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人类形成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及其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外的政界、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和热议。这种强烈关注和热议表明,这个问题既具有基础理论性,又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针对性,研究这个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政治上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已在国际范围内展开,涉及历史的、现实的和理论的多方面内容。现在要赢得对这个重大关系认识的话语权,唯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为此,要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方面都有所突破。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12-0017-05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在国内外兴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本文根据理论界的既有研究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相互关系的不同见解、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深入研究中应把握的重点内容等再作些探讨,以扩展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国内外强烈关注的课题及其多种见解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更特别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及其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外的政界、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和热议。
  国际社会的热议,集中起来大致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主要评价。
  1. 肯定评价。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有重要影响。其具体观点很多,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从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方面,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所有这些将大大增强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2004年曾撰文论述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发展模式的国际意义。她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成功解决深刻的国内和国际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美国奈斯比特夫妇的《中国大趋势》说,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第二,从比较中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一是比较中国与印度、苏联的不同发展。如印度学者在比较中印发展模式时,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果远远高于印度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减少贫困、财富分配、人均寿命、识字率和电话普及率等方面,中国的表现都远远好于印度。有学者评说,较之“苏联模式”,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如何构建新社会的问题上、在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发展上有三个重大原则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二是比较中国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如俄罗斯、拉美、东亚等国家,认为俄罗斯等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中国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成功应对了世界经济危机、重大自然灾害,还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等。由此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第三,西方一些左翼学者在批判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历史终结”论、论述现代资本主义有多种模式的时候,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式对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意义。
  2. 否定评价。这类评价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大致也有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1989年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一文,断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称自由民主制度即美国的所谓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相结合的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否定不同于美国的任何一种制度和发展道路,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一些人通过否定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对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这又有多种情况,其一,根本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如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在《中国是否可视为一种发展模式?――七个假设》中说,由于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美国俄勒�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阿里夫・德里克也完全否定“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其二,把中国的发展道路诬指为资本主义。如美国的迈克尔・舒曼在2010年3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上发表《中国:新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的文章,把中国模式诬指为资本主义。还有学者把近代以来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看作是遵循同一模式,认为中国创造的所谓奇迹,在日本和东南亚诸国,更早在荷兰、英国与美国早已皆是如此。其三,中国的发展未形成一条独特的道路。如英国的里奥・霍恩在2008年7月9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一文,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模式”,“中国模式”只不过是一个想法。
  第三,更早一些,苏联学者否定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从而也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也夫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与现时代》一书中就说:“右倾修正主义者附和反共分子”,“断定社会主义有苏联的、中国的和古巴的等等模式,深入分析一下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的概念,不难看出,他们实质上是企图针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设计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毫不相容的模式”。受这种诬指的影响,西方的某些汉学家,如美国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及其学生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歪曲为“民族主义”。
  国际方面还有多种具体的观点,如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等等,称“中国将统治世界”,企图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有的蓄意高估中国实力、夸大中国作用、过度渲染中国影响,企图设置“美丽陷阱”;有的企图让中国承担更多与发展中国家地位不相称的责任,达到“捧杀”中国的目的。这些观点其基本精神未超出上面的概括,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国内学术界直接以本问题命名的专论尚不多见。但是,有多个学科的著作和论文,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和论证了这个问题。这些论证综合起来,大致涉及以下几个层面:
  1.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对其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问题。如解读了马克思的重要论断:关于“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①。这表明,在五社会形态或者三社会形态发展中,某种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的共性,是对世界各国多种多样的类似经济基础的科学概括,这样形成的科学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再转化为各国现实社会形态时,不可能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必然与各个国家不同的经验事实相结合,使之在现象形态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又如解读了列宁关于世界历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统一性和具体道路的特殊性的思想:“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些特殊性固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② 这表明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但是由于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这种过渡会产生多种多样的特点。学界的这些探讨都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道路发展的关系。
