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中国既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又要应对国际经济格局调整的挑战，还要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这一阶段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环境具有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两重性。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战略机遇正解
中国经济发展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潜力巨大的内需来实现，新型工业化将与信息化、重化工业化以及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全面融合发展，综合国力将显著提升。
随着宏观调控能力的不断增强，驾驭与应对复杂经济局面的能力和经验日益丰富，国民经济将从非均衡、高速发展过渡到均衡、协调、中速发展，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机制逐步完善。
此外，经济结构继续朝均衡化方向演进，产业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会得到巩固，以自主创新带动的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将取得进展，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条件会继续改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始布局和培育，国际竞争力有所提高。
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思路也将日渐明晰，各项改革举措和战略部署开始全面实施，逐步形成的多个核心经济圈带将进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它们对中国总体经济实力的贡献将会进一步增大。
社会事业有望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制约其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步开始破解；节能降耗减排取得明显成效，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生态环境状况出现局部改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仍会继续保持，综合成本仍处于较低水平，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质逐渐提高。
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已经初步形成了既独具特色和优势、又符合市场经济通行规则的经济体制；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开放型经济继续向纵深推进。
变异的挑战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以往相比，在难度和性质上都有重大变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进展还很不平衡，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还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与发展形势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首先，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经济增长的30年高速增长期已成过去，逐渐进入到相对平稳的中速甚至中低速的增长期。
其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尚不明晰，应对来自国内外系统性风险冲击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另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任务刚刚破题，需求结构的改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要素结构的优化配置尚存在很大压力，体制机制的制约还很顽固。
第三，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尚未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土地、劳动力就业及社会保障制度等体制机制障碍阻碍着城市化进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过多源于短期和表层，城乡差距仍在继续扩大。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社会保障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第四，总体上区域发展失衡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重化工时代并未过去，重心将从东南沿海逐步向内陆迁移，中西部的产业结构压力将逐步暴露，各大经济圈之间也将展开以资本、人才甚至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新一轮争夺战。
第五，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局面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与社会转型加速和利益格局分化相叠加，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
人口问题将是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人口流动性进一步加剧，人口居住进一步集聚，劳动力成本优势及人口红利逐步减弱。
就业压力和就业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教育、医疗等基础层面上的社会财富配置不合理，城乡各项事业差距扩大，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社会事业体制还不能适应新时期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的要求，社会领域的复杂矛盾和冲突可能借由经济领域的压力而进一步外化与放大。
第六，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还未健全，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约束增多增强，从传统的人口、资源、环境、市场、技术约束，到新兴的文化、减排、人才、金融、城乡、区域约束。
第七，对外开放及融入全球化的进程遇到地位受到挑战的发达国家的强烈干扰与遏制，外部不可控风险日益增多，国际协调与合作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常态。
国内过剩资本及商品急需寻求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机会，以缓解国内压力。伴随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贸易摩擦和升值压力成为制约我持续快速发展的最大外部不确定因素。软实力不足将制约我在全球范围内核心利益的获取及维护。
第八，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并不牢固，一些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体制障碍还没有根本性突破。
改革到了攻克最顽固堡垒的时期，行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事业管理体制等均处于攻坚阶段。
基本经济制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改革依然滞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仍然存在问题，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不强，非公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克服许多制度制约。政府部门既是这场改革的推动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
第九，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亟待化解的潜在系统性风险，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其一是宏观经济存在局部、结构性和阶段性过热与过冷交替出现的风险，随之而来的是通胀和通缩压力有可能随着经济波动而交替出现，管理通胀和通缩预期的难度在加大。
其二是房地产泡沫是未来中国经济运行中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潜在的最大系统性风险，已在一定程度上孕育着较大规模和较广波及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社会稳定的可能性。
其三是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持续攀升。
其四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权跟事权还不够匹配，以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代表的地方财政风险加大。
美元：霸权难撼
美国超级大国的软硬实力在金融危机前体现在军事、科技、金融、国际规则制定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权上。金融危机后，其金融业和汽车制造业受重创，华尔街金融寡头饱受指责，五大投行消失，商业银行损失惨重，评级机构声誉严重受损，汽车巨头破产重组，华尔街和美国制造的神话不在。
但美国因其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国际话语权和美元霸权地位，继续主导世界经济制高点。华尔街和美元作为国际金融的基石，短期内难有合适的替代者。法国、德国主导的欧元一度企图挑战美元霸权，但欧盟自身问题和美国高超的国际战略将其化解于无形。
在IMF、WTO和世界银行的国际规则制定中，尽管美欧日之间存在竞争，但作为一个整体，仍不允许新兴大国染指国际规则的制定，挑战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
针对新兴大国，美国在危机高潮期的全球号召力无出其右，但在形势基本稳定后，美国迅速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把危机的矛头直指中国等东亚国家，认为东亚过高的储蓄率和人民币低估是导致国际经济失衡甚至金融危机的根源，全方位压迫人民币升值。
同时，欧美通过组织召开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并指责中国的不负责任是造成会议失败的根源，这种话题和战略转移能力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而欧美日的低碳技术经过多年的积累全球领先，并设置了各种技术转让的障碍。
