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古田会议着重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建军，明确了军队思想作风建设的任务，这就抓住了党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新形势下，古田会议对军队思想作风建设仍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这就是加强军队思想作风建设必须从端正思想路线出发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必须从清理根源入手端正军队思想作风，必须从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带动军队思想作风建设。
［关键词］ 古田会议 思想作风建设 现实启示
古田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纠正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它着重强调加强军队思想作风建设，要从端正思想路线出发，从清理根源入手，从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抓起。古田会议致力于纠正党和军队中错误思想，端正军队思想作风的治军理念与做法，对当前我军思想作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必须从端正思想路线出发解决思想作风问题
思想路线是认识事物、分析问题所运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古田会议着眼于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从端正思想路线的高度指出了错误思想的危害及根源，并提出了解决军队思想作风问题的出路和办法。
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党的思想路线是军队思想作风建设的基础。初创时期的红四军是从旧军队中脱胎出来的，后来又加入大批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所以，红四军中非无产阶级的成分占有很大比例，旧军队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所固有的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经常地大量的表现出来，极大地障碍着红四军的进步和发展。毛泽东最早意识到红四军中不良思想作风的根源是思想路线问题，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明确提出，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1］P74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思想路线”这一科学概念，也是党内第一次从思想路线高度来剖析思想作风问题。半年后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九大”及其通过的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正是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深刻剖析，列表现，讲危害，挖根源，提出纠正错误思想的具体办法，这就为红四军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古田会议之后不久，1930年5月，毛泽东于作战间隙在寻乌调查期间写成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再次使用了“思想路线”这一科学概念，并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这实际上明确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从而为红军思想作风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导和灵魂。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建军初期就意识到端正思想路线对解决思想作风问题的决定性作用。后来的实践也证明，党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时候，红军思想作风就端正，红军作战就胜利。党的正确思想路线被排斥的时候，党和军队的思想作风就会受到损害，革命就会遭受挫折。
新形势下，我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早已确立，也决定了我党我军的思想作风在本质上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在军队建设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会受到各种客观与主观因素的影响。当前，最重要的是牢固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提高官兵素质和部队战斗力水平，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动摇，坚持讲真话、报实情，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创新发展，切实把工作指导思想搞端正。当然，端正思想路线决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长期的、反复的任务。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才能保持和发扬我军优良思想作风，奠定坚实基础。
二、必须从清理根源入手端正军队思想作风
军队思想作风问题的产生，必然有其主客观根源。端正军队思想作风，也必须从清理根源入手，找准思想作风问题产生的原因，然后，从源头上“对症下药”，达到端正思想作风的目的。
军队思想作风问题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古田会议对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如：“四军党内各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2］P85具体到流寇思想：是“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的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2］P94再比如军队存在肉刑问题：“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依然很深厚的存在于一般长官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3］P217以上分析，剖析了红四军党内错误思想产生的原因，充分揭示了这些错误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和阶级根源。在充分认识产生思想作风问题的主客观根源的基础上，古田会议决议就从清理这些根源入手来端正红四军的思想作风。这对于从根子上认识和纠正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有重要意义。如关于流寇思想纠正的方法：“（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竟夜教育。（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改变红军成分。（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2］P94关于主观主义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2］P92关于个人主义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2］P93以上这些都说明，解决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都从源头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历史证明，这样做，不但没有降低党在红四军的威信，没有降低红四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反而端正了红四军的思想作风，为红四军开创新的局面统一了思想。可见，从源头上根除思想作风问题是解决思想问题的关键。
当前，军队思想作风问题的出现与蔓延，究其根源就是部分人员道德品质修养不高，导致人性弱点暴露��贪私欲、好面子、讲排场，影响了军队思想作风的纯洁。针对思想作风问题产生的根源，必须从源头上清除。一要自觉地学习。通过学习深化自己的灵魂和内心世界，提高对道德品质修养的认识。东汉史学家班固说：“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文明、理智、高尚总是与有知识、有文化相联系的。自觉地学习，能使人明伦理、查自弊、端言行。二要积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的积累达到质变的过程。道德品质修养也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只有不弃小善，才能积成大善；只有积成众善，才能修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放纵思想，必然导致思想作风问题的发生。三要慎独。慎独就是一个人在独处或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能自觉地按照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慎独既是道德品质修养的一种方法，也是道德品质修养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慎独的含义体现在“隐”处，就是说，在闲居独处或自己内心最隐蔽的地方，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情况下，仍然能坚持道德原则和规范，使自己的思想道德言行一致，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这样，就能从源头上根除思想作风问题的产生。
三、必须从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带动军队思想作风建设
党和军队思想作风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干部。我党我军历来重视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并以领导干部自身优良的思想作风带动和影响整个军队思想作风建设。
