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动工于1958年的人民大会堂,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大会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性建筑和新中国建筑史上的标志性建筑,它和天安门城楼、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相互呼应,构成了既具浓郁中国特色又焕发着新时代气息的大型广场――天安门广场。
正因为此,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举世的瞩目。而关于这个广场和这座政治性建筑的构建方案设计及定案过程常人难窥其真、其详,于是有了各种猜测和谬传。例如海内外盛传天安门广场规划和人民大会堂设计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做的;又如在天安门广场上耸立至今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究竟出自谁人之手,说法亦不一而足……
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笔者认识了陶宗震先生,这位人民大会堂方案真正设计者以自己亲历亲为的事实,对笔者往日关于人民大会堂设计记叙时直接援引的传统说法,一一给予了澄清。
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人民大会堂工程,是和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必要先对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稍作说明。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开国大典,彼时的天安门前还不是如今我们看到的空阔广场,还保持着皇城大门到前门的“瓮城”形态。不过“瓮城”东、西两侧的红墙已被拆除了部分,一条环城的有轨电车线经天安门而过。
对天安门前的广场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的工作,在国庆活动举行了几次后就提上了日程。在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的苏联专家阿谢夫等协助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张�、周志良等人于1957年,先后拟出过十余个规划方案和模型,但始终未能定案。
张�先生生前曾告诉笔者,方案中有一个还是苏联专家的得意之作。正由于这个缘故,国内外关于天安门广场规划和人民大会堂设计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完成的传言流传甚广。
后来参与规划工作的陶宗震说:“在苏联专家协助下搞的方案,都只是布局的设想,并无具体内容,设想中的广场建筑大多安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北,广场空间布局的观念皆未脱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嵌边式’广场模式概念。”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议定为庆祝共和国十周年盛典,要在北京兴建一些时代纪念碑式的建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在长安大戏院做了“国庆工程”设计征稿的动员报告。被列入“国庆工程”的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后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均在天安门广场上,所以广场整体规划设计与这些建筑方案的设计同时进行。至此,广场规划设计才具有了实效性。
陶宗震恰在这时由于原单位中央城市建设部的调整变化,到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直接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他说,整个“国庆工程”及广场规划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等领导直接关注下,由北京市委的刘仁、万里,市首都规划委员会及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的佟铮、冯佩之、李正冠、沈勃等具体领导者层层负责下进行的。广场规划设计以及“国庆工程”应征方案汇集后的向上汇报、向下传达领导指示,都由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主任赵冬日、总图室副主任沈其负责。
直接向陶宗震布置规划设计任务的,就是负责上传下达的沈其。她代表总图室向陶宗震交代: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五百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八百余米(比例约五比八,与一比一点六一八的“黄金比率”接近),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一百八十米。后来陶宗震得知有些尺度是经毛泽东确定的,所以广场规划几经变异,但红线始终没动,红线内的总面积为四十余公顷。
一天,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佟铮带来一位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这位名叫辛毅的军官,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得起六十吨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以便于游行集会。
许多年以后,陶宗震才得知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重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遇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苏联顾问穆欣说:哎哟!
天安门广场比红场大八倍!
接手广场设计任务的陶宗震,根据已掌握的大致数据和要求,开始了广场红线内的规划设计。
陶宗震考虑,如果严格遵照上级提出的广场道路“一块板”的要求,而且周边的建筑高度又不宜超过中轴线上的建筑,广场就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会很严重,这就起码不能借鉴往昔设计所采取的“嵌边建筑”方式,否则广场空空荡荡的问题必将更凸显。
因此,陶宗震在做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方案时,尽可能设法把平板部分缩小。他以对着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的两条南北向道路为界,路的内侧为平板广场,路外侧为人行道和绿地,并且在两侧建筑物周围,还设计了宽七十到八十米的绿化带,使广场空间显得过于空旷单调的状况有所缓解。
他的构想很快被上级认可,后来广场两侧的建筑内容虽几经变化,但最终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周围都有较宽的绿地环绕,广场两侧也多了一层绿化。建筑北面临长安街的建筑红线宽度为一百八十米,也有足够的绿化空间。
依照陶宗震这一构想建成的天安门广场,与苏欧式广场(如莫斯科红场等)概念完全不同,因此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不仅没有苏联人参与其间,而且连相关的影响也不存在。
对此,陶宗震还向笔者做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苏联来华的建筑专家早在1958年前就都撤走了。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当陶宗震在一次午宴上向苏联客人介绍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四十四公顷,相当于五公顷的莫斯科红场八倍时,穆欣站了起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哎哟!天安门广场比红场大八倍!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
时间已经过去近一个月, 如果人民大会堂方案定不下来的局面再拖下去,共和国十年庆典工程就难如期竣工,于是周恩来在国庆前夕作出指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除了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工程各大项目的方案设计。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就在周恩来指示后亲赴清华大学,动员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参加方案设计工作。与此同时,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之也为贯彻周恩来及北京市委解放思想、不拘一格的精神,在局内作动员,号召所有建筑师都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陶宗震就是在这个动员后,开始进行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的。
陶宗震还记得,第一轮应征方案在规划管理局礼堂展出时(只有第一轮是全部展出,后来几轮则仅将被视为重点的方案送规划管理局),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佟铮曾问他观感如何。年轻的陶宗震脱口说没有很理想的。可佟铮却指着一张“三段柱廊”式的图说:“我认为这个方案好!”
