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3岁的王文忠退伍后，回到老家河北枣强大营镇芍药村，起初在镇上帮人做工，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30多公里，每月仅有30元收入。1995年，王文忠向亲戚借了8000元，一个人来到北京雅宝路，从此开启了与皮草的不解之缘。
王文忠说，最艰辛的时光是刚开始做皮毛生意的时候。白手起家，也摸不着经商门路，只能凭着胆量硬着头皮瞎闯，走村串乡去收集原料，没少吃苦头。第一次去东北出差，没买到火车票，为了赶时间，就硬挤上了火车，买了张报纸铺在座位底下，从河北到哈尔滨，十几个小时一直睡在报纸上……
靠着军人那股韧劲，王文忠很快就摸透了裘皮服装代销的门道儿。由于服务热情、价格公道，慢慢地找他做代销的品牌越来越多。一年后，他不仅还清了借款，还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生意也由代销逐步变成了自产自销，如同好莱坞大片一般，一个穷小子靠着个人奋斗终于成为亿万富翁。
“大爱”合作者
目前，王文忠在雅宝路有6家店，每家店专门做一个品牌，在多年的生意中，他探索出了一套最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
“我经历过给别人做代销、自己开工厂等方式，有成功也有失败。最终，我认为自己最适合做的就是销售，现在的模式就是：每个店都有合作的工厂、一个自主品牌，均为设计师原创。”王文忠对此深有感悟，“一定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定位，不要想每一个环节都挣到钱。开工厂，如果对生产流程、技术控制不好的话，很容易失败的；而一直做工厂的人没有在一线接触客户的经验，开店营运也很容易把自己陷进去。所以，一定要集中精力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把它发挥到极致。”
王文忠一直强调要对厂家和经销商“负责”。2009年金融危机后，雅宝路的生意普遍下降了60％至70％，今年有所回升，但生意也就能达到以往的七成。与此同时，原材料一直也在涨价，让裘皮外贸生意更加扑朔迷离。
这个时候，王文忠一方面关注厂家原材料的库存和进货数量，为厂家考虑成本；另一方面他每个月都要调查所有经销商的库存情况。如果遇到经销商进货数量大的时候，他会“劝”人家少进货。正是在别人看起来“傻傻的劝阻”下，他与经销商们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基础，在这一点一滴中建立起来自己的“金字招牌”，从一开始订货的几十件到几百件、几千件。
谈到对2011年裘皮外贸市场的预测时，王文忠认为，经过金融危机，客户的信心还在逐步建立中，还在继续“观望”整个市场的态势。明年生意好还是不好，都不好说，因为原材料涨得太厉害，高成本的时候，风险就已然来临。“不过，在我15年的皮草生意中，我总结了一个规律：1995年到1997年生意一般，1998年、1999年生意不错，然后接着2000年到2001年又不行，从2002年到2006年市场急速上升，从2007年开始走低，到了今年又开始进入稳定期，应该在2012年可以迎来市场新高。也就是好三年、坏三年、平平稳稳又三年。”王文忠用自己生意场上独有的智慧和幽默，就这样把15年的光阴给诠释了。
“大爱”父老乡亲
2007年9月21日是他作为“村官”回到芍药村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当天下午，他就在全体村民大会上，庄严地承诺：“我回村任职是带领大家共同致富过好日子的，决不贪、不拿、不沾村集体的一分一厘。”他上任后，从前任干部手中接过的是一部分的外债和两个五音不全的喇叭。村里没有办公室，没有办公设备，他自己掏腰包买了桌椅、传真机和办公用品，临时租用了村民两间西房，算是安了家。
当时芍药村的情况是：村民连续上访三年半，在省、市、县是挂了号的重点上访村，当地乡镇干部没有人敢进这个村子，因为担心遗留问题解决不了，怕陷住。这里有四难，一是行路难：进出村只有一条不到2米宽的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阴天下雨村里人就不敢出村；二是吃水难：村民必须到周围村去拉水来解决生活用水；三是上学难：村里原来有一所小学被上任给卖掉了，孩子们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得出村，大人每天都要来回护送；四是看病难：没有医疗所。干群关系紧张，宗族矛盾尖锐，社会治安很差，村里垃圾、杂草成堆成片，大街小巷破烂不堪，每逢夏季蚊子苍蝇到处都是，村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度日，心情都很低落。
在这种恶劣环境条件下，王文忠开始了艰难的第二次创业。上任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个人出资400多万元，修了两条进出村的水泥路，为村民安装了自来水，新盖了学校、医疗中心和新村部，还建起了文化广场，在村前村后种上了芍药花，彻底改变了村容村貌。