在调查研究方面。在古田会议召开之前的两年期间，毛泽东一直就红军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着自己的思考和调查研究。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和朱德等红四军的领导在会前用了大量的时间，深入部队调查研究，还召开了地方群众座谈会和红军各级党代表的联席会，深入了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贺子珍曾回忆说：“十二月的闽西，雪花纷飞，毛泽东迎着风雪，奔走于红四军的驻地之间，从一个红军纵队到另一个红军纵队，召开战士座谈会，他还分批会见红军的各级指挥员，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诚恳地同他们交谈，启发他们的觉悟。不仅这样，毛泽东还走访了一些村庄，征求农民对红军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4］P7901929年2月中旬，红四军领导机关进驻上杭县古田镇，毛泽东又召开支队及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大胆揭露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各种调查、座谈会持续了十多天，统一了思想，为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作了充分准备。就在《古田会议决议》形成之前，毛泽东等红四军领导又分别深入各纵队召开座谈会，找干部、战士个别谈话，仔细调查了解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建议。由此可见，古田会议是毛泽东等红四军领导在深入走访部队，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召开的。
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上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可以肯定，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解决思想作风问题的前提。欲知山中事，须问砍柴人。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是获得真实情况的根本途径和正确方法，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和有效途径。俗话说：“群众是最公正的裁判，调查是最生动的课堂。”群众中蕴藏着丰富的真知灼见，有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只有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保证决策正确。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就掌握不了问题的“真相”，就会导致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就是领导干部放下架子、融入群众之中，与群众同甘共苦，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真实思想动向，只有这样，才能为决策提供正确的指导意见。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的强大武器，是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法宝，也是领导干部保持先进性的关键所在。在古田会议前夕，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朱德军长作了自我批评。党代表毛泽东也就有的同志认为他搞家长制，喜欢骂人，大家批评得对。中央九月来信后，陈毅表示亲自去接见毛泽东复职。朱德表示赞同，却又担心：“他愿意回来吗？”“这个我负责！”陈毅胸有成竹地说。朱德笑了笑递给陈毅一封毛泽东的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陈毅看后，没有发怒，却哈哈大笑，对朱德说：“我陈毅‘七次’大会是犯了政治上的大错误，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我准备向他作检讨。”朱德称赞陈毅：“豁达大度，大将风度！”在我军初创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其个性和当时社会带给的封建旧思想意识，这些封建旧思想意识在红四军“七大”前后都有所表现，但他们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牢记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个真理，注重从党和军队的利益出发，及时的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最终达到了团结统一的目的。
整顿军队思想作风问题，就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要率先垂范，发挥榜样作用。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部队思想作风建设起着决定作用，尤其是在大政方针、重大问题上，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要敢于揭露问题，击中“要害”；要从世界观的深处找原因，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划清思想是非界限。在批评方面：一要坚持真理，以事实为依据，讲真理、讲原则，不瞻前顾后、不轻描淡写，更不能打击报复；二要坦诚，从关爱的角度出发，动之以情，通过春风化雨般地点滴入土，既要触及灵魂，充分认同，更要增强团结，净化思想，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在自我批评方面：一要克服虚荣心理，不要怕影响形象，更不要怕影响政绩，正确理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道理；二要广开言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虚心接受多方面的批评意见，认真分析查找原因，切实做到“有者改之，无者加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
在忠于职守大公无私方面。忠于职守大公无私是领导干部体现党性修养的核心，也是检验其思想作风是否过硬的“试金石”。翻开历史，我们就能发现，红四军党的“七大”召开后不久，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尽管毛泽东对陈毅在“七大”上的做法有意见，但陈毅出发之前，仍专程到上杭蛟洋看望了毛泽东，并请求毛泽东复职，毛泽东没有接受。陈毅辞别了毛泽东，在辗转前往上海的路途中，他认真思考了红四军争论的各种意见。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期间，在谈到红四军人事问题时，陈毅说他担任前委书记只是充当“过渡内阁的主持”，红四军前委还应当由毛泽东负责，因为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在上海期间，他写出《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这份报告实事求是、全面公正、生动具体，使党中央正确全面地了解了真实的红四军和“朱毛”。于是，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以解决红四军党内分歧，周恩来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陈毅。陈毅站在党中央的高度，对红四军“七大”争论的问题作了解释，明确指出前委下面不需要设立军委，同时否定“党管一切”的现象，强调党只能作“政治的领导”，这些观点，既符合红四军的实际，又符合中央的指示精神。他还强烈建议：毛泽东应为前委书记。写完后周恩来亲自审定，并高兴地说：“很好，就这个意见。”之后，陈毅就赶到了蛟洋，向毛泽东介绍赴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以及中央的指示精神，并恳切地说“中央提出前委书记还是由你来当，我和朱德同志都希望你早日回到前委书记岗位上来，我今天是来接你的。”陈毅在这个时候，丝毫不讲自己的努力，都说成是中央的意见。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中央的指示信，于是重新回到了红四军，老一辈革命家统一了认识。试想，在当时白色恐怖、上下隔绝、交通不便，难以联络核实事件真相的情况下，假如陈毅心中稍有偏私，笔下稍有变样，恐怕今天的历史就要改写了。又如，朱德军长在红四军“七大”上受到批评后并没有放松革命斗志。会后不久，他在毛泽东、陈毅都不在部队的情况下，根据党的指示，率部队出击闽中，曾有打破三省“会剿”、攻占“铁上杭”的巨大胜利，也有出击东江的失利。每到一地，他亲自登台向群众宣传，帮助组织农民协会，指导地方党的工作，并留下较好的武器弹药加强地方武装。这期间，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加强四军党的建设。这些都充分表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忠于职守大公无私方面堪称是光辉的典范。
新形势下，领导干部要想真正担负起党和军队赋予的重任，必须在忠于职守大公无私上当模范、作表率。忠于职守大公无私就是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无私的奉献精神。领导干部是抓好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的“排头兵”，是团结带领广大官兵前进的“引路人”，在加强军队思想作风建设中，要坚持身体力行找原因，自我纠正除隐患，科学决策作指导，切实把肩负的使命当作毕生的事业来“经营”。领导干部是管思想、带部队、树导向的，必须高标准的履行抓作风与带作风的双重职责，既要担负起军队思想作风建设的筹划、组织和督导作用，更要站在一线，当标兵、做先锋，在思想作风建设中发挥主导、引领和示范作用，做到认识上领先一步、标准上更高一筹，切实以自身的表率作用影响和带动整个军队思想作风建设。○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
［3］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2册）［C］.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
［4］王行娟.贺子珍的路［M］.长征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