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度过了2010年的春节,在长子家住了一个来月,作了方方面面的采访。特别是台北的张大千、胡适、蒋介石故居等各具特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蒋介石最后的行宫
2010年2月上旬去了台北的阳明山,3月上旬再上阳明山。这次去阳明山,为的是探秘蒋介石在台湾的最后行宫――阳明书屋。
2月上旬的阳明山,已经花团锦簇。过了一个月,阳明山进入盛花期,绿树丛中不时爆出一团团鲜花猛放的“红霞”和“白云”。阳明山上竖起巨大的广告,上书“花季”两字。由于上山赏花的市民太多,阳明山常常堵车。幸亏那天我和妻出发早,由司机张先生开车,总算避开了堵车高峰。
不过,我很惊讶,张先生在台北开车多年,却问我阳明书屋在哪里,我告诉他,我事先从网络上查过,阳明书屋在中兴路,他又问我中兴路在哪里,这下子难住了我。反正阳明书屋就在阳明山上,到了山上打听呗。
阳明书屋确实不大为人所知,普通民众会以为是一个卖书或者读书的地方。其实,这名字是后来才起的。当年蒋介石住在那里的时候,为了遮人耳目,叫“中兴宾馆”、“中兴招待所”,外人误以为那里是一家宾馆。蒋介石去世之后,中兴宾馆一度空置。后来,考虑到这里比较安全,1979年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迁此办公,国民党中央的党史资料以及“总统府”机要室掌管的“大溪档案”也都集中在中兴宾馆的地下室里,从此对外改称“阳明书屋”。由于保密,鲜为人知,难怪司机张先生不知道。就连那条中兴路,当年由于蒋介石住在那里,属于军事禁区,所以也鲜为人知。上了阳明山,张先生下车去问交通管理员,这才明白中兴路在哪里。
中兴路其实是通往山上的一条公路,沿途没有住户。随着阳明书屋对外开放,这条公路也就对外开放了。不过,这条路上没有公共汽车,倘若我不是乘私家车来,那就得在离得最近的公共汽车车站下车之后,向上步行将近半小时,才能到达阳明书屋。
参观阳明书屋的大都是旅游团,采取“团进团出”,由阳明书屋派出导览员带领参观。我和妻加上司机张先生,三人算是“散客”,阳明书屋的游客服务站非常负责,派出志工陈先生担任我们这三人的导览员。由于人少,我在参观过程中得以随时请教陈先生,获益多多。
进入阳明书屋――亦即当年的中兴宾馆之后,迎面就是一条宽敞的柏油马路,路的两侧树木葱郁,碧草如洗,看上去像一座公园。在马路的拐弯处,有一大片柏油铺成的平地,如同停车场,陈先生告诉我,那是应急用的直升机停机坪。如果中兴宾馆遭到意外的袭击,或者蒋介石突然患急症,就用直升机接他去安全地带或者医院。
中兴宾馆掩映在高大的树木丛中。陈先生指着主楼和周边的副楼说,所有的外墙一律为绿色,为的是不显眼。马路边上有绿色的岗亭。陈先生说,那是明哨。他领着我来到马路边,一处看似小山坡,上面长满灌木,与地面齐平处有一个洞,仿佛是排水沟的出口。他告诉我,其实这里是暗堡,那小山坡是伪装的碉堡,那“排水沟的出口”就是�望孔,哨兵在这里监视所有进出中兴宾馆的车辆和人员。
蒋介石有着在“夏宫”生活的习惯。在南京的时候,每逢夏日,他总是到庐山上的“夏宫”生活。到了台湾之后,他通常住在北投的士林官邸,但是在夏日则住在阳明山的草山行馆。草山行馆原本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高层人士的温泉别墅,是现成的,并非专为蒋介石建造的。后来,这一带新建了阳明山庄、中山楼,逐渐使阳明山成为国民政府的行政决策中心。于是,国民政府决定为蒋介石新建一座避暑行馆,即中兴宾馆。中兴宾馆就在草山行馆的上方。兴建中兴宾馆时,请台湾著名设计师黄宝瑜设计,为蒋介石“量身定做”。黄宝瑜曾经设计台北圆山饭店,颇受蒋介石赞许。中兴宾馆自1969年三四月间筹建,一年后竣工使用,总面积十五公顷,宾馆面积近四千平方米。蒋介石于1970年夏入住中兴宾馆,作为夏日的居所以及接见中外宾客之用。
我先是看到中兴宾馆的副楼,看上去像大学里的宿舍楼。那里有着蒋介石的侍从室、通信班、营房、车库、参谋及警务人员办公、住宿房舍。
我来到中兴宾馆主楼。主楼朝南。从外面看过去,这座灰绿色的大楼显得很朴素,一点也不张扬。在主楼大门对面的影壁中心,是“千秋万岁”四个红色篆字,四周围着五只蝙蝠。陈先生说,蝠与“福”同音,至于五只蝙蝠这“五”,则因为蒋介石是五星上将。在中兴宾馆里,许多饰纹多喜欢用五组,如五朵花瓣,蒋介石的办公室有五扇门,“典故”都出于此。
