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孤寡的港湾]寒门状元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江阴县一位名叫夏朱氏的妇人遭遇了丧夫的厄运。丈夫留下只有6岁的儿子夏森清。那年,夏朱氏不过26岁,但她矢志守节,独力抚养幼子。然而,寒门孤寡,母子俩的日子着实艰难。苦熬了两年,眼看着实在熬不下去了,夏朱氏只好带着独子离开江苏老家,远走上海。在夫家族人夏信甫的担保下,这对孤儿寡母走进上海的清节堂,开始了新的生活。
  
  清节堂是专门收养因丧夫而生活无依无靠的妇人的机构。夏朱氏母子所投靠的上海清节堂,这时建成才两三年光景。比起江南其他城市,上海的清节堂并不是建立最早的。早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南京就建成了国内首家清节堂,它是由僧人镜澄和弟子蔡荣在一些富商的资助下建立的,以收养南京一带贫困无依的寡妇。这家清节堂还附设有集英书塾的义塾,为寡妇的孩子们提供教育。
  虽说中国历史上,对寡妇的人道关怀可以追溯到极为古老的时代,但专门的慈善机构和设施却出现得很晚。到了清代,全国各地才普遍出现一种名为“恤嫠会”的组织。恤嫠就是抚恤寡妇,恤嫠会是主要从经济上援助贫困寡妇的善会。至于专门收养夫死不愿再醮的寡妇的善堂,镜澄等人可以说开了先河。而南京清节堂的运营,一直得到了两淮盐商的大力资助。
  6年后,苏州也仿效南京建起了清节堂。在苏州清节堂里,寡妇带进堂的男孩,幼年时与母亲一起生活,到13岁时要从堂中搬到义塾,接受塾师的监护。
  南京、苏州等地纷纷建起清节堂,自然影响到了作为开埠城市的上海。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上海的28位绅商联署向上海知县申请设立清节堂。翌年八月,清节堂竣工,并于九月正式运营。建设清节堂的巨额费用来自绅商们的捐赠,其中最大的一笔来自一位宁波籍商人的母亲胡杨氏。她在嘉定和昆山2000亩田产每年所收的佃租,成为清节堂财政的基础。此外,上海清节堂还得到钱业界和船商、茶商的捐助与扶持。虽然上海清节堂的建立比南京、苏州等地晚很多,但一旦开始运营,就因为有丰厚的资金支持而后来居上,成为晚清国内首屈一指的妇女慈善设施。
  办理完入堂收养的手续,夏朱氏由一位女司事领着,拐过正厅和司事房,来到她所居住的号房。号房内配备有新缝制的棉被棉褥、棉袄棉裤等物品,天热的时候还会发放大衫裙和葵扇。这里有负责打扫卫生和护理病妇的女佣,一名女佣要照顾10位寡妇。除了一日三餐,夏朱氏每个月还能领到150文零花钱。一般寡妇每月100文,因为她有孩子,所以多领50文。夏朱氏进入清节堂的第四个年头,一位名叫马平氏的年轻寡妇也来到这里。马平氏是上海本地人,丧夫后生活没有着落,经人作保进了清节堂。和她一同入堂的,还有她6岁的养女阿宝。由于年岁相仿,夏朱氏和马平氏很合得来,时常托人买些丝线,在一起做做女红。
  入堂时,夏朱氏的儿子夏森清8岁了,到了发蒙读书的年纪。所以,他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而是被送到清节堂附设的义塾去认字写字。义塾的塾师是不收费的,只不过逢年过节,夏朱氏要支付给塾师一些“点心费”作为酬谢。清节堂还雇请有牛痘、内科、外科、伤科、眼科等专科医生,定期到堂诊病。除了医药费,这些医生也基本不收取诊金。因此,尽管每个月的零用钱不算多,但对夏朱氏来说还是够用的。
  就这样,日月如梭,夏朱氏母子在清节堂生活了8年时光。按照堂规,男孩子到14岁如果禀赋优异就被送到其他书塾继续学业并参加科举考试,考试所需费用由清节堂负担。如果成绩一般,就被送到商铺或作坊学习手艺,所需的押柜钱(保证金),也由清节堂代为支付。到了光绪九年(1883年),夏森清已经16岁了,成了健壮的少年。这年二月,他的外祖父把他领走,带到商铺去学手艺。清节堂按堂规为他支付了8000文的押柜钱。半年后,已能自食其力的夏森清终于把母亲从清节堂接走。对于夏朱氏母子来说,清节堂使他们顺利度过了人生最困苦最无助的时期。
  儿子养大了,接回了母亲,夏朱氏的境遇让马平氏很是感慨。她很羡慕夏朱氏有个儿子,而自己膝下只是个养女。但后来的事情证明,马平氏的命运也不差。马平氏在清节堂一住就是16年,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养女阿宝长成了大姑娘,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依照堂规,到达妙龄的女孩子,将由母亲或亲属代为择婿,结婚的嫁妆钱同样由清节堂支付。于是亲友为阿宝招了个女婿。这样,阿宝也接走了母亲,马平氏从此和女儿女婿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就在夏森清接走母亲的那一年,另一位名叫程桂清的少年随孀居的母亲走进了清节堂,并在义塾念书。当时主持义塾的塾师是秀才出身的莫锡纶。这个莫锡纶并非等闲之辈,日后曾经出任过上海市政厅的总董,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有了莫锡纶这样才学非凡的业师,加上自己勤奋好学,程桂清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取了上海县学的生员,也成了秀才。读书有出息,对于苦苦守寡的母亲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安慰。而程桂清求学期间的笔墨纸砚等开销,都由清节堂资助,算下来,清节堂为程桂清提供的助学金额,统共有1.2万多文。
  在地方绅商的大力捐赠下,上海清节堂的资金比较雄厚,但同时对收养人员的支出也相当庞大。如光绪九年这一年,平均用于每个寡妇的支出就有10万文。这些费用包括伙食费、逐月领取的零花钱还有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此外,在义塾就学的塾生,每个人每年的投资也有四五千文。对于收养的孤儿寡母,清节堂在方方面面都给予了资助和照料,可以说无微不至。正是由于清节堂的存在,许多孤儿寡母得以生存下来。
  上海清节堂一直持续到清朝覆亡以后,直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仍然有74名寡妇在这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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