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无人地带，依然灼烧着人的欲望――欲望变成淘金者手中金砂，变成了“美丽的少女”脸上深坑，变为纠缠在人性中的灰色记忆。可可西里在欲望中寻找着救赎，如同一则寓言，反映着物欲时代中我们的处境。
在进入传说中的上措隆村前，我首先看到一派明媚――西部特有的透明天空下，是青色与褐色斑驳的田野，人烟稀少，阳光铺满空旷的土地。唯一煞风景的，是在沿途低矮的土房子墙壁上，那鲜艳的白色宋体字，写着的是诸如“宝盛黄金珠宝有限公司”之类的收购广告。
汽车慢慢驶入上措隆村的狭窄小路。村口堆放着废弃的巨大油桶。沿着这堆因翻山越岭而留下岁月痕迹的油桶望进村里，是村民顺着坡道爬升的房子群落。其中几间，有着高高的褐色围墙。随着我的深入，阳光被高墙阻挡，色调阴暗起来，阳光下的明黄色渐变成深沉的褐色。
“你看是不是像监狱一样。”司机是当地人，他指着村里最大的几户人家，嘟嚷了一句，“据说房子下面埋着比得上国家银行的金库呢。”透过围墙最高的房子紧闭的大门缝隙，可以看到里面和当地土屋的不一样。建筑精致，雕梁画栋。房子表面都覆盖一层遮挡阳光的玻璃，与都市的玻璃幕墙异曲同工。
看起来是大户人家的房子之间的窄巷，停放的不是奔驰与悍马，而是推土机与吊车。看到陌生的车进入，村民三三两两地走到路边，通过车窗凝望着我。这种凝视伴随我进到道路的尽头，一片小树林。赫然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褐红色的洗金床，淘金者的洗金床。
一个村庄的集体副业
上措隆村位于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大才乡。这个村有着历史悠久的副业――淘金，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之前，我已经在湟中县坊间听过这条村的故事。在茶余饭后，讲述者用的是羡慕的语气和传奇的口吻――这些无从考据真实性的传说包括：村里每个村民都有一样日常装备――M16自动步枪；村里靠淘金起家的四兄弟，才是真正的青海首富；曾有绑匪绑架上措隆村的首富孩子，孩子如何被惊心动魄地赎回……
一篇《一个回族农村副业变迁的人类学个案考察》的文章描述过上措隆村的过去。据说解放前参与淘金的上措隆人有两种人，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有钱的大户人家雇佣“沙娃”进入诸如曲麻莱、大厂等矿区进行采金。由于缺少车辆，“沙娃”背着自己的行李及淘金的工具一步一步走进荒山野岭，一旦得了病就没有了生还的希望，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友死去。
如今，在上措隆人熟悉的目的地，多年的淘金已让地表浅层的金沙被淘走，机械动力成为新淘金时代的工具。机械作业扩大了淘金的规模，改变了人际关系，形成复杂的利益链――《考察》中写道：“原先主要靠家庭成员进行的淘金活动，需要补充更多的非家庭成员参与，还必须为日益膨胀的资本投入借债贷款。只有那些人口较多、经济条件较好的大家旅才能筹集到大量的钱财，将承包的金场以家族为单位，分割成小块承包给本村其他人。这种特殊生计方式，产生了新型社会组织。”
一个小县城的黄金交易链
上措隆村并非西部淘金的“孤岛”，它存在于一个地区或隐秘或半公开的黄金交易链中。在青海的海东地区，在湟中县、大通县、民和县等县城的农闲时间，村子里的男人去淘金当副业，俨然是一种“传统”。
在湟中县的上十字路口的百货商场，有一个收金砂的小柜台。它与摆放最新款手机的玻璃柜台和睦共处，如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老板对我说：“这里也收也卖也提纯。看你金砂的成色，收的话201元一克，买的话220元一克。”时间是2009年的5月28日。老板报出的金价与当天黄金的纽约收盘价，相差不超过10元。
“每年一到农闲，你去看湟中县下面的村子，男人都淘金去了，只有留守的女人和孩子。等男人们回来，有的人家一夜暴富，有的人家只是白忙活了一场。”在湟中县土生土长的王玉说。他从小就看着村人为淘金远赴千里之外，长大后却决定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
