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农村信用社作为全国农信社改革的“试水者”，在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上演着一幕“鱼与熊掌”兼得的好戏。 作为贵州省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村信用社的每一步改革都广受关注。
但是，过去农村信用社长期受到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体制被扭曲、不良资产高居不下等问题的困扰，其服务“三农”职能的实施机制始终不畅。50年间管理权几经易手，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路径，农信社如何走出历史泥潭、贵州省各级农信社何去何从、农信社改革的路究竟在何方？改革不仅需要深入，而且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关于“地方性金融企业”的表述令人感受到了黎明时的清新空气。2003年6月27日，一场前所未有的农信社改革号角吹响，全国首批8个试点之一的贵州省农信社作为勇敢的先行者披荆斩棘，为全国农信社改革探索经验。这无疑为问题的破解带来转机。发展活力被冰封多年的农信社，开始载着希望与信心“破冰起航”。
“破冰”与“惊人的一跳”
“跑在马群前面的骑手从不担心尘土飞扬，因为他们总是面对清新的空气和一望无际的草原。是骑手，就要努力跑到马群的最前面。”蒙古族少年在长大成人之前，常常会听到母亲这样的教诲。
当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浪潮不可阻挡地扑面而来时，如同蒙古族少年的成长方式一样，贵州农信社毅然勇敢地选择变革，在毫无经验可以借鉴，毫无退路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向着既定的方向前行！
2003年12月30日，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成立。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在省政府授权范围内，履行“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为“三农”、县域经济、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率先尝到了梨子味道的贵州省农信社，或许是等待得太久，或许是作为先行者激发出的热情，5年来一日不舍地有序推进，实现规模、速度、质量与效益的协调发展。
5年来，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原则，组建统一法人社和农村合作银行这两种产权模式。全省至2006年底在全国率先完成了84家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社、4家农村合作银行的组建工作。87家联社（合行）均获得了专项央行票据兑付。通过大胆探索，建立“股份合作制”的公司治理路径，按照“授权合理，权责明确，运转协调，有效制衡，行为规范”的原则，已初步形成科学有效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
5年来，存、贷款增量增幅连续保持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第一，存款、贷款规模已从2003年末的第五位跃居第二位；存款市场份额从2003年末的9.3%提升到17.35%；全省有7个市（州、地）、67个联社存款市场份额位居当地之首。全省涉农贷款余额416亿元，贷款面65%以上，占省内银行业机构的97%。
5年来，贵州农信社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和“出思路、创环境、抓服务”的理念，强化风险为本、资本约束和风险拨备的理念，全面推行分类管理模式。已探索出一条颇具贵州特色的发展路子。5年间完成了一次“凤凰涅�”式的重生。从法人层级复杂的“一盘散沙”到通过组建以县（市、区）联社（合行）为法人机构的“区域整合”；从偏安一隅的“小银行”到区域性“大金融机构”格局的初步形成。5年的不懈改革，贵州农信社完成了“惊人的一跳”。
业内专家认为，贵州省农信社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解决了农信社所有者缺位的这一根本问题，抓住了改革的要害。
“突围”后的“深度切入”
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这样描述改革的定义：“改革就是一个不断否定、修正以至完善的过程。”时下进行的贵州农信社改革，正在演绎着这样一个过程。
在被推上改革前台的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引导下，各地的农信社改革避免了“各自为战”式的无序发展，基层信用社的产权探索和管理体制的完善正在清晰推进。
样本之一：
2004年5月28日，花溪农村合作银行成立。这是深化农信社试点改革启动后成立的全国第一家农村合作银行。
“从‘试验田’式的改制到整体改制，花溪农信社的改制是在不断实践中一步一个脚印改出来的。”这是17岁就走进农村信用社大门，一干就是20多年的花溪农村合作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勇重温改革时的开场白，“花溪农村合作银行正在探索多元化发展，但是农民永远是我们的业主。”
事实证明，正是这种与市场经济产生共振的企业体制，为企业的迅速成长带来活力。4年来，该行在当地市场份额由过去的第4位跃居第1位，已经发展成为当地老百姓最信任的银行。
更为可贵的是，虽然有了“银行”的招牌，但花溪农村合作银行并没有忘记服务“三农”的宗旨，坚持“改制不改姓”，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不断增加，小额农贷从2004年的不足1.5亿元，如今已接近4个亿，翻了一番多。
溪水无言，静立在一片苍翠之中的一幢幢农家新居散发出一种别致与大气。贵筑办事处落平村4组王清回望10年从在花溪农信社贷款创业到如今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感慨从心底慢慢升腾：“没有农信社的扶持，我家包括村里的很多人家恐怕都还没有摆脱贫困呢！”谈到未来，34岁的王清一脸朴实：“我们仍然期待得到农信社的扶持！”