这个方案是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一位刘姓青年同志做的,图很小,也没有平面。陶宗震当时认为这种方案根本不适于天安门广场,对佟铮的肯定并没太在意。而赵冬日、沈其却从第二轮设计始,就围绕这种三段式的方案悄悄做起了设计。
周总理指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
“在由一系列中国传统建筑链接而成的北京中轴线上,您设计了一个具有西方建筑神采的人民大会堂,这种冒着打破中轴线建筑统一性风险的创作意念,您当时是怎么形成的呢?是不是某位领导透露了什么倾向性的意见?我想世间之所以有苏联专家参与设计的传言,大概就是因人民大会堂有西洋建筑的神韵而起吧?”笔者向陶先生请教。
陶先生告诉笔者,因为在做天安门广场规划方案之际,他就有了将万人大礼堂、大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建筑用“千步廊”联结的想法,所以当他坐到设计图板前,脑海里随即浮现的就是一个“五段式”的建筑轮廓。
“当时,并没有听到哪位党或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大会堂的方案提出过涉及建筑具体形式的倾向意见。”陶先生说,“但领导们的一些原则指示和零散的议论,对我们的设计形式的抉择,确实很有启迪意义。”
例如佟铮在与陶宗震一起看方案展览时,曾几次对他念叨“思想不解放,就不能体现时代的伟大”,“我就喜欢青年式的(指柱廊式),有朝气……”
周恩来总理在谈到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风格的问题时,曾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要解放思想,不要受原有建筑的传统形式束缚,“以人为主,物为人用”,而不要受制于物。
这些思想和指示,都启发了陶宗震。陶宗震后来回忆说:“五段式”的构思,着意以总的体量组合来表达雄浑的气势。从广场的整体空间着眼,“五段式”设计使人民大会堂的纵向长度达到了三百三十六米。而在五段中,人民大会堂这个中段的体量、高度又与南北两段末端的体量形成主从关系,形成相互呼应的和谐对比。
虽然,陶宗震在进行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时,借鉴了柱廊式等西方古建筑的韵律,但其整体构思却有地道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文化内涵寄寓其中。陶宗震早在清华建筑系读书时,“中国绘塑史”课是梁思成亲授的,讲授“市镇地理”的则是侯仁之先生。
作为“国庆工程”,在扩建的天安门广场上建造“人民的殿堂”――人民大会堂和国宴厅,应该凸显时代的胸怀和气势。这就是坐在设计板前的陶宗震脑海里不断涌出的潜意识。
“你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
当陶宗震没有进入实际设计时,他想象中的人民大会堂的顶部,还是中国传统的大屋顶结构。他说,当时绝大多数建筑师在面对人民大会堂设计这样一个光荣任务时,都不会首先考虑去西方古典建筑中寻找灵感,而是不约而同地把民族风格放在首位。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先存的倾向和意念,所以在看第一轮设计,佟铮对一个三段式方案表示欣赏时,陶宗震却不以为意。然而,当他在真正设计过程中,特别是做出了“五段式”构架后,他才感到传统的屋顶已经很难适应了。
因为人民大会堂毕竟是建立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这个广场的重心无疑应该是天安门城楼。天安门整个城台的宽度约为一百二十米,城楼的宽度不过六十米左右,而陶宗震“五段式”的人民大会堂的宽度则近三百四十米。在如此舒展的建筑上做传统大屋顶,做小了,等于大体量上扣一顶小帽子,不仅没有气魄,而且很不协调;可要是做大了,必然要明显超过三十三点七米的天安门城楼顶脊兽吻,看上去庞大笨拙不说,整个广场的重心,就将旁落一侧,这是设计的大忌。
陶宗震对印象中前几轮送交评选的方案又做了一番审视,竟发现多数方案的屋顶设计都没有拘泥传统风格,他由是想到了乾隆时期在圆明园修建的西洋楼等中国化了的欧式石构建筑,如果根据建筑的性质和需要适当汲取西洋的形式理念,实际上也是对传统的丰富和拓展。于是,他决意放弃大屋顶的最初设想,突破窠臼,另觅出路。