他向我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海东的男人们，每年在青藏高原冻土融化的时候，跟随淘金老板进入荒山野岭，做着看似“没有成本的买卖”。至于能否回来，则各自听天由命。这些淘金老板既有当地人，也有来自四川、湖北等地方的“过江龙”――他们有比海东人更先进的、“一到三人就可以操作”的设备，彼此形成竞争。据说最有经验的老板，能从各种门路得到精细的勘探图纸；最有势力的老板，会带着庞大的车队、人马和枪支，分几个摊子作业。
下层的金农收入并不高。干力气活的每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普通司机1500元，特种车辆的高一些。“一支20人左右的淘金队，每月租金、油料、配件、人工的成本大约在30万元左右。一般老板可以搞5个摊子，一天赚100万，一个月就是3000万。传闻上措隆村出身的淘金老板，去年挖到两个亿，完全有可能。”可可西里志愿者联络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吴柱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数据。
“淘金这东西，运气好，你挖到，那就是一天一个摊子20万到60万进账，你挖不到，那就是每天都赔上万块。他在外面倒卖台湾的珊瑚赚了500万，回来后拉人去阿里淘金，结果金子没有挖到，全赔了。”带我们进出湟中县的司机给我提供了他朋友的亲身经历。
湟中县让我产生了一种落差感：街头随处可见的金砂提纯小店，在我生活的南方城市，本该是“配匙”或“修表”小店的位置；墙壁上、电线杆上贴着、写着的“枪支”的电话号码，本该是“办证”的位置――来路不明的金子，除了可以在大街小巷的门店交易，还会在一个以熟人为主的、没有固定地址的“市场”私下流通，用金子还债、当现金使用，在当地人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事。
这只是西部淘金的冰山一角。在湟中县的西部淘金传说里，还流传着另一个更传奇的名字：可可西里。知情人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在我前去可可西里之前，格尔木是必经之地。
一个城市的淘金史
可可西里，蒙语是“美丽的少女”。作为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最完美的地区之一，是中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野生动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之一，亦是“生命的禁区”――在陆川电影《可可西里》里有一个镜头，野牦牛队队员对跟随的记者说：“当你走进可可西里，你走的每一步，都可能是人类踏上这块土地的第一步。”
《可可西里》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上世纪80年代，欧美市场对以藏羚羊绒为原料的沙图什披肩需求增加，让这一“生命禁区”迎来了疯狂的盗猎分子。直到1993年，“藏羚羊保护神”索南达杰组成了一支名为野牦牛队的巡山保护队。野牦牛队和盗猎分子进行了五年多的浴血奋战。其时，索南达杰说过一句话：“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全社会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 面。”此话一语成谶。两任队长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先后身亡。
索南达杰与18名持枪偷猎者对峙被枪杀，遗体仍保持跪射姿势，“被可可西里-40℃的风雪塑成一尊冰雕”，是中国环保史上的英雄；他的妹夫扎巴多杰继承他的遗志，在事业未竟之时，却在家中扑朔迷离地“自杀”身亡。
