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国际课程研究和推广中心 [新世纪样板戏研究述评]

  摘要:在21世纪的今天,革命样板戏仍是研究的热点,近几年来(2000--2008)学界关于它的研究视野、思路和深度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本文主要从2000年以来样板戏研究的视角看,主要存在五个雏度:女性话语研究、接受美学视野下样板戏研究、样板戏文本研究以及文体比较研究。   关键词:样板戏;沙家浜;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2-078-02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人们开始重新关注“样板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文章都充满了强烈的情感色彩,直到97年《明报加西版论坛》刊发了王元化的文章《样板戏有艺术价值吗?》一文开始,“样板戏”的研究可以说进入了学术研究的层面,但研究角度、方法等还略显单一。新世纪开始以来,“样板戏”研究明显地呈现多元化趋势,人们从女性主义、接受美学、现代性理论、文体学等视角来深入研究“样板戏”,出现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学术成果。    一、女性主义视角的“样板戏”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的传播,我国许多学者开始运用这一理论重新审视“样板戏”,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形象。一般都认为“样板戏”中女性本体意识是严重缺失的,虽然她们具有男性化的外部特征却没有独立的主体位置。沈光明的《男性主导话语的产物――样板戏对女性自我的否定》可谓是这种解读的典范,他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入手,他认为“这些‘雄化’和‘非家庭化’的女英雄,尽管她们似乎跟男人一样,撑起了‘半边天’,但是她们并没有女性的独立意识和反抗男权中心的主体意识,她们脱离了小家庭进入了一个大家庭,保持党的‘好儿女’的身份,依附‘父’的权威。又因为她们是‘雄化’和‘非家庭化’的,使得女性特征荡然无存,因而这些女英雄真是不伦不类。”邵宇彤的《论“样板戏”女性本体意识的缺失》对这种解读有了更深一层次的研究,在他看来,“‘样板戏’虽然塑造了一大批女英雄形象,但却是对女性自我的彻底否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爱情、婚姻、家庭是人类史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样板戏’剥夺了人的基本需求,违背了人伦规律,导致英雄人物失真。”从中他看到“文革文学”中女性意识的丧失殆尽。赞成此观点的还有闫秀梅,上述女权主义分析视角基于同一视点,通过细读发现了为表面幻象所遮盖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样板戏”不仅仅是女性意识的遮蔽,更是对“样板戏”中革命女性的异化,使其女性形象“概念化”、“空洞化”、“符号化”了,表面给人一种妇女翻身作主人的印象,但却将妇女置于阶级、政治的话语之下,让她们无法发出作为女性的独立的声音。实际上,“样板戏”是把某个代表集体话语的女性意识具体到所有女性身上,因此出现失真是必然的。      二、接受美学视野下样板戏研究      文革标志性作品的“样板戏”,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已销声匿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观念的进步,“样板戏”出现了回潮甚至普及,诚然,文革期间全民“狂欢式”的样板戏运动,是政治推介的结果。但边远山区的普通民众对“样板戏”的热衷甚至是自导自演的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政治推介”恐怕无法解释全部,它可能涉及到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层面了。在文革结束近30年的今天,为什么样板戏还如此受观众喜爱呢?对此,大致有三种解释:一是从心理学角度认为“在一个几乎不允许其他艺术存在的环境里,人们反复接受样板戏作品,因而对它们产生情感依恋。”   二是从“艺术魅力”出发,“样板戏基本上遵循了京剧音乐的本身的内在规律,保持基本部分强化了京剧音乐的旋律特点,这也是这些音乐唱腔历经多年仍然有其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样板戏”作为一种历史是不容抹杀的。因为她毕竟是一种艺术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现象。三是认为“镜像”在起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样板戏呈现出的正是詹姆逊描述的这种“幻景”。如果说戏剧从来是人们认识自我――关照自身的重要形式,那么60-70年代的"-中国人通过“样板戏”这一虚拟的现实空间来确认自我,则是一种通过叙事建构起来的全新的现代性本质。表现现代生活的戏甚至直接表现当下生活的戏不少,每年戏剧节上都有展映,为何观众对此的反应却一般呢?看来,真正的原因可能要从社会学、文化学或心理学的层面上去寻找,而不是浅尝辄止,妄加猜度。      三、现代性理论视野下的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对样板戏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尤其是在小说《沙家浜》出现之后。一般都是对“样板戏”的反思,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体现了现代性理论,主要有三个角度:一是美学现代性的意义上,认为“样板戏”巧妙地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两种矛盾因素,并建立起了与中国人政治信仰密切相关的审美趣味,具有这种代表性的解读范倒是宋剑华、张冀的《苦涩与风流:试论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诉求》,在他们看来,以“样板戏”为主体的革命现代京剧的艺术追求是对传统文化的延续与转换,是对西方理念的借用与背离,以及对新传统或权威的自我设想。二是从解构的角度认为小说《沙家浜》使历史更具真实性了。如杜绣琳的《小说《沙家浜》的解构与重构》认为对“样板戏”进行的重构说明“样板戏”本身存在裂痕和矛盾,潜在着一种颠覆力量。