与农村信用社“厮磨”了22年的花溪农村合作银行云上分理处主任陈庆林强烈地感受到，在“借力”的背后，花溪农村合作银行正以自信的姿态快速奔跑！
样本之二：
2004年4月30日，印江自治县农村信用联社挂牌开业，成为贵州省第一家统一法人社。
通过实施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的一系列改革，股权结构得以改善。目前，印江联社的信贷资金覆盖了全县348个村、1000多个自然村寨，惠及农户80%以上。小额信贷投放占新增贷款的60%以上，高于全县农业贷款，远远超过银监局提出的农村信用社新增贷款的70%投向农业、农户的要求。通过创建信用工程，开展晚间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农村信用社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山旮旯里的金融超市”。
花溪农村合作银行、印江自治县农村信用联社作为改革的“先行试水者”，应该说正给我们上演着一场“鱼与熊掌”兼得的好戏。
5年后的今天，花溪农村合作银行实现了“支农重担在肩、盈利能力增强”的目标。“我从不敢说‘股份合作制’是最好的，但我敢说它是最适合花溪农村经济发展的。”花溪农村合作银行副行长周乐佳坚定地说。
印江自治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王相坤认为，对于类似印江这样的经济基础差、地处山区的广大贫困县来说，农村信用社必须要为那些还没有完全摆脱贫穷的农民服务。否则，一旦出现金融服务的空白，民间借贷和基金会都可能盛行，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所以必须保证农户的利益，才能使农村金融有序、规范地发展。
从两种改革试点模式看，无论是选择统一法人，还是选择组建农村合作银行，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过内部整合、外部引资扩大经营规模，将“小银行”变成了“大机构”。这是在搏击后的一次“蜕变”！
作为贵州农村金融改革的一次有益探索，印江和花溪的模式对于其他地区农信社的改革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和可复制性，仍然需要各地根据自身的实际去判断。应该说，二者探寻新的改革发展路径的智慧和勇气让人眼前着实一亮。
农信社改革期待“加速”
200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在“两会”上透露，5年来，农信社包括管理机制、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等方面在内的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郭沛持这样的观点：农村信用社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衡量其绩效的标准有三个。第一，是否有利于农村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三农”问题的改善；第二，是否改变了农村金融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第三，是否推动了现有农村金融制度需求和供给的互动。
也有业类人士担忧：人行、银监会、省级政府和农信社多方博弈的结果，很可能不利于农信社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在重大问题面前，如何不推诿、不越界、不扯皮，还得走着看。
2006年12月22日，中国银监会公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一纸文件也彻底宣告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时代的来临。原本农信社“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开始出现了众多的声音。
“各炒一盘菜，共做一桌席。”有人对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的现状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认为，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虽然有不同的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但都必须牢固树立为“三农”服务的宗旨，决不能“弃乡进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阵地在“三农”，特色在“三农”，竞争优势也在“三农”。要在切实注重风险防范的前提下，大力推进产品和服务创新，打造特色品牌。
对于今后新产生的风险，农村金融机构要依靠市场手段来自行解决，国家将不再进行输血。没有了包袱之后的农信社会不会一定跑出“加速度”，同样是个未知的答案。
省联社理事长刘乃云认为，由于“三农”的弱质性和不可预见性，国家只有建立信贷风险的有效转移、分担机制,才能体现农村信用社与其他轻装上阵的银行机构同台竞技的公平性。
就当前而言，贵州农信社距离市场化的发展语境还很远。初期的改革使贵州农信社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而更长远的目标――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完善治理结构更期待着他们坚实的步履。究竟如何通过改革发挥好省联社的作用，同时又不违背国家关于维护县级法人独立性的改革原则，是摆在各级改革决策者面前的问题。
贵州省农村信用联社一负责人真诚地说：农信社改革期待“加速”！
春天花会开，我们期待更美丽的风景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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