“美丽的少女”可可西里为世人所知的同时，就不仅代表着众人也许一辈子都无缘观赏的风景，还有电影里讲述的枪声、贪婪、英雄主义与生命的消逝。带着这些回忆，我来到了最接近可可西里的城市格尔木。格尔木为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由柴达木盆地中南部和唐古拉山镇两块互不相连、中间相隔400多公里的辖区组成，有人戏称它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面积最大的城市。
对于想进入可可西里的淘金者来说，格尔木有着极端矛盾的两面――一是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就设在格尔木，进入无人区必须向管理局出示有关部门的批准，而按照管理局自然环境保护管理科科长王周太的说法，作为气候缓冲区，可可西里不能进人，每年发出的准入证不会超过8张；一是格尔木的“黑三角”，以前是贩卖藏羚羊皮的地方，据当地的知情人向我透露，现在是淘金者租用车辆设备、做出发准备的地方――因此，格尔木之于可可西里，有光明与黑暗的两面。
我在格尔木见到了老人欧阳荣宗。这是扎巴多杰当野牦牛队队长时期，为野牦牛队反盗猎提供资金的一位石材老板。他是扎巴多杰最忠实的老友，野牦牛队的队员称他为“董事长”。多年过去，他见证着可可西里的淘金者变为盗猎者，盗猎者又变回淘金者的西部往事。
“1982年秋冬之际，格尔木市长出访，其中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晚宴上，澳大利亚一家企业老板找到市长，要求与市政府合作开发马兰山金矿。市长当时根本不知道马兰山在哪里，更说不上有金矿的情况，但他本能反应出这是一条重要商机，便单独约这位老板相谈合作事宜。”
欧阳荣宗向我叙述了一个流传在少数人口中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接下来，在市长宾馆下榻的住所，那位企业老总把美国通过遥感卫星拍摄到的资料出示给市长看，在图上显眼地标示着马兰山的位置。
“市长没有马上答应与他合作，委婉地说明待回国和相关部门研究后，再通知他到中国来。其实当时引进外国企业到格尔木合作，简直难于上青天。然而，那个遥感地图也勾起了市长多个不眠之夜。他反复研究地图的具体位置，最后才搞清楚就在可可西里昆仑山布喀达坂峰南面，太阳湖一带。可可西里被视为生命禁区，那一带地区已沉静了千万年。市长把这件事悄悄地告诉了亲朋好友。黄金的诱惑，促使一些人铤而走险，他们决定拜访马兰山。”
欧阳荣宗在他尚未写成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年的场景：茫茫的无人区，虽然已是六月艳阳高照，但依旧寒风袭人。在太阳湖畔，骡子艰难地驮着三个拜访者在无际的可可西里朝着马兰山方向移动。日历翻开在1994年初夏，在一天中午时分，他们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沙子里布满星星点点的黄金颗粒，简直是到了梦幻般的世界，他们只需要弯腰，金子随手可拾。
可可西里严酷的气候，随时能侵吞一条鲜活的生命，淘金者为了保命不得不先离开那黄金遍地的马兰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回到西宁，马兰山到处是黄金的消息便一传十，十传百迅速传开。
第二年几百人进入无人区，第三年几千人进入该地区，采金金农人数每年以跳跃的数字增加。可挖黄金的风越刮越烈，每年数万金农涌向格尔木，格尔木重新“换位思考”，最终决定成立黄金公司，实施对矿产资源的有序管理，每张采金证400元，金农必须拿到采金证，沿路设卡，有证才能放行入金场。
“因为先期进入金矿的老板个个都暴发致富，格尔木的街道两侧随处可见发迹者拥有的宾馆、商场、酒店及个人别墅、豪华车辆。黄金的收入带来巨大的变化，人们向往着到金场发财，人越来越多，原来估计发放的采金证供不应求，最后一张‘采金票’经过操作，价格竟达到1 200元。”
1989年5月下旬，格尔木发生了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波。马兰山出现了30年来罕见的降雪天气，近27800名采金农民在青藏公路lOl7公里以西被困。这场风波揭开了当地政要和金霸头权钱交易的黑幕，包括格尔木市副市长在内的多名官员因受贿受到刑事处罚。
