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案头，近日摆放着一本中国外文局《优秀外宣作品集萃》。这本书汇集了过去几年外文局获奖的各类外宣作品，除了获奖图书只登载了目录，差不多所有获奖期刊、网络文章和译文，以及理论研究论文、图片与设计都被收录其中。所以，它就成了一本较全面反映几年来外文局业务发展历程的重要的资料书籍。
以下，仅就我从中阅读的文章与译文，归纳一些个人的看法与见解。
用故事吸引读者，把观点“柔”在其中
多数获奖文章，无论是期刊的还是网络的，都是一篇精彩的故事。有人物，有细节，有对整体事件的深入展开与分析，当然，所有这些内容，均印证或阐释了作者想要表述的观点。我欣喜地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外文局的编辑记者水平在整体提高，其中一个标志是，我们有了一批会讲故事的能手。
在对外传播领域中，究竟观点是第一位的，还是表述方式是第一位的？多年来，这似乎是一线编辑记者常常要面对的问题。经验证明，观点始终是精髓与核心，但表述方式则在传播效果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篇文章的主题选择，就是观点。譬如北京周报刘云云的《静静的粉色革命》。她讲述的是中国的同性恋现象。点评专家认为这是一篇新闻，我倒觉得它更像是一篇专题故事。刘云云大概是想表述这样的观点：中国的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宽容与理性，能够用科学与人性的视角去面对同性恋现象，而这在十几年前或者更早些时候是无法做到的。但刘云云并没有直白地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而是通篇以事件与人物为脉络，深入展开，叙述了文中同性恋人物的所思所想、生活现状以及和社会的关系，并从健康与法律的角度，介绍了政府的态度和举措，同时，由于加入了专家的研究与对中国同性恋历史背景的介绍，使这篇故事的文化深度更进了一层。
特别是对外传播，如果仅仅是外国人想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那未免被动迎合，真正主动而有效的方法是，我们用自己的真实的、有趣的故事，来吸引他们阅读和了解。在故事当中，我们当然要表述观点，一篇没有见地的文章，无论中外都不会有读者，不过这种观点表达应该是陈述而不是灌输，应该是隐藏在故事当中潜移默化而不是跳出来强加于人。我想，每一位获奖者，大概都掌握了这其中的差别，而且，他们的文章不仅我们自己看好，一定也是受外国读者关注的吧。
作者的眼光与思考的差距在缩小
这本作品集萃中的多数文章，既有中文也有外文，这样就有了比较的空间和可能性。仅以中英文为例，我发现，无论是用英文写作还是用中文写作，它们的文本架构几乎没有差异，一样的生动，一样的细腻，一样的故事铺陈，一样的风格文笔。这种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即便使用不同文种写作，作者的眼光与思路的差距在缩小，并逐渐趋于一致。无疑，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
我阅读了中国报道社王新玲的《大龙，你在他乡还好吗？》。这是一篇篇幅不大的人物故事，但写得生动有趣，主角大龙在文中活灵活现，读者能够跟随作者的笔触，了解到大龙的生活与内心，并记住这个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我不懂世界语，所以并不知道它的译文如何。但拿王新玲用中文写作的文章和刘云云用英文写作的文章相比，它们确实异曲同工，同样抓住了我的眼球。
多年来外文局一直在倡导对外传播工作编译合一，其目的在于让我们的期刊、图书与网络传播能够更好地贴近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让外国读者接受。可由于编译合一的人才长期匮乏，这样的倡导时至今日仍然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试行。但与此同时，由于有一批一线中文作者注重研究对外传播的方式方法，使问题的解决有了很大转机。从获奖的文章可以看出，只要中文文本写得好，就为外文译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前提，而中文与外文合力打造，其传播效果与用外文写作相差无几。
