一次逮捕学生,女学生裴毓荪躲在我家天花板上。记得那一次军警深入内室,还盘问我是什么人。后来为安全计,裴毓荪转移到别处。70年代,毓荪学长还写过热情的来信。
学者们年事日高,总希望传授所学,父亲也不例外。但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定位是被批判对象,怎敢扩大影响?但在内心深处,他有一个感叹,一种悲哀,那就是他说过的八个字:“家藏万贯,膝下无儿”,形象地表现了在一个时期内,我们文化的断裂。可以庆幸的是这些年来,“三史”、“六书”俱在出版。一位读者来信,说他明知冯先生已去世,但他读了“贞元六书”,认为作者是不死的,所以信上的上款要写作者的名字。
父亲对我们很少训诲,而多在潜移默化。他虽然担负着许多工作,和孩子们的接触不很多,但我们却感到他总在看着我们,关心着我们。记得一次和弟弟还有小朋友们一起玩。那时我们常把各种杂志放在地板上铺成一条路,在上面走来走去。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理我了。我们可能发出了什么响声,父亲忽然叫我到他的书房去,拿出一本唐诗命我背,那就是我背诵的第一首诗,白居易的《百炼镜》。这些年我一直想写一个故事,题目是《铸镜人之死》。我想,铸镜人也会像铸剑人投身入火一样,为了镜的至极完美,纵身跳入江中(“江心波上舟中制,五月五日午时”),化为镜的精魂。不过又有多少人了解这铸镜人的精神呢。但这故事大概也会像我的很多想法一样,埋没在脑海中了。
此后,背诗就成了一个习惯。父母分工,父亲管选诗,母亲管背诵,短诗一天一首,《长恨歌》、《琵琶行》则分为几段,每天背一段。母亲那时的住房,三面皆窗,称为玻璃房。记得早上上学前,常背着书包,到玻璃房中,站在母亲的镜台前,背过了诗才去上学。
乙所中的父亲工作顺利,著述有成。母亲持家有方,孩子们的读书声笑语声常在房中飘荡。这是一个温暖幸福的家。这个家还和社会联系着,和时代联系着。不只父亲在复杂动乱的局面前不退避,母亲也不只关心自己的小家。1933年,日军侵犯古北口,教授夫人们赶制寒衣,送给抗日将士。1948年冬,清华师生员工组织了护校团,日夜巡逻,母亲用大锅熬粥,给护校的人预备夜餐。一位从联大到清华的学生,许多年后见到我时还说:“我喝过你们家的粥,很暖和。”煮粥是小事,不过确实很暖和。
在蒙自,冯家的炸酱面很好吃
对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来说,蒙自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
1938年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从暂驻足的衡山湘水,迁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因为昆明没有足够的校舍,文、法学院移到蒙自,停留至8月。我们住在桂林街王维玉宅。那是一个有内外天井、楼上楼下的云南民宅。一对年轻夫妇住楼上,他们是陈梦家和赵萝蕤。我们住楼下。在楼下的一间小房间里,父亲修订完毕《新理学》,交小印刷店石印成书。
《新理学》是父亲哲学体系的奠基之作。初稿在南岳写成。自序云:“稿成之后,即离南岳赴滇,到蒙自后,又加写《鬼神》一章,第四章第七章亦大修改,其余各章字句亦有修正。值战时,深恐稿或散失。故于正式印行前,先在蒙自石印若干部,分送同好。”此即为最初的《新理学》版本。其扉页有诗云:“印罢衡山所著书,踌躇四顾对南湖。鲁鱼亥豸君休笑,此是当前国难图。”据兄长冯钟辽回忆,父亲写作时,他曾参加抄稿。大概就是《心性》、《义理》和《鬼神》这几章。我因年幼,涂鸦未成,只能捣乱,未获准亲近书稿。
《新理学》石印本现仅存一部,为人民大学石峻教授所藏。纸略作黄色,很薄。字迹清晰。这书似乎是该在煤油灯或豆油灯下看的。
蒙自是个可爱的小城。文学院在城外南湖边,原海关旧址。据浦薛凤记:“一进大门,松柏夹道,殊有些清华工字厅一带情景。故学生有戏称昆明如北平,蒙自如海淀者。”父亲每天到办公室,我和弟弟钟越随往。我们先学习一阵(似乎念过《三字经》),就到处闲逛。园中林木幽深,植物品种繁多,都长得极茂盛而热烈,使我们这些北方孩子瞠目结舌。记得有一段路全为蔷薇花遮蔽,大学生坐在花丛里看书,花丛暂时隔开了战火。几个水池子,印象中阴沉可怖,深不可测,总觉得会有妖物从水中钻出。我们私下称之为黑龙潭、白龙潭、黄龙潭――不知现在去看,还会不会有这样的联想。