“80年代那场黄金风波扫荡着4.5万平方公里的宁静，机械声、枪声、野生动物的哀鸣声，弥漫在可可西里的上空，因为金农的大量涌入，而且他们是有组织的团体，占地为界，各占各的领地，金场老板的组织有大有小，小的30―50人一伙，大的300―500人一帮，但不论大小，他们都有自己的组织，一旦发生冲突就会相互争斗。”
每逢六七月，可可西里到处因天气变暖而翻浆，在这个时候车辆通行困难，生活供给往往跟不上。金农的生存主要靠猎杀野生动物维持，吃了肉也不忘带着皮子。有金农因挖不到黄金，不想空手而归，干脆就放弃挖金专门盗猎。藏羚羊就从几十万降至十几万只，减少的速度十分惊人。
“平静的无人区因为淘金的人进入，给野生动物带来灭顶之灾。野牦牛、野驴、藏羚羊成为这场黄金浩劫的牺牲品。”欧阳荣宗描述的场景惊心动魄。
一个守护者的困境
我是在格尔木的宾馆见到普措才仁的。这是一个皮肤黝黑、粗眉大眼的魁梧汉子。当他走进宾馆房间的时候，几乎把门都堵住了。
对于我来说，普措才仁是我了解西部淘金的“线人”。不仅因为他是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下设森林公安分局的一名森林警察，还因为他与众不同的身世――英雄索南达杰是他的舅舅，扎巴多杰是他的父亲。
1994年，索南达杰遭枪击身亡时，普措才上初三。随后他的高中假期，他都和继任野牦牛队队长的父亲待在山里面：“那个时候我学会开车了。至于打枪，我以前就会。”
有一次，当普措才仁和父亲在山里发现了盗猎的迹象，他父亲就带了一拨人，绕着威雪山去追捕。而留下来的高中生普措才仁，却和三个队员一起，车子在鲸鱼湖中困了两天两夜。“我们咸水里待了两天两夜，吃生肉、喝雪水。最后出来的时候，袜子都长到脚里面，烂掉了。这也不是什么危险，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两天不吃饭的滋味。”
少年的普措才仁不会想到，他跟随父亲“保护”可可西里的这段日子，只是一个开始。他在随后的日子，要承受比这种肉体痛苦更深重的煎熬。
1999年青海财经学院毕业后，普措才仁就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报到，当的是林政人员；后来考上了南京森林公安专科学校，成为了一名警察，2003年再次回到可可西里。对于他来说，到可可西里工作，全因已经去世的父亲的一句话：“以后我在也好，不在也好，你必须毕业后到这里来工作。” “别人家里留下钱财、这个那个，咱家没有。舅舅和父亲给我留下的就是一块空地，让我去守着这个。这就是我来的目的，很简单。”
但是，抱着“守着可可西里这块空地”目的而来的森林警察普措才仁，一毕业就吃了瘪：“2003年，我从学校刚出来，分到二道沟去。我在二道沟发现一个乱采乱挖的小作坊，属于大面积的破坏了。我们专门到那去后，笔录也弄完了，移交到局里去的时候，当时的老局长却直接来了句：这小子不懂货。”
“这个人原来是他们的人，后来被放走了。最后，他把我撤掉了，我一年没有再巡过山。我在局里一年，一天到晚干坐着。我从学校出来就是预备党员，本来就可以转正了，但在这里我入党入了七年。他还要将我评为最坏的公务员，但没有成功。”
普措才仁继续用平静的语气叙说他的经历：“我那次是刚从学校出来，想老师是这样教我的，把所有应该做的程序一个个走完了。老局长后来派人去调查我，牧民对他们说的是，你们从来没有派过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来过。”
直至2006年8月的一次行动。普措才仁才算真正见识了大规模淘金团伙的作业过程――金床运输时拆卸成几段，使用时才拼接起来，搭建在一道斜坡上，行话叫“码头”；翻斗车接过混杂着砂金的泥土，倾倒在金床上，用就地抽取的河水不断冲刷，湿润柔软的泥土被水流带走，而砂金则被筛选出来，及时运走。
普措才仁给我画出了一张淘金者进入可可西里的路线图。可可西里目前有三个保护站，没有许可不得进入。但淘金者往往绕过这些保护站，有的绕道从新疆进入，有的利用可可西里附近的矿场作掩护，将车辆、食物、人员偷偷送进可可西里。
如此看来，淘金者的路线并非一个秘密；对作业时间往往在同一地方超过一个月、还要动用大型设备的淘金团伙，其位置也不是一个秘密；淘金必须等冻土解冻，淘金者者进可可西里的时间段，更不是一个秘密。为什么当地关于可可西里淘金的传闻不断，而发布的成功打击淘金行动却甚少?