方案全部完成后,陶宗震就将之上交。第二天,规划局局长冯佩之来到办公室,见到陶宗震,就对他说:“你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陶宗震记得当天是星期日,他刚刚赶完图,一个人还在办公室的图桌上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上班,赵冬日、沈其二人匆忙给陶宗震布置了一项任务――要他按照自己设计的“五段式”方案,立即赶出一套一比四百的平、立剖面图,作为初步设计送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以便在此基础上做技术设计和施工图。陶宗震赶制出全套图纸后,由市建筑设计院的肖金铭来接收。
由陶宗震做的全套人民大会堂初步设计,交到北京建筑设计院以后,当时的市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李正冠,曾打电话给赵冬日,提出要陶宗震跟初步设计图去设计院继续搞施工图设计。陶宗震当时就在电话旁,他很希望能有机会在施工图阶段,对自己的初步设计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但赵冬日却以“刘仁同志还有重要工作要他做”为由,使得他没能参与施工图的设计。
后来,人民大会堂的施工图设计,被指定由张�、张浩、阮志大、姚丽生等主持,陶宗震则回到市规划管理局分区室,负责北郊分区规划,并要他首先重做和平里七区及和平东路的规划,作为“国庆工程”中生活居住区规划建设的实验“样板”。
就这样,拿出了最终实施了的人民大会堂初步设计方案的陶宗震,却没能成为施工图的设计成员,更没能让自己的许多设想和意图在施工图作业过程中得到体现和完善。如今回溯起来,他不免有几分遗憾,例如宴会厅屋顶的“冒高”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那是一个“大跃进”的时代,气势恢弘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就屹立于天安门广场西侧。而在这个宏伟建筑雏形初露之际,陶宗震内心就已非常清楚,建筑所依照的方案,出自自己的手笔,他因此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兴奋。多数国人大概也不会想到,这个被选中方案的设计者,是北平和平解放后才开始建筑设计实践的将届“而立”的年轻人。
然而那也是一个不彰显个人,崇尚“大公无私”、“各尽所能”、不分彼此、精诚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时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彼时被冠以“集体创作”之名。当国家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颁予荣誉时,所设的都是“先进集体奖”。
然而,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相继出现了人民大会堂为此人或彼人设计的传闻,而且愈传愈盛。面对歪曲历史真相、混淆大众视听的谬语泛滥,以及与此相关的现实建设中忽视指导思想的形式主义倾向为患日甚,有些知情者却泰然处之,这让陶先生不能再沉默了。
他不得不重溯往事,据实澄清讹传,还事物的本来面目,并趁还有一些知情者尚在,将事实真相披露于天下。同时使这一重大工程中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统一多方面矛盾的实践经验流传下去,并对未来的建设产生有益的影响。
笔者几度倾听了陶先生对往事不厌其详的追溯与反思,比较各位“设计者”关于设计立意和思路的陈述,陶先生所言逻辑循理,脉络清晰,让人凭信;而某些人的说辞就显得有点言不及义、穿凿牵强。
特别是在观看陶先生展示的他所掌握的诸多参选设计方案时,笔者从缤纷的绘图中,一眼就发现了与天安门广场西侧耸立的建筑酷肖的一组透视图,那正是陶先生当年的倾心之作。
笔者猛然感到,要辨明人民大会堂的真正设计者,说易也易,评选八轮,共提出平面方案八十四份,立面方案一百八十九份,请有关部门将全部档案调出,一一排列对比,工程究竟采用的是谁人方案,公众都能得出正确判断。这,不仅是陶宗震先生期待的,也是为划时代丰碑式建筑工程留一段“信史”。■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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