南湖的水颇丰满,柳岸荷堤,可以一观。有时父母亲携我们到湖边散步。那时父亲是四十三岁,半部黑髯(胡子不长,故称半部),一袭长衫,飘然而行。父亲于1938年自湘赴滇途经镇南关折臂,动作不便,乃留了胡子。他很为自己的胡子长得快而骄傲。当年闻一多先生参加步行团,从长沙一步步走到昆明,也蓄了胡子。闻先生给家人信中说:“此次搬家,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和冯芝生的最美。”
记得那时有些先生的家眷还没有来,母亲常在星期六轮流请大家来用点家常饭。照例是炸酱面,有摊鸡蛋皮、炒豌豆尖等菜肴。以后到昆明也没有吃过那样好的豌豆尖了。记得一次听见父亲对母亲说,朱先生(朱自清)警告要来吃饭的朋友说,冯家的炸酱面很好吃,可小心不可过量,否则会胀得难受。大家笑了半天。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学生常有流动。有的人一腔热血,要上前线;有的人追求真理,奔赴延安。父亲对此的一贯态度还是1937年抗战前在清华时引用《左传》的那几句话:“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奔赴国难或在校读书都是神圣的职责,可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好。
清华第十级在蒙自毕业,父亲为毕业同学题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第十级诸同学由北平而长沙衡山,由长沙衡山而昆明蒙自,屡经艰苦,其所不能,增益盖已多矣。书孟子语为其毕业纪念。”
1988年第十级毕业五十年,要出一纪念刊物。王瑶(第十级学生)教授来请父亲题词,父亲题诗云:“曾赏山茶八度花,犹欣南渡得还家。再题册子一回顾,五十年间浪淘沙!”
岁月流逝,滚滚不尽。哲人留下的足迹,让人长思。
想起父亲的九十华诞
1985年12月4日,是父亲九十寿诞。我们家本来没有庆寿习惯。母亲操劳一生,从未过过一次生日。自进入80年代,生活渐稳定,人不必再整天检讨,日子似乎有点滋味;而父亲渐届耄耋,每一天过来都不容易。于是每逢寿诞,全家人总要聚集。父亲老实地坐在桌前,戴上白饭巾,认真又宽宏地品尝每一样菜肴,一律说好。我高兴而又担心,总不知明年还能不能有这样的聚会。
一年年过来了。从夏天起,便有亲友询问怎样办九十大庆。也有人暗示我国领导人是不过生日的。我想一位哲学家可以不必在这一点上向领导看齐。与其在追悼会上颂扬一番,不如在祝寿时大家热闹欢喜。活到九十岁毕竟是难得的事。我那久居异国的兄长钟辽,原也是诗、书、印三者兼治的,现在总怀疑自己的中国话说得不对,早就“声称”要飞越重洋,回来祝寿;父亲的学生、《三松堂自序》笔录者、《三松堂全集》总编纂涂又光居住黄鹤楼下,也有此志。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汤一介等全体同人,热情地提出要为父亲九十寿诞举行庆祝会。父亲对此是高兴的,我知道。
记得1983年12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为父亲庆祝执教六十周年时,当时北大校长张龙翔和清华副校长赵访熊两先生都在致词中肯定了父亲的爱国精神,肯定了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从美国赶回,是爱国的行动,并对他六十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作了好的评价。老实说,三十多年来,从我的青年时代始,耳闻目睹,全是对父亲的批判。父亲自己,无日不在检讨。家庭对于我,像是一座大山压在头顶,怎么也逃不掉。在新中国移去了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后,不少人又被自己的家庭出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因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往来尽有识之士,所遇大体正常。但有一个在检讨中过日子的父亲,并不很轻松。虽然他的检讨不尽悖理,虽然有时他还检讨得很得意,自觉有了进步。
我第一次听到对父亲过去行为的肯定而不是对他检讨的肯定时,老实说,骤然间,我如释重负。这几年在街上看见花红柳绿的穿着,每人都有自己的外表,在会上听到一些探讨和议论,每人都有自己的头脑,便总想喊一声:哦!原来生活可以是这样。在如释重负的刹那,我更想喊一声:幸亏我活着,活过了“文化大革命”,活到今天!
