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丞相掾和洽对丞相曹操提了个建议。和洽认为，天下的人才，才能和品德各不相同，不能只用一个标准来选取。和洽又说，如今朝廷舆论以穿新衣、乘好车的人为不清廉，以不修边幅、衣衫破旧的人为廉洁，以致官员们故意弄脏自己的衣服，把好车新衣藏起来，有的高级干部还自己带着饭罐来办公。树立榜样，还是以中庸之道为好，这样才可以坚持下去。现在一概提倡这些让人难以接受的行为，勉强做下去，必定使人疲惫不堪。和洽还说：“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曹操对和洽的建议很赞赏。次年春，曹操下令“唯才是举”。(见《资治通鉴》第六十六卷)
投其所好是许多官吏的拿手好戏，于是，“上面”定了什么标准，“下面”便纷纷地不遗余力地为达到这个“标准”而努力奋斗，甚至不惜扭曲自己。比如，在文化素质越来越重要的知识经济时代，重视学历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用人标准由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唯学历论。假文凭为什么泛滥？问题的根源也正在于上级用人时“唯文凭是举”，没有文凭就没有出路，而文凭又不是每个人都能凭文化水平拿下的，那怎么办？当然造假了，这样来得快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