步入中兴宾馆,在走道两侧是两个庭园,桂花的清香扑鼻而来。很奇怪,在上海通常是中秋赏桂,而阳明山在3月绽放桂花。陈先生说,桂与“贵”同音,跟映壁上的蝙蝠的“福”合在一起,就是“富贵”,而蝙蝠、桂树都安排在大门口,意即“富贵临门”。蒋介石很讲究风水,这样的刻意安排,很得蒋介石的欢心。
在庭园四面,是长长的回廊。这是设计者考虑到蒋介石、宋美龄喜欢饭后散步,而阳明山多雨,长长的回廊可供他们雨天散步之用。
走过庭园,迎面是底楼的正厅。正厅中央,挂着蒋介石身穿披风的画像,画像中蒋介石的身高与实际身高相等。画像前放着红木条几、圆桌、太师椅。正厅的两侧是客厅。东客厅用来接待外宾。不过,当时正值1971年10月25日联大通过决议,把蒋介石代表驱逐出联合国,所以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外宾到访台湾,这个客厅鲜闻谈话之声。经常启用的倒是西客厅,那是蒋介石用来接见部属的地方。墙上挂着蒋介石与母亲的合影。客厅的一角斜放着一张办公桌,蒋介石通常坐在桌子后面的椅子上,跟对面沙发上的部属谈话,据说这样的布局是便于蒋介石观察部属的一举一动。
沿着宽敞的铺着红地毯的大理石台阶上了二楼,正厅里挂着孙中山的大幅画像。正厅的东侧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卧室,西侧是蒋介石的办公室、小会客室和文件室。
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床而睡,两个卧室之间是相通的。陈先生解释说,他们分床并不代表两人感情不和,而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同,作息时间不同,蒋介石军人出身,早睡早起,而宋美龄喜欢晚上看电影、看书,晚睡晚起。
宋美龄的卧室里放着画桌。绘画是宋美龄的爱好。她曾经拜张大千为师,学习绘画。宋美龄确有绘画才能。曾有传言,说宋美龄的画作是“枪手”代作。宋美龄为此宴请台湾名画家,并当场绘画。在名画家的见证下,谣言不攻自破。
宋美龄喜欢粉红色,她的卫生间里安放着一套粉红色美国进口洁具。陈先生特别指出,蒋介石的卫生间有三扇门,而宋美龄的卫生间只一道门。此外,蒋介石的办公室有五扇门。这是因为建筑设计师深知蒋介石的习惯,蒋介石自从经历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之后,变得多疑而谨慎,多一扇门,在突然袭击发生时多一条退路。
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可以远眺七星山、大屯山、纱帽山,如同沉浸于一片浓绿之中,令人心旷神怡。
陈先生带我下楼,来到地下室,这里的一大排档案柜用来保存重要文件和档案,还有一条密道,可作防空洞,而且可以直通直升机的停机坪。从1979年开始,国民党中央的党史资料以及“总统府”机要室掌管的“大溪档案”就安放在这地下室里,直至1995年5月23日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才全部完成这批重要机密档案的接收工作。
走出中兴宾馆主楼,便是有水有树有花有草的后花园。林间小径上布满青苔。在无雨的傍晚,蒋介石常与宋美龄漫步林中,呼吸山间的新鲜空气。
不过,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入住中兴宾馆前的1969年9月16日下午,在阳明山发生严重车祸,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受了伤,蒋介石的主动脉瓣膜也受到重创,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蒋介石自称,这次车祸,损他二十年阳寿。入住中兴宾馆之后,蒋介石又有过小中风。于是,有风水师称,这是因为中兴宾馆面对七星山,而蒋介石只是五星上将,“七星克五星”抗不住七星山的“七星”,所以流年不利。还有风水师称,中兴宾馆正对的淡水河和基隆河,形似弯弓射箭,弓箭所指,正是蒋介石所住的中兴宾馆。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那天,蒋介石病逝,中兴宾馆也就成了蒋介石最后的行宫。