  2. 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中,论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这类论述指出“中国模式”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为全球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健康、鲜活的因素,从而为人类文明不断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自然直接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道路发展的关系。
  3. 在批判西方学者关于“历史终结论”、“欧美中心论”、“趋同论”等等怪论时,一些学者根据胡锦涛关于“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的论断指出,世界历史并没有止步于美国的发展模式,没有、也不会始终以欧美为中心。不同性质的国家也并不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不同的改革而达到资本主义的趋同。“趋同论”不过是以唯技术主义为基础所宣扬的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论。由此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及其理念的丰富和发展。
  4. 在批判苏联理论界否定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以及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误解时,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它根本否定人类社会发展中共同的基本规律,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而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则是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中共同的基本规律,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前提下,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以保证事业取得成功。混淆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的界限是错误的。
  5. 在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探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时,有学者一方面论证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要中国不倒,社会主义就能在世界上站得住”的思想,指出中国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的意义。还有学者通过论证中国模式产生的必然性、中国模式的产生所带来的世界影响,较好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道路发展的关系问题。
  二、充分认识课题研究的重大意义
  国际国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相互关系的热议,表明这个问题既具有基础理论性,又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针对性,研究这个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政治上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 有助于从现时代的高度开拓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境界。课题研究将对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对立统一、最终由前者取代后者展开论证,这必将深化近现代历史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有助于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东方社会理论、跨越论的思想的研究以及这些理论在现时代的合力作用和指导意义。因为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弄清这个关系,并作出科学说明,必将展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内容,使之细化和具体化,为群众所深刻把握。
  2. 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较长时期以来,理论界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科学内涵、结构体系、理论特点、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历史地位和意义等多个方面。本课题在以往多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宏观背景下,一方面从人类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两大主题上寻找人类文明的共同点,着力论述科学发展观和中国道路、模式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解答;另一方面着力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创造性贡献、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今发达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同时,研究其它国家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这两大主题方面的好经验,阐述当今不同制度的国家对人类历史文明贡献的异同,甚至质的区别,由此从世界历史意义方面拓展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
  3. 有助于批判“欧美中心论”、“历史终结论”、“趋同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较长时期以来,国外流行种种诋毁当代中国的怪论,国内也存在盲目崇拜西方的错误思潮和观点。从理论上科学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必将有助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分清是非,划清思想界限,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渗透,克服国内存在的盲目崇拜西方的错误思潮和观点。
  4. 有助于为中国赢得宝贵的话语权。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科学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国际社会的参与,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对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的贡献,以及对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的影响,必将有助于为中国赢得主动和宝贵的话语权,为我国扩大开放提供理论支撑。
   三、深化课题研究的思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已在国际范围内展开,涉及历史的、现实的和理论的多方面内容。现在要赢得对这个重大关系认识的话语权,唯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这需要从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方法两方面着手。
  研究的内容方面,要力争在以下六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研究的理论指南。
  第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其中着重发掘四点: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下,人类历史纵向发展过程,即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过程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与人类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即历史逐步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过程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关于《资本论》所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变为“万能钥匙”、一般历史公式,并套用到各个民族的社会历史中的思想;列宁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国际世界的关系是矛盾的统一,又斗争、又合作,斗争是绝对的,合作是相对的。人类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两大主题方面有共同点。我国的科学发展观和中国道路、模式是对这个问题的有益的探索,其它国家在这方面也有许多好的见解和经验。不同制度的国家对人类文明贡献有异也有同。以上四个方面为本课题研究提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论证。
  第二,要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统一性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形式的多样性的理论。其中着重发掘三点: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社会发展和东方社会理论中关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关于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将走上社会主义,但各自的走法不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共和国“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等思想③。以上三个方面为本课题研究提供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证。
  以上思想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性。通过对这些思想的研究,奠定课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深刻的理论基础。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研究的思想资料和历史依据。
  第一,20世纪初期以来,在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对人类历史进行了综合考察,如形态学派历史学家O.施本格勒、A.J.汤因比等,他们将世界历史看成是多种文明的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从而突破了“欧洲中心论”;20世纪40年代,G.巴勒克拉夫在其《变动世界中