一位九十岁哲学老人活着,活到今天,愈来愈看清了自己走过的路,不是更值得庆贺吗?他活着,所以在这年12月4日上午举行了庆祝会。会上有许多哲学界人士热情地评价了他在哲学工作上的成就,真心实意地说出了希望再来参加“茶寿”的吉利话。茶字拆开是一百零八,我想那只是吉利话,但是真心实意的吉利话。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不同了。人和人之间不再只是揭发、斗争和戒备,终日如临大敌,而也有了互相关心和信任,虽然还只是开始。人们彼此本来应该这样对待。
在会上还听到哲学系主任黄�森的发言。他说:“在解放前夕,冯先生担任清华校务会议代理主席,北平解放后,他把清华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这是一个功绩。”我们又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肯定。这次不再如释重负,而是有些诧异,有些感动。父亲后来说:“当时校长南去,校务会议推选我代理主席,也没有什么大机智大决策,只是要求大家坚守岗位,等候接管。这也是校务会议全体同人的意思。现在看来,人们的看法愈来愈接近事实。这是活到九十岁的好处。”
这天,我们还举行了一次寿宴,请了不少亲友参加。父亲的同辈人大都在八十岁以上了。我平素不善理事,总有不周到处,这次也难免。但看到大红绸上嵌有钟鼎文寿字的寿幛,看到坐在寿幛前精神矍铄的父亲,旁边有哥哥认真地为他夹菜,我相信没有人计较不周到。大家都兴高采烈。寿,人人喜欢;老寿翁,也人人喜欢。那飘拂的银髯,似乎表示对人生已做了一番提炼,把许多本身的不纯净,或受到的误解和曲解都洗去了,留下了闪闪的银样的光泽。
“为天下的父母,喝一口酒。”我说。
有的父母平凡,有的父母伟大。就一个家庭来说,不论业绩如何,每位父母如果年届九十,都值得开一个庆祝会。
那难忘的嘱托
冯友兰先生――我的父亲,于1895年12月4日来到人世,又于1990年12月4日毁去了皮囊,只剩下一�寒灰。在八天前,11月26日20时45分,他的灵魂已经离去。
近年,随着父亲身体日渐衰弱,我日益明白永远分离的日子在迫近,也知道必须接受这不可避免的现实。虽然明白,却免不了紧张恐惧。在轮椅旁,在病榻侧,一阵阵呛咳使人恨不能以身代之。在清晨,在黄昏,凄厉的电话铃声会使我从头到脚抖个不停。那是人生的必然阶段,但总是希望它不会来,千万不要来。
直到亲眼见着他的呼吸渐渐急促,血压下降,身体逐渐冷了下来,直到亲耳听见医生的宣布,还是觉得这简直不可能,简直不可思议。我用热毛巾拭过他安详的紧闭了双目的脸庞,真的听到了一声叹息,那是多年来回响在耳边的。我们把他抬上平车,枕头还温热,然而我们已经处于两个世界了,再无须我操心侍候,再也得不到他的关心和荫庇。这几年他坐在轮椅上,不时会提醒我一些极细微的事,总是使我泪下。我的烦恼,他无需耳和目便能了解。现在再也无法交流。天下耳聪目明的人很多,却再也没有人懂得我的一些话。
这些年,住医院是家常便饭。这一年尤其频繁。每次去时,年轻的女医生总是说要有心理准备。每次出院,我都有骄傲之感。这一次,是《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后的第一次住院,孰料就没有回来。