三是从整体的角度对当前“样板戏”研究倾向的理性反思,认为“惟有把样板戏置于当代文学史、文化史、戏曲史的整体性视野中,并结合其产生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境,适度厘清其创作理论的缘起、基点与内涵,有关样板戏的研究才可能从当下粗暴、琐碎的政治性批评与考证式批评中解放出来,从生硬的泛文化话语与性别话语中超越出来,真正还原样板戏的本来面目。”      四、样板戏文本研究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文本的思想主题、语言风格的研究;另一种是借助文艺学或社会学理论的再解读,这里主要介绍古典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研究者对“样板戏”主题的认识角度各异,从多维视角透视了它的丰富内涵,具体思路有:第一,斗争主题。卞敬淑分析了“样板戏”的斗争主题。“文革”时的主导意识形态与“样板戏”都把“斗争”作为叙事的核心。“样板戏”强调的是革命的延续性、集体性和党的领导性,文本呈现出“斗争”的不同模式。“斗争”话语的时代内涵反映了鲜明的历史动因。第三,双重话语。李莉从《智取威虎山》一剧入手,探寻“样板戏”剧本丰富复杂的双重话语世界。第四,符号分析。符号分析是从象征、隐喻等文本症候入手,有利于避免对“样板戏”简单的情感与道德判断,具有更为科学客观的学理根基。代表人物有金鹏、惠雁冰。由于样板戏话语过于注重抒发强烈的阶级爱憎感情和革命豪情,使得豪放壮美有余、柔婉优美不足成为其最主要的语言风格特征。祝克懿从语言修辞的角度对样板戏语言弊病进行了解构。刘超从语言风格特点来论述“样板戏”之所以成为群众性消费热点的原因,即语言的剧诗性、性格化、通俗性与哲理性、规范化。祝与刘的语言分析视角相互补充,从而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的科学、全面。而卞敬淑从语言角度论述了“样板戏”的叙事伦理。代表人物还有李熙宗、刘大为。   在古典主义理论看来,“样板戏’的情节冲突、单一类型的人物、大团圆的结构模式,程式化的表演形式无不与古典戏剧有着某种耦合,而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与理想,再现与表现,情感与理智的调和恰恰是古典主义和谐美理想的内在特点。这种解读往往暗含了对样板戏的否定。因为受“三一律”的限制和束缚,导致人性的缺失,戏剧结构呆板。   在意识形态理论看来,样板戏文本体现的就是一种国家叙事和文化认同。林荣基的文章《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再现与文化认同》,可谓是这种解读的一个典范。在他看来,通过检视“样板戏”文本,尤其是样板戏的“政治性话语”,可以考察出样板戏如何被打造成“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的神话”,以此“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实践提供若干的辩证”。惠雁冰《“样板戏”:高度隐喻的政治文化符号体系――以(沙家浜)为侧》也属于这种解读。      五、文体比较研究      主要有文体和版本演变研究和不同文体之间的比较研究。而文体与版本的演变研究主要受到政治力量的介入和历史环境的“规约”,以及在细节上的具体变化。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如样板戏《红灯记》和《沙家浜》原作主要反映的是“地下工作”,改编后主题就成了“武装斗争”,这一细节的变化主要是受到当时的政治背景、环境的影响,与此相关的,阿庆嫂的主要人物身份被郭建光所取代,沙奶奶在强调军民关系的意义上被强化,胡传魁成为反面人物。受“三突出”原则所支配,重写后,剧作中郭建光、阿庆嫂都被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高、大、全”式英雄。王彬彬分析说:“武装斗争”是毛泽东的领导路线,“地下工作”是刘少奇的工作路线。无疑在文革期间以毛泽东为领导的“武装斗争”是历史叙事的最高原则。“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伟大领袖毛主席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的演出后指出:要以武装斗争为主。江青同志根据这一指示,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加强了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的英雄形象,突出了武装斗争的主题。”验证了之所以把“地下斗争”主题改成“武装斗争”的原因。   文体和版本演变研究,比如,蒋星煜在《文坛艺林备忘录》中所描述的《沙家浜》演变情况,以及刘守华在《党史博览》中写的《档案再现京剧  从目前“样板戏”研究的主要缺失看,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虽援用了“现代性”理论来解读“样板戏”的内涵,却比较粗浅。例如宋剑华借用“现代性”的概念来说明“样板戏”中“传统、西方、自身”三者之间的多重矛盾关系,并以“激进性、反思性、自反性”等三种动力一体化存在的理论预设结构全文逻辑关系,但在审美视阈下异域性与民族性、传统性与现实性的对立统一规律挖掘得比较浅。二、对女性主义的研究繁多,但总体上女性主义的依赖性过强,尤其把“样板戏”这种源于传统戏曲的艺术形式置于西方话语体系中来解读,感觉有点生搬硬套和教条主义,似乎这种风气还颇为流行,但我觉得是欠妥的。学者惠雁冰还指出了在“样板戏”研究中缺失文学史的整体性视野和在“样板戏”的内涵界定上,缺乏缜密的梳理和科学的考量,对此,我也比较认同,只有把“样扳戏”置于文学史、文化史、戏曲史的整体视野中,厘清创作理论的缘由与内涵,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才可能真正还原“样板戏”的本来面目。      结语      根据以上研究思路的整理,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伦理学角度考察“样板戏”的革命伦理内涵,从心理学角度透视“样板戏”观众的崇圣心理,从教育学角度审视“样板戏”进入中小学课堂的利与弊,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探讨“样板戏”以及“样板戏”现象与当时代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从文化研究角度分析“样板戏”被改为电影的视觉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期待“样板戏”有着更厚实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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