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美术”传递大爱 传递大爱

  在2010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心灵彩虹计划”之“关爱・责任”慈善拍卖会上,他亲自奉上挂在自家客厅的彩荷精品,并创造了当场水墨拍卖中的最高成交纪录。      有容乃大,践行“大美术”
  
  经历过杭州国立艺专(现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术学院)三家中国最重要的艺术院校的熏陶,林风眠、吴大羽、徐悲鸿、吴冠中等艺术家与其或为师或为友,历经近半世纪的沉淀升华,袁运甫对生活的温情和理想都已融入作品,其真诚、努力与艰辛彰显着永恒。
  这正是袁运甫提倡的“大美术”。所谓“大美术”,就是以博爱的胸怀实现艺术审美的追求,无论东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国际的、民族的,任何艺术都可以消化吸收。
  他说:“艺术之间没有冲突,要把别人过去的历史的,变成你现在的今天的,这个变化不是现成可以搬用的,是需要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艺术欣赏水平不高,胸怀和眼界就会平常。这是为什么要‘中西融合’的原因。”袁运甫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都是系统全面地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和教导学生拥有更广阔的艺术视野,以实现新中国现代艺术的大发展。
  袁运甫的艺术素养是在长期的写生中培养的,从上海、苏州、黄山、武汉、三峡、成都、重庆,一直到浙江以及胶东的许多渔村都留下他的足迹。上世纪70年代,他在农村干校劳动之余,以“粪筐”作画架创作了百余幅洋溢浓烈生活气息的写生作品,充满了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之情。
  60多年的艺术创作中,袁运甫一直锐意变革,在中国画和公共艺术创作上力求突破和创新。上世纪50年代,他深入研究西画,创作了大量水粉画。进入60年代,他又开始进行彩墨画创新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他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其公共艺术作品遍及大江南北,成为中国现代公共艺术的主要奠基人。
  
  不挂牌子,不固定语言
  
  “袁运甫先生的绘画观是多极的、综合的、功能的、时代的……他所胜擅的画工,在纸本、油彩、壁画及各种新旧媒材间往来无碍,既多且杂,而能专精;他所追慕的美学,兼取敦煌、南欧与墨西哥古今壁画的恢宏博大,及上世纪欧陆早期现代主义绘画的简明严整;他组构作品的图式,以中国古代文化符号与现代西方设计学相交错;而他所秉承的宗旨,是为寻求当今时代为大众、为国家的新艺术,其情感立场,根植于民族自尊。”著名艺术家陈丹青如是说。
  正因为如此,袁运甫的艺术能自由地穿梭于国画、壁画、油画、水粉画、纤维艺术、书籍装帧艺术诸多领域,变而通之,得心应手。他创作的感觉始终处在动态的新鲜的过程中,无宗无派,自由自在,却自得其章。他受益于张光宇先生的教诲:“不挂牌子,不固定语言。”艺术家有两类,即凝聚型与扩张型,袁运甫无疑属于后者。
  
  兼容并蓄,中西融通
  
  在西画创作中,袁运甫力求表现中国式的色彩观,将西方绘画的经验转换为中国艺术的独特形式;在创作中国画时,他主张打破传统绘画在主题、材料、色彩等领域的限制,拓展中国画的表现力;在大型创作中,他希望在主流之外另辟蹊径,坚持艺术的多样化。
  袁运甫的中国画创作,每一色、块和线的构成都要精心推敲,黑白、色彩的层次有序并空灵通透,挥洒自如。这正是他在青年时期深入生活,大量从事水粉画写生的基础上转化而来的。他重视画面整体结构、用笔的力度和情绪强弱的表现,对画面空间和色调选择也极为讲究。
  在中国文化和艺术面对纷繁复杂的价值体系的今天,袁运甫的艺术作品彰显了一代文人的精神气度。唯美的画面下,是悲天悯人的情怀,是自信、独立、高昂的气质。他既善于从历代工匠所创造的石窟艺术、墓室壁画及浩如烟海的民俗美术中吸取营养,知常求变,唯变所适,又能与西方现代艺术及民族本土艺术结下不解之缘。他深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装饰艺术的哲学、美学基础,更是产生中国现代艺术的沃土和根基。
  近年来,袁运甫不断进行着新的探索,创作了一批独具风貌的彩荷系列作品。荷花是花之君子,更是时代风华的写照。画荷,是画家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品格的写照。对于慈善事业,袁运甫身体力行,用“大美术”传递大爱。在2010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心灵彩虹计划”之“关爱・责任”慈善拍卖会上,他亲自奉上挂在自家客厅的彩荷精品,并创造了当场水墨拍卖中的最高成交纪录。
  袁运甫拥有一颗平常心:“艺术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就应该为社会出一份力。我们这一代人承受过许多艰难困苦,能用我们的力量去帮助别人,就像我做公共艺术,就是要把美传递给每一个人,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艺术的力量。我想这就是艺术的意义吧!”
  这位倡行“大美术”的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歇在艺术追求上的脚步,永远在用他的思想、他的笔触为我们每一个人传递艺术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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