一张关系网的潜规则
1O年来，普措才仁逐渐发现了在可可西里淘金的潜规则。局里指派的是巡山的路线经常和淘金者背道而驰；在气候严酷的可可西里，淘金有季节性，年中是淘金旺季，却总是在年底才有大规模的“清场”；现行的法律条例，也没有给他们打击淘金者支持，被抓到的非法淘金者往往只是被罚款。
“进山淘金一般罚多少钱?没数。有个时候说是这家罚了二十几万，有的时候有些人只罚一万块钱，没这个数。爱干啥干啥。至于这么多年，机器全部放行，没有留下过。至少我们保护区管理条例里有一个东西是明文规定的，非法所得的东西都可予以没收，那金子不算吗?金子为什么要给他们啊?”
“我们辛辛苦苦熬三天四夜，把这些人全部拉到局里面，想让他们真正受到一些惩罚。我们(前)局长可好啦，一顿饭或者一个高兴，你们走。抓来的人就指着你鼻子骂，说你把我们拉过来，局长照样放我们，你们这样做事有啥意思呢?”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用“错综复杂”来表示管理局或纠缠或对立的人际关系――据说管理局内部有过派系斗争，曾经有过一派给淘金者领路，另一派就下令抓捕。
我无法亲自去求证这个答案。但在一个饭局中，一位管理局的警察对志愿者说的话，则显得意味深长：“前面就是金子啊，你捡不捡?”
2005年11月11日，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倒计时1000天的日子。志愿者吴柱从温州赶到北京。同一时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老局长和管理局巡山队员也到了北京，庆祝藏羚羊“申吉”成功。晚上，吴柱和普措才仁在铜锣鼓巷的“过客”酒吧见面了。他们一起看了一部关于可可西里的纪录片《平衡》。“当时我们都有哭，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了好朋友。”
吴柱渐渐从普措才仁口中得知可可西里有淘金者，他便开始了自己的调查。2007年，吴柱曾和当地的淘金者有过接触，其中包括一个湟中县的淘金老板，人们都称他为“大头”。他印象深刻的是。“大头”一边骄傲地指着他靠淘金盖起来的漂亮房子，一边毫不掩饰地对他说：他知道有“金霸头”每个摊子给管理局的人30万。一共四个摊子，分别由四个“金霸头”进行开采。他的一个亲戚2006年的获利就有七八十万。
“这里的水不深，但很浑。”普措才仁有他的痛苦――他一度发现局里曾为获得藏羚羊标本，有人居然去打舅舅用生命保护的藏羚羊；他看着淘金者用金钱诱惑去他局里的好兄弟；他甚至公开站到了老局长的对立面。更多的时候，普措才仁是孤单的，一个人对抗一群人的利益，孤身只影。
这是两代人的选择：普措才仁的父辈为了保护藏羚羊，和盗猎者对峙；在藏羚羊数量逐步回升的今天，普措才仁又选择了和淘金者，甚至是淘金者背后的利益链与关系网对峙。
一个管理局的新办法
为了印证普措才仁口中的可可西里淘金现象，我来到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当年为难普措才仁的老局长已经退休，新局长刚刚到任。不巧的是，新局长远在玉树，我未能与他见面；在管理局的安排下，我见到了书记才达。
“可可西里地区采挖金的现象时有发生。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年新疆和青海之间会建立一个新的卡子。再一个是今年西藏、新疆，包括青海周边地区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散发了大量的宣传册。只要领导齐心协力把队伍带好，我想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才达说，“去年打掉一些淘金团伙的事情被报道了，但它是属于青海的。案子方面我们一般不是太插手。”
管理局自然环境保护管理科的科长王周太则对我说：“采金大部分人员都是从海东地区过来的，像湟中县、大通县、华丰县、临河县等几个县，农民地种完以后就闲下来了，这段时间就去打工，通过各种渠道跑到可可西里采金。我们有专门组织巡山队，不定期地在可可西里境内巡山，每个月都可能会有，最少的也可能是每个月一到两次，如果发现的话，马上把他们请出来。”