2008年年初，他组织村里的年轻人，到雅宝路和北京的公司、门店参观。随后，注入100万元不参与分红、不计利息的风险金，成立了芍药村第一个裘皮服装加工合作社。截止到2009年年底，合作社产值达到了2000万元，实现效益近200万元。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又投入近200万元盖厂区，上流水作业设备，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升温，预计今年产值能突破2500万元，实现经济效益200万元，入股村民每户到年底可分红五六万元。
裘皮服装加工合作社正常运营后，王文忠多次跑县、镇争取资金85万元，硬化了1500米的迎宾大道，并在2008年9月修建了学校、幼儿园、医疗中心，购置了村民健身器材，同时还盖了三层高标准的村民服务中心，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使村民可以放心地搞生产、抓经济。可以这样说：芍药村的大事小事他都管，他把芍药村村民的事当成自己家的事，甚至比自己家的事还重要。两年多来，他重大的节日没有回过家，大部分是在村里陪着乡亲们度过，在工作中度过。他常说：“我们起步太晚了，我们要赶、要跑、要追，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前进。”
这几年，王文忠帮助村民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的资金就达218万元，加上帮助救济困难群众的资金近300万元，这一组沉甸甸的数字包含着他热爱家乡的真情实意。他注重党的组织建设，根据村情和发展的需要，2010年2月1日成立了芍药村党总支，下设裘皮服装合作社、无公害蔬菜大棚合作社、生态养殖合作社三个创业党支部，让年轻有为，富有奉献精神的党员担当重任，充分发挥了党支部的领富、带富作用。
“凭良心说，有人说我回村任职有目的，这是对的。我的目的就是，通过我的行动和努力，通过我的智慧和汗水，让贫穷落后的家乡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王文忠说，“有人说我不图回报，这是不对的。我也图回报，是精神上的回报，这样我会觉得我的后半生更有意义。这种回报，不是靠捐钱就能换来的。”
“大爱”灾区人民
王文忠在北京做生意成功以后，始终关注着社会，情系需要帮助的人，可以说他怀着一颗助人为乐、报 效祖国的丹心。
2007年至2009年捐赠北京大学30万元(每年10万元，帮助20名特困研究生)，设立王文忠一王天成奖学金，到2016年将累计捐赠100万元；
2007年9月，为解决村民吃水难、行路难，他垫资100多万元；
2008年1月南方遭受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他得知后从北京赶回筏水参加赈灾活动，捐款10万元；
2008年9月9日，捐赠衡水老年大学10万元；
2009年台湾遭受莫拉克台风灾害，他通过红十字会捐赠10万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坐不住了，连夜购买用具和生活用品，同时安排订机票，只用了短短不到20个小时，购置越野车将救灾物资运往灾区，并且组织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去汶川一线实施救灾。
在灾区奋战的半个月中，王文忠的这支23人的队伍步行上千公里，翻山越岭，冒着余震和泥石流的威胁，为灾区人民抢救财产、搭建帐篷、清理废墟，吃的是自带的面包和矿泉水，有几次他头晕的厉害，一问才知是缺盐，没办法，只好往矿泉水中加盐当菜。他还自费为每个救灾队员上了50万元的人身保险。在整个抗震救灾过程中，他都是第一个冲在前面查看地形，安排布置救援计划，然后让大家按要求去做。这样做，一来能保证救灾过程的顺利进行，二来也能保证救灾队员的安全。同时，他还积极响应中组部的号召，一次性缴纳特殊党费10万元。仅抗震救灾他个人共花去了近60万元。
在抗震救灾时，一个基地打了求救电话：“在基地办公楼里有好多珍贵的科研资料，随时都有被毁的危险，求助武警部队说没人手，听说有一支来自河北的民间救灾队，希望能给予帮助。”当时王文忠带领的这支队伍在灾区一线扩编了，芍药村民15名，有8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有山东的几个退伍老兵，将近30人。他接到电话后，集合队伍通知大家做好准备马上出发，因为去救灾地点需要穿越一段3公里的很陡的山路，左边是悬崖，右边是高悬的巨石，当时还有余震，先是山东几个退伍军人说不舒服，大学生说有其他事。在这种情况下，王文忠喊了一声口令：“芍药村的队伍出列。”齐刷刷的芍药村敢死队(灾区人民这么称呼他们)队员都站了出来，跟着他跑步前进，直奔养麝基地。到达目的地后，他第一个冲了进去，查看地形，回头出来组织队员分组行动，嘱咐大家一定要迅速，只用了短短的十几分钟就把基地的所有资料和办公用品全部搬运到了安全地带，当时养麝基地的领导非常受感动：“你们虽然不是军人了，但却是四川人民心目中最伟大的军人。”
采访结束时，笔者让王文忠用一句话做个自我总结，他想了想，憨憨地笑着说：“我做这些事，感觉很快乐!”
也许，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才能乐于付出，一个认为“施比受更有福”的人才能体验到幸福的真谛。
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正是体现王文忠人生价值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