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来中国抗击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表明，只靠加投资、增贷款的短期政策，并不能使我们走出危机的阴影，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才是惟一的出路。 因此，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规定为“十二五”规划为主线。“九五”和“十一五”提出的口号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七大把它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容有所拓展。
但是在我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主要的内容，仍然是经济增长由工业化早期的粗放增长模式到现代的集约增长模式转型。这种转型的核心和实质则是提高经济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适时发展新兴产业
对于简单加工业相对集中的地区，例如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主要靠两条途径：一是促使现有加工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施振荣所说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即前端的研发、设计和后端的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业务环节延伸。二是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存在一种误解，以为这两项是互不相关的，实际上并非如此。
历史的经验表明，现有产业链的延伸，结合科学和技术的新成果，往往会催生出新兴的产业。例如，“云计算”是当前一个很红火的新兴技术和产业应用。其实，它就是由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电脑制造商由生产硬件向提供软件和服务延伸演化出来的。
如果把现有产业的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培育看成是互不相关的，那么，发展什么样的新兴产业就不是由企业本身的条件出发，而是由行政部门的官员根据上级政府的文件决定的。这可能也是当前一些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度“同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有没有可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讨论“十一五”规划和讨论“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有很大争论的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低端劳动力的低成本，所以中国还应该长期做简单加工。
实际的情况好像不是这样。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许多领域都已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实力，产业链应当延伸，也可以延伸。从中也就可以培育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乃至产业。
金融危机以后，我们面临发展新兴产业的机遇，我们应该努力抓住这次机遇。
而且，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几乎在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以后，都会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曾经发表一篇文章，通过梳理近代史，证明了这一规律性现象。
这一次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不例外，当前各个发达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过程中，是完全有可能和有能力参与世界竞争、参与新的更高层次世界分工的。我们应该把握这次机会，努力实现“弯道超车”。
然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者经济增长方式，包括发展新兴产业，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新问题。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新兴工业的口号。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九五”计划的建议》正式提出了“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根本转变”的要求。
10年以后，“十一五”规划再次提出“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线”。今年是“十一五”时期的最后一年，又一次被提出，而且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初的省部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学习班里讲话，50次用了“加快”一词。
要保障“十二五”规划圆满地实现，就必须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研究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搞了这么多年成效依然不明显的症结所在，然后才好对症下药，保证我们的规划不至于再次落空。
在讨论“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曾经对此作过总结，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没有消除。当时大致上认为有四方面体制性障碍：
一是政府保持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二是以GDP的增长为主的政绩标准。这两条使得各级政府都要尽量运用自己支配资源的权力，来保证GDP的高增长。
三是财税体制方面存在问题。从收入方面看，生产型增值税是各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生产型增值税是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直接相关的；从支出方面来看，主要的支出责任（在中国，通常把支出责任称为“事权”）过度下移。像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支出责任，大致上70％由县及县以下政府承担。这就使得各级政府必须努力地去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否则财政状况就会非常紧张。
四是资源和要素的价格扭曲，特别是资源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过低，鼓励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关键在于推进改革
在“十一五”规划的执行过程中，我们还发现，新技术没能大量涌现和新技术难于产业化的重要原因，是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前面已经提到，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新技术产业化可以说是步履维艰，有些技术甚至夭折在摇篮里，一些创新企业也很难壮大，被叫做“小老头树”。
目前技术发展一日千里，虽然一些企业的技术很新，但是过了几个月、一两年还没有实现产业化，就被别人更新的技术超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就是缺乏鼓励创新和创业的涵盖经济、政治、法治、社会舆论等一整套的制度环境。
既然如此，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进改革。只有依靠改革，才能消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才能建立能够促进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所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说的正确：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这样才能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需要，为科学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关键中的关键。这是因为如果说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科学创新的主体是科研院所或者高等院校，那么，对于制度上的除旧布新，政府负有更大的责任。
前一段时间，政府受到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作为不够有力，甚至不作为的批评，现在各级地方政府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变。特别是近两年来各级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都加大了自己的作为。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就是需要分清什么是政府应该为的，什么是政府不应该为的？
政府必须明确，自己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企业营造好的经营环境，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要在生活保障体制、在教育体系、在科研体系上提供好的制度支撑。政府不该利用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
今年以来，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出现了一些苗头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比如说，不考虑本地的比较优势和实际情况，一哄而起地上项目，导致新一轮的同构化发展：一说LED（半导体照明）就到处都投资建厂搞LED，如此等等。由政府官员指定技术路线，指定发展的产业门类，甚至直接确定投资项目，等等。
这样做，很可能导致投资的大量浪费。因此，“为不当为”有时比“当为不为”的危害还大。
此外，由于技术创新的前期投资大、风险高，而且研发成果具有“正外部性”的社会效益，政府应该加以支持。但需要明确支持的方式和途径。
政府支持采取什么方法是很需要研究的。
一般来说，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补贴应当是“竞争前”的，专项补贴应当做公开透明的招标，公正的评选，而不能采取所谓“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办法，只让内定的企业中标。节能、环保产品的补贴最好补“需方”而不是要补“供方”，等等。
总之，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时候，认真地去研究这些问题，使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要求，使“十二五”规划规定的任务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