台北的傅聪身影
2010年2月在台北市中心的仁爱路两侧,许多灯柱上挂着海报,上面印着的照片我一望而知,非常熟悉。那是为了纪念波兰音乐家肖邦诞辰二百周年,钢琴家傅聪前来台北举行肖邦钢琴演奏会。
在上海,我几度采访过傅聪,写过《傅雷与傅聪》一书。傅雷是傅聪之父,中国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
二十几年来,傅聪多次前来台湾献艺,成为台湾观众熟知的音乐家。有时,傅聪一年之中到台湾来几次。傅聪来台,再也不是政治敏感问题。我不由得记起,1986年傅聪跟我谈起第一次从英国伦敦飞往台北引起的震撼……
那是在1982年5月18日中午,台北桃园国际机场。一个穿着红色衬衫、蓝色细格子外套、身材修长的中年男子,刚刚走下飞机,便被成群的记者包围了,他便是傅聪。他应台湾作曲家许博允的新象艺术中心的邀请,第一次前往台湾演出。
消息传出之后,台湾新闻界轰动了。傅聪是在1982年5月17日上午11点飞离伦敦,前往香港。次日从香港搭机前往台北的。飞机还在空中,几十名台湾记者已经守候在机场了。正因为这样,傅聪笑称在台北机场受到记者“围剿”。他面对众多的话筒、录音机,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跟许博允一起钻进了轿车。他甩开了尾追的记者,直驱台北圆山饭店。
台湾的记者如此关注傅聪,就在于海峡两岸当时还处于剑拔弩张之局面。傅聪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政治背景,所以记者们很想知道傅聪会说些什么,但傅聪一言不发,很使在机场久等的记者们失望。
傅聪之所以成为政治敏感人物,是因为他的父亲傅雷先生在1958年“反右派补课”时被“补”为“右派分子”。当时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接到回国的通知。他不愿回国之后参与“儿子揭发老子”的运动,就断然从华沙飞往英国,被当时的台湾媒体说成是“投奔自由世界”。尤其是傅聪的父母――傅雷夫妇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而双双自尽,台湾媒体更是不时拿傅聪做文章。其实,尽管傅聪迫于无奈而出走,但是他对于当时的台湾媒体一直非常警惕,不愿让台湾媒体把他列入“反共义士”的行列。傅聪用“不接见、不表态、不去台”这样的“三不”对待来自台湾的记者以及台湾的各种各样的邀请。
中国内地的大灾大难――“文革”终于过去。傅雷的冤案得以平反。1979年上海市文联和上海作家协会共同为傅雷夫妇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经邓小平批示同意,傅聪也终于得以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上海,出席父母的追悼会。
此后,傅聪一次次回到祖国内地,并应聘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这时,傅聪不必也不再坚持那个“三不”原则。傅聪说:“我是一个弹钢琴的人。我愿意用我的琴声,为祖国的统一尽一点微力。”正因为这样,傅聪在1982年接受台湾邀请,前去举行钢琴演奏会。
在傅聪到达台北的翌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第一版刊登消息:《“肖邦的代言人”傅聪昨午返抵国门》。这则消息只是介绍傅聪其人、艺术造诣以及来台演出的日程,如此而已,并未提及傅聪抵台后的片言只语。
傅聪在台湾的行程,安排得那么紧张:他到达的第二天――19日晚,便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举行钢琴独奏音乐会。几乎所有的台湾报纸,都报道了傅聪钢琴独奏音乐会消息:“台风稳健,才华洋溢,从十指间流浮出旋律……”他在台北连演三场,场场“大爆满”。他还在台中、高雄各演一场。除了演出之外,他每天坚持练琴六小时并声明记者不得打扰。
台湾音乐界对傅聪的琴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音乐家林和惠说:“真是不可说的境界,他把我的心都揪在一起了!真是迷人!”