“按照自然保护区的条例，违法进入自然保护区的话，罚款是不能超过一万块钱的，这个数目太小了。设备、金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没收过。问题是没有一个相关明确的条款。如果一次性打击掉，以后的工作就比较好做了。”王周太说。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可可西里?才达说：“我们可可西里建设，应该延续过去已经牺牲了的老前辈们的精神。所以，今天要从宣传、教育方面入手，归根到底要落在可可西里的遗传精神上。”
一个精神地标的新高度
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入口，索南达杰的纪念碑伫立在海拔4767米的昆仑山口。
5月30日，和我一同来到这个纪念碑前面的有三个人：警察普措才仁、石材老板欧阳荣宗和志愿者吴柱。
远处是可可西里斑驳的雪地，眼前是 几乎包裹住整个纪念碑的雪白哈达和猎猎风中的彩色风马旗――这与三天前，索南达杰当年的秘书扎西多杰对我描述的情景一致：“索南达杰在藏区特别有名气。老百姓来索南达杰的纪念碑，都是拿着哈达来的。他们说这个人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现在这个纪念碑由于可可西里的冻土环境和昆仑山脉地震的影响，已经有了损坏的危机。才达说的从“可可西里的遗传精神”入手，一个具体的行为就是重修在索南达杰纪念碑――在外人看来，重修一个纪念碑并无特别之处，但对最了解可可西里历史的人来说，这个碑的重修，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
“以前索南达杰和野牦牛队的话题，是管理局最忌讳的一个话题。”普措才仁说。了解这段历史的吴柱对我说，1997年到2001年野牦牛队解散前的这段时间，可可西里有两个“执法”机构，一是之前就存在的野牦牛队，一是新成立的管理局，彼此一度处于“一山不能容二虎”的“争功”局面。此后，管理局对索南达杰、野牦牛队基本上是绝口不提。
普措才仁说：“新局长来后，管理局把关于舅舅的一系列以前不会公开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新局长主动提出来，用我们局的名义和民间一起为这个纪念碑筹钱。现在索南达杰和野牦牛队的精神，直接是咱们的目标――说我们要做事做到那个程度，必须跟他们一样，变成一个标准。”
三人正是为了重修这个纪念碑考察而来。吴柱是负责募款的志愿者，欧阳荣宗是实际修建者。事实上，修建现在这个索南达杰纪念碑的正是欧阳荣宗。当年为了修这个碑，他与第二任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一起，到青海民政厅筹款，厅长没有答应，理由是索南达杰这个人“没到档次”。无法筹到钱的扎巴多杰只好跟欧阳荣宗说：“建这个碑，我什么人都不靠，就靠你了。”
欧阳荣宗因此垫付了索南达杰纪念碑的修建费用。扎巴多杰去世后，纪念碑的钱甚至要靠跟政府打官司去追回。欧阳荣宗从未后悔：“我是为了朋友，为了完成他没有完成的心愿。”――2002年。欧阳荣宗陪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扎巴多杰的遗孀白玛，重新回到了索南达杰的继任者扎巴多杰的家。“我推开屋门，焦味传出来，只见扎书记贴在灵位前的遗像照片倒在酥油灯上，已经被烧了一半了。”那半张被烧焦的遗像照片，苦苦困扰了欧阳荣宗很多年。他觉得让保护可可西里的精神记忆，让这些保护过可可西里的人不至于被遗忘，是他的责任。
过去，管理局后来修建的藏羚羊纪念碑要远远高于索南达杰的纪念碑。但这次重新修建，两个纪念碑将会修到同一个高度。这种平衡，仿似一个寓言――正如过去野牦牛队与管理局局长的矛盾逐渐消散，孤独的英雄与泛滥的权力正重获平衡，保护者的信念与淘金者的贪婪开始了正面的对峙。
一个“门户”的集体救赎