差距的缩小不仅体现在我们自身的比较上。如今，随便翻开美国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国家地理》，以及更多的各国期刊，都可以看到，我们讲故事的方式与他们已经没有太大的距离，和二三十年前比起来，我们确实在渐渐学会表达。事实上，尽管思想与观点多种多样，但沟通的方式则大同小异，总是有人类可以普遍接受的东西来构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桥梁，一旦我们找到了这样的方式，架起了桥梁，我们的对外传播工作就会越来越好地发挥它应有的效用。过去几年来的获奖者用他们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传播理论的变革与实践
1948年，美国人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传播学的“五要素”：“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什么效果”。这即是大家已经熟知的“五Ｗ模式”。1954年，美国人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进一步发展拉斯韦尔的理论，强调了信息传播的互动性质，他认为，传播是有“循环”与“互动”的，传播者与受传者同在一个信息传播环境中，信息会产生反馈和相互转化，并为传受双方所共享。
1998年，美国语言文化学者科罗宁等人提出信息内涵的同位调整理论，该理论在承认文化异质的前提下，主张“同位调整”，以寻求不同文化的可比性。科罗宁等人认为：交流的目的不在于双方获得“共同方向”，而在于“相互调整”；在传播活动中，差异与多样性是决定人们对信息如何解释与传递的重要因素，因此，同位调整同样可以使参加交流的人获得意义。
2007年，中国学者程曼丽在著作《国际传播学教程》中，再一次发展已有的传播理论，提出：传播者和媒介都是对信息进行编码的“解释者”，而在今天的国际传媒工作中，“解释者”的角色职能正在拓展。因为如果受传者是本国人，媒介只需要将原始信息转换成被一般受众接受的信息就可以了；但如果受传者是外国人，媒介就需要将信息进行二次转换，即将信息进行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对接，“使之成为他国受众和全球受众能够接受的信息”。
上述几位中外学者的理论，都涉及了传播的本源问题――交流。交流的要素（拉斯韦尔），交流的循环与互动（施拉姆），交流帮助人们认同差异与多样性（科罗宁），以及为了更好地交流，人们要进行不同文化的转换与对接（程曼丽），等等。事实上，说到传播，无论中外，交流才是终极目的，交流帮助人们彼此认识了解，消除隔阂，求同存异，增进友谊，密切合作。当我们找到了一个好的故事有了一种特别的见解；当我们通过传播工具――各种媒介把它讲述给我们的外国读者听，而我们的读者又愿意听，听懂了并有反馈，讲述就完成了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传播工作是一种交流的工作。
曾经，我们对外传播的很多文章写得主观、生硬、艰涩，翻译难翻，读者难懂，这其中，不同语言的差异其实只是很小一部分原因，关键还在于在我们的思想中，宣传的目的性超过了交流的愿望。如今，我从这些获奖者的文章中，看到了他们思想深处的转变与提高，也看到了新世纪国家对外传播理念的变革以及它对实践的重要的引导作用。
图书选题各有特色
遗憾的是，这本集萃只列出了获奖图书目录，而未载入它们的内容（哪怕是节选）。但从书名看，也都有各自的特色。其实，对外传播，图书与文章的本质都是一样的，要让我们的对外图书好读好看，观点是重要的，讲述方式同样重要。因此，当我们在加速培养对外传播的翻译人才时，对中文编辑、作者的培养也开始变得日益急迫。
作为一个对外图书编辑，既要提出选题和寻找作者，也要挖掘选题和培养作者。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变化，尤其在文化领域。在国内图书市场，已经出版了一大批好读好看的图书，而这些图书中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成为国际图书同行关注或购买的版权对象。此种现状表明，我们的图书和作者就像我们的期刊和作者一样，正在缩小与国际社会的距离，走向成熟。而对外图书编辑所应该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找到这些作者，挖掘已有的好选题，并改进它们将它们推出国门，进而培养使之形成一个对外图书的作者群体。
当然，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图书编辑的敏锐感与眼光训练非一日之功。但就像期刊文章的进步一样，既然我们的思想已经先行，那么步伐走起来就会快捷而且有方向了。
(读者反馈请发至dachuanbo@yahoo.省略)
责编：金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