那是7月16日,我到人民出版社交《新编》第七册稿。走上楼梯时,觉得很轻快,真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父亲更是高兴,他终于写完了。直到最后一个字,都是他自己的,无须他人续补。同时他也感到长途跋涉后的疲倦。他的力气已经用尽,再无力抵抗三次肺炎的打击。他太累了,要休息了。
“存,吾顺事;殁,吾宁也。”父亲很赞赏张载《西铭》中的这最后两句,曾不止一次讲解:活着,要在自己恰当的位置上发挥作用;死亡则是彻底的安息。对生和死,他都处之泰然。
父亲在清华任教时的老助手、八十八岁的李濂先生来信说:“十一月十四日夜梦恩师伏案作书,写至最后一页,灯火忽然熄灭,黑暗之中,似闻恩师与师母说话。”正是那天下午,父亲病情恶化。夜晚我在病榻边侍候,父亲还能继续说几个字:“是璞吗? 是璞吗?”“我在这儿。是璞在这儿。”我大声叫他,抚摸他,他似乎很安心。我们还以为这一次他又能闯过去。
从25日上午,除了断续的呻吟,父亲没有再说话。他无须再说什么,他的嘱托,已浸透在我六十多年的生命里;他的嘱托,已贯穿在众多爱他、敬他的弟子们的事业中;他的嘱托,在他的心血铸成的书页间,使全世界发出回响。
父亲是走了,走向安息,走向永恒。
12月1日,兄长钟辽从美国回来。原来是来祝寿的,现在却变为奔丧。和母亲去世时一样,他又没有赶上;但也和母亲去世一样,有了他,办事才有主心骨。我们秉承父亲平常流露的意思,原打算只用亲人的热泪和几朵鲜花,送他西往。北大校方对我们是体贴尊重的。后来知道,这根本行不通。
络绎不绝的亲友都想再见上一面,不停地电话询问告别日期。四川来的老学生自戴黑纱,进门便长跪不起。韩国学人宋兢燮先生数年前便联系来华,目的是拜见父亲。现在只能赶上无言的诀别。总不能太不近人情,这毕竟是最后一面。于是我们决定不发讣告,自来告别。
柴可夫斯基哽咽着的音乐伴随告别人的行列回绕在遗体边,真情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最后我们跪在父亲的脚前时,我几乎想就这样跪下去,大声哭出来,让眼泪把自己浸透。从母亲和小弟离去,我就没有痛快地哭一场。但是我不能,我受到许多真诚的心的簇拥和嘱托,还有许多许多事要做,我必须站起来。
载灵的大轿车前有一个大花圈,饰有黑黄两色的绸带。我们随着灵车,驶过天安门。世界依然存在,人们照旧生活,一切都在正常运行。
我们一直把父亲送到炉边。暮色深重,走出来再回头,只看见那黄色的盖单,它将陪同父亲到最后的刹那。
两天后,我们迎回了父亲的骨灰,放在他生前的卧室里。母亲的遗骨已在这里放了十三年。现在二老又并肩而坐,只是在条几上。明春将合葬于北京万安公墓。侧面是那张两人同行的照片。母亲撑着伞,父亲的一脚举起,尚未落下。那是60年代初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在香山偷拍的。当时二老并不知道。摄影者拿这张照片在香港出售,父亲的老学生、加拿大籍学人余景山先生恰巧看见,遂将它买下。70年代末方有机会送来。母亲也见到了这帧照片。
亲爱的双亲,你们的生命的辉煌乐章已经终止,但那向前行走的画面是永恒的。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