总之，“十二五”期间，美国将继续占领世界经济和金融、科技创新、国际规则和话语权的制高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
新兴大国：合作与纷争
“金砖四国”“基础五国”“新兴十一国”等代表新兴大国集团的名词层出不穷。一方面，2009年联合国报告认为，仅中国经济就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50％，超过了美欧日总和。近年来，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大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上升。
另一方面新兴大国的崛起和相互合作挑战美欧日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主题。无论是金融危机期间挑战美元霸权、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还是气候峰会和谈判中，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国家为主导的新兴大国通力合作，协调立场，相互配合，以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话语权。
例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倡议后，迅速得到巴西和俄罗斯政府的响应，在气候谈判中各国一致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立场。
但是不可否认，新兴大国间的发展差距、相互竞争、分歧依然十分明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和外汇储备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人均发展水平较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巨大，俄罗斯和巴西过度依赖资源出口，制造业竞争力较弱，印度经济发展的内部问题和矛盾十分突出。
新兴大国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富分化过大，这使得新兴大国将可能面临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
新兴大国由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在某些领域还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各国间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严重，围绕国家利益的军事、外交和资源矿产品贸易等领域相互博弈和拆台现象严重，相互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度较低，加上欧美国家的从中分化，使得新兴大国的各种合作机制难以深入开展。
世界经济：周期性低谷
多年来，全球经济严重失衡被认为是国际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一方面，美国超前和过度消费造成美国巨额“双赤字”，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巨大市场；另一方面，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低消费和高储蓄造成其经济增长对美国等出口的依赖，存在着高额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并源源不断地向美国提供大量资金。
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正促使美国增长模式的转变。一是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率将从危机前的零将持续稳定在3％-5％左右。二是居民消费将进行长期的调整。三是美国出口将扩大而进口将下降。
与此同时，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也在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积极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增加进口，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消费和进口下降对世界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增长。
但要真正改变现行全球经济失衡局面，建立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不会是一朝一日内完成的。因此，“十二五”期间，世界经济将长期面临着国际经济失衡的事实和再平衡压力之间的矛盾。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压力和世界经济周期、产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十二五”期间世界经济增长可能将明显减速。
此次金融危机被称为“百年一遇”，1929年－1933年发生世界经济大萧条，延续十多年，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真正从危机中走出。1990年前后日本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导致日本经济陷入十多年的长期衰退，至今仍没有走出衰退的阴影。
自2006年开始进入调整期，美国房地产市场调整已历时四年，但仍未达到周期性谷底。因此，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仍寄希望于房地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在短期内难以找到像房地产业这样的产业链条长、对很多产业拉动作用显著的支柱性产业，因此，全球经济难以再现2002年－2007年的高增长。
政府与市场：钟摆效应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理念，放松对经济各领域的管制，尤其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管制，并向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推广“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被认为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
此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市场不受监管和金融体系规章制度缺失的弊端。为遏制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化，美国政府政策从自由主义向凯恩斯主义即政府干预方向回摆。
实际上，目前美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干预频率和力度，不仅远远超过了“二战”后以来60多年，也令大萧条期间的罗斯福新政望尘莫及。目前，美国国会和奥巴马政府先后多次通过和提出了加强对金融部门监管的相关法案和提案，势必引领全球范围内新一轮加强金融监管的改革。
总之，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全球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破产，政府的力量重新占据上风。实际上21世纪初，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拉美和东欧地区已经在全面反思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并提出了诸如“21世纪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甚至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国有化政策，逐渐强化国家和政府的作用。
但我们依然不能忽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巨大吸引力和自我修正能力，以及自由主义在美国精英阶层所处的根深蒂固的地位。可以预见，在经济复苏的趋势得到进一步确认后，放松管制和反对政府干预的呼声将再次获得生机和活力。总之，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博弈和钟摆效应从来不会消失。
矛盾与压力下的出路
全球气候变暖、资源供需矛盾、环境承载力和人口老龄化是未来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些问题的存在与世界人口、人类经济活动和消费过度膨胀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聚焦了全球的目光，围绕气候谈判、能源、资源、碳排放、碳关税等议题的国际博弈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气候谈判中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机制将是两个重要方面。
另一方面，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当前面临的困境，势必促进国际企业界进行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新能源、电动汽车、环保产业将引领技术创新的潮流。与此同时，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催生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
危机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努力寻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纷纷加大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领域的研发投入，不少新兴经济体也大力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和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新能源开发和产业化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而节能环保和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也会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因此，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的发展，有可能引发全球产业结构新的调整、重组、转型和升级，并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
人口老龄化同样是“十二五”面临的全球性难题，全球性养老压力将加剧，充沛、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可能将不复存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技术革命势必带来全球劳动生产率提升，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调整将力促建立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