1992年，治多县的老师扎西多杰。正对当地的教育感到心灰意冷。有一天。这位总爱唱“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的年轻人，在学校的招贴栏遇到了一张海报，顿时感觉自己找到了出路。
海报的发布者正是索南达杰。为了对付疯狂的盗猎者，这位西部工委的书记正招兵买马。扎西多杰成为了他招募的第一个“志愿者”，并担任秘书一职――从西部工委成立到索南达杰牺牲，他们一共12次进可可西里考察，行程6万公里，历时354天。
现在，已成为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的扎西多杰，或许是中国少数看到可可西里真正意义的人之一。扎西多杰对我说：“可可西里已经被索南达杰的故事变成另外一个传奇。现在人们脑子里的可可西里不是什么地质空间，也不是保护区域，就是‘可可西里’。这里有不同的少数民族、各种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我现在想它是一个模板，可以做成一个公众生态的教育基地，它是整个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一个门户，一个窗户，一个交流地。”
“我记忆里的可可西里是灰色的可可西里。那是一个大自然生命结构非常单一的地方。当时我从那里出来，见到外面的绿色，绿得眼睛都睁不开，感觉太奢侈了；听见苍蝇发出嗡嗡的声音，也感觉是生命的招呼。”扎西多杰认为可可西里的大自然让人感悟良多，甚至让人去相信佛教，“可可西里会让你更宽广”。
他再去可可西里，已经是2006年。当时他负责帮人领路，可可西里展示在他面前的景象让他失望不已：“我带羌塘保护区的人过去原来说可可西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他们看到里面却被淘金的人弄得一塌糊涂。按照当时动物的数量、生态的状态，可可西里简直就是+垃圾场。”
多年来在可可西里巡山的普措才仁也发现，可可西里一旦湖面涨了，回家看电视，新闻联播就播有地方洪灾；湖面低了，新闻联播就播有地方干旱。现在，遭受淘金者破坏的可可西里情况不太乐观：“可可西里和10年前相比，又是变热又是沙尘。以前我们是第三极，随便就是零下30度。以前我们巡山的时候，可以在冰面上行驶，现在你试一下，不掉下去才怪呢。”
一对可可西里的环保志愿者夫妇，生下的孩子就叫做“可可”。可可西里有贪婪的淘金者，也有来自主流社会和当地自发的保护者。
“藏民都是天生的环保主义者。”在扎西多杰看来，对于将自然视为“神山”，有着宗教信仰的藏民，最需要做的，是告诉他们，他们是有“监督权”的。这是扎西多杰为反对淘金所做的事情。他的协会正面对西部的年轻人、社区和乡村老百姓，已经和法院合作，组织了6期跟非法淘金有关的法律普及班。
“我以前看过一句这样的话，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扎西多杰说。“第一个要的就是金山银山。这就是我们这个发展中的大国，这个以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大家眼睛一睁就想这个钱的事情。但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的七情六欲，真正是谁去关注生态呢?”
“可可西里，是天堂，是地狱。还是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圣地?因为，可可西里的故事难以诉说，只有真正走过的人才能体会!”导演陆川曾这样说过。此刻在我的远方，正是每个人口中不同的可可西里。这个无人的地带，依然灼烧着人们的欲望――欲望变成淘金者手中的金砂，变成了“美丽的少女”脸上的深坑，变为纠缠在人性中的灰色记忆。可可西里在欲望中寻找着救赎，如同一面镜子，反映着物欲时代中我们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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