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觉”少年梦 1931年，沈昌文出生于宁波。用沈昌文的话来说，“父亲是上海大户人家好吃懒做的小开”，一辈子没有做过事，一天到晚只是抽大烟。于是家道迅速败落，三岁时，父亲去世，沈昌文和外婆、母亲以及姐姐一起躲债逃到上海。
由于母亲认定家道中落的原因是嫁错了上海人，宁波人是最优秀的，所以沈昌文从小在上海的宁波圈子里长大。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但外婆还是认定好人家的孩子一定要上最好的学校，于是沈昌文冒充是一位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亲戚的孩子，从而得以进入上海工部局子弟学校――一个由英国人办的学校里上学。亲戚姓王，所以沈昌文读书时的名字实际上是“王昌文”。
十三岁时，沈昌文又冒充宁波人，开始了在南洋桥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里的学徒生涯。很快，他的机灵劲使他在众多来自乡下的伙计中脱颖而出。
那时候抗战刚胜利，首饰店所处之地是上海低级妓院聚集区，时常有烟花女子拉着美国大兵到银楼来买首饰。别的伙计一见到大兵就害怕，而沈昌文不但不害怕，还耍了一个小聪明，他用总统的名字招呼每一位客人“Hi，Mr.Truman（嗨，杜鲁门先生）”或者“Hi，Mr.Roosevelt（嗨，罗斯福先生）”，对方一高兴买卖往往就成交了。所以他总是店里业绩最好的伙计。
“坎坷”工作梦
1951年，恰逢人民出版社来上海招校对，他跑去报名。“当然，也做了点手脚。上海人都喜欢玩小聪明的。”沈昌文提起往事时乐不可支，一脸“坏笑”。他说当时人事干部是从延安来的，“不知道上海人会搞假冒伪劣这一套。”于是他通过一个文具店的同学，帮他印了一批信纸，并刻了一个图章，写上“上海《学习报》社，兹推荐本报记者沈昌文”。其实所谓上海《学习报》纯属子虚乌有。但也许是这一招奏了效，最后他竟然被录取了。
几个月后，沈昌文被从上海派到北京工作。他捡起了自己半吊子的俄语，不但自学还开始试着翻译苏联著作。他的“小聪明”又派上了用场，由于懂得会计、俄语以及出版，他走了一条讨巧的路子，翻译了两本书，一本是介绍苏联在编辑出版流程中如何实行定额考核，一本是《出版物的成本核算》。沈昌文说自己的投机投对了：“懂俄语的人不懂出版的事，搞出版的人不懂俄语，最后居然出版了。”
做校对，沈昌文曾把“抗美援朝”错成“援美抗朝”。不过，最惊险的一次是1953年的“洗澡运动”，也叫“忠诚老实运动”。沈昌文怀着一种虔诚的心理，把自己曾经做过的“所有丑恶的事情”一股脑儿说了出来，包括如何隐瞒“学徒史”造假开证明，包括朋友中有一个是小偷，包括为了挣钱上学曾帮资本家做过假账等等。“当时有一种观点，要把自己说得坏一点，才算忠诚老实。”沈昌文说，结果思想汇报交上去后，不久人事部门找他谈话，认为他“历史太复杂”，准备将他辞退回上海。
然而这时，他翻译的那两本书出版了，而且被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王子野看到，认为这个小校对是个人才，于是推翻了人事部门的决定，不但没让他走，还把他调到了身边当秘书。随后沈昌文平步青云，被评为“青年先进分子”，入了党，在党组织的张罗下结了婚，后来还进入候补领导行列。
当时的人民出版社下设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三块牌子，所以沈昌文实际上已经迈进了三联书店的门槛。作为一个秘书，他要服务的对象很多，包括曾彦修、王子野、陈原、史枚等大知识分子。沈昌文和陈原坐对面，陈原是语言学家，而沈昌文俄语、德语、法语、日语都能应答得上，特别是当时已经没有人懂世界语，而陈原发现面前的这个小字辈竟然还能说上几句，大为惊讶之余，从此对他青睐有加。沈昌文跟了陈原几十年，上世纪70年代末，陈原复出后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并最终把他扶上了三联书店、《读书》杂志当家人的宝座。
清醒“读书”梦
1986年，陈原、范用两位老人淡出，沈昌文担任了《读书》的主编。但沈昌文说自己编《读书》多半是业余劳动，主要的业务是编书，“好在有许许多多老人家、小人家在，我只是执行而已。”
提起当年《读书》的那些人，沈昌文恭敬有加。在《最后的晚餐》一书中，他还专门摘录了吕叔湘的一段忠告：“编《读书》这样的刊物，要脑子里有一个general reader（翻成‘一般读者’有点词不达意，应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一般读者’）。要坚持两条原则：一、不把料器当玉器，更不能把鱼眼当珠子；二、不拿十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否则就会走上‘同人刊物’的路子。”吕老还为《读书》总结了风格：“什么是《读书》的风格？正面说不好，可以从反面说，就是‘不庸俗’……可是这‘不庸俗’要自然形成，不可立志求‘不庸俗’。那样就会‘矜持’，就会刻意求工、求高、求深，就会流于晦涩，让人看不懂。”
沈公说自己“当时看了这些话简直是目瞪口呆”，他总结道：“文化之事，一旦走到‘矜持’和‘刻意’这条路上，便容易令人生厌了。”
沈昌文说自己主持《读书》时，他自己的思想“有，但不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更多地体现在后来的《万象》上。”办《万象》杂志是他离开三联后做的几件事之一，他认为《万象》和《读书》的区别在于，“《万象》比较小资，《读书》是用一种很灵活的方式，讲当前社会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说实话，我看见就发抖了，更不用说去说它了。但小资就好说了，我在上海是看小报长大的。”
夹在自己尊敬的读者和作者之间，沈昌文自称“书商”――“混迹文墨场中几十年，专事贩运倒卖”。
他也总是把“我是工人出身，没什么文化”当作口头禅，但就是这个“没文化”的“书商”至今却相信“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说出“中国的出版，至今病在谋略太多，机心太重，理想太少。理想型的出版家一再腾挪自己的理趣，是至今出版文化疲弱的重要原因”这样的话来。
（摘自9月24日《北京青年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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