音乐家王青云说:“太好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钢琴家蔡采秀说:“傅聪的音乐来自他的心底,自由而明朗。傅聪对乐曲的诠释有其独特的风格,和他内在深厚的文学修养有关。只有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才能赋予他这么完美的性格表现。”
钢琴家叶绿娜说:“傅聪的音色美极了,让人无法致言。”
声乐家刘塞云说:“傅聪的音乐让人忘我,他却有着‘自我’,稳稳地控制着节奏,实在是音乐表现的最高境界。”
在台湾,傅聪最为欣慰的是在5月23日中午,他前往台北外双溪,在摩耶精舍和画坛巨匠张大千夫妇以及他们的大儿子保罗愉快地会晤。
二十年前,傅聪在巴西演出的时候,正值张大千也在那里访问。他们结识了。这一次重逢,张大千举行家宴,欢迎傅聪。他请傅聪吃“东坡肉”。张大千亲自担任“导游”,领着傅聪,参观他家的假山、流水、亭阁。一幅巨画,几乎占据了整个画室。那是张大千画的庐山。
张大千一手指着巨画,一手拉着傅聪,意味深长地说:“我没有去过庐山。这幅画画的是我心中的庐山!”
最使傅聪感到困惑的是,成群的记者紧紧盯着他。
最使傅聪感到不安的是,有几家台湾报纸的报道说:“傅聪终于回来了――九年前,傅聪曾说:‘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去的’……”
傅聪很少有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习惯。然而,就在他离台的前一天――5月25日下午3时,他在台北太平洋国际商业联谊社,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曾经细细听了傅聪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录音带。
刚刚坐定,傅聪单刀直入,打开天窗说亮话:“有些报道不符合事实,我感到很遗憾。有些报道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比如说,我在九年前说过,‘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去的’。于是,就有报道说,这一次我‘终于回来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的家是在北京,在上海。我说我要回去,当然是指回北京、上海去,而不是指台湾,台湾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当然,台湾的人民,也是中国人,也是我的同胞。但是,我到台湾来,是以搞音乐的身份来的。”
紧接着,傅聪又说:“这里还有的报道讲,我是‘悄悄地回到大陆’。我不懂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影射我这一次很热闹地来到台湾?”
在记者们的大笑声中,傅聪毫不含糊地说:“我到任何地方去,都是正大光明的,用不着‘悄悄地’。我还要声明一点,这儿惯用的字眼,说我当年是‘投奔自由世界’。我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字眼。我的出走是迫不得已的。而且在我有可能、有机会回中国内地的时候,我就回去。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希望为中国做一点事情。我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到台湾的。我想,这也是很清楚的吧。”
一位女记者问:“傅先生,你什么时候再来?”
傅聪巧妙地答道:“假如我明天看到的报道,是如实的报道的话,那我就有可能会再来。不然的话,就使得我很为难。”
全场哄堂大笑。
一位记者说:“傅先生,照你这么讲,我们记者的责任很大。”
傅聪接过她的话,马上就说:“记者的责任,当然很大。在外国,记者的一篇文章,可以把一个总统搞下去!”
又是大笑。
紧接着,记者们提出一大堆他们关心的问题:“傅先生你会不会改行当指挥?”“从事音乐工作,怎样自我教育?”“傅先生,你很喜欢网球,能否谈谈见解?”“哪位音乐指挥家给你的印象最深?”……傅聪有问必答,逐一答复了记者的提问。
第二天,台湾的《中央日报》、《星岛日报》、《中华日报》、《联合报》、《民族晚报》、《中国时报》、《中华晚报》等报刊,都报道了傅聪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中央日报》的报道说傅聪“这次是以音乐家身份返国,而音乐是高深而严肃的学问,音乐家是没有时间受音乐以外的事情的干扰的”。
一家民办报纸,以《傅聪像一位过客,潇潇洒洒地走了》为题,透露了傅聪对台湾报界“张冠李戴”的做法的批评。
《五场演奏,台行琴声袅袅醉人;来去匆匆,问君归期未置可否》;《琴韵心声,植根基于传统文化;谈古论今,音乐直达心灵深处》……众多的报道,都对傅聪的琴艺给了很高的评价。
几乎所有的台湾记者,都注意到傅聪在台湾弹奏了贺绿汀的钢琴名曲《牧童短笛》,作曲者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牧童短笛》刚刚曲终,剧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傅聪谈艺哀而不伤,牧童短笛,余音绕梁》,报上的大字标题,醒目地报道了那琴声和掌声。
此后,1985年3月,傅聪再度应邀访问台湾,《牧童短笛》又在台湾响起来。这一回,听众的掌声经久不息,更为热烈……
随着海峡两岸之间坚冰的逐渐消融,傅聪穿梭于海峡两岸。年已七旬的傅聪,用琴声在海峡两岸架起一座音乐之桥。■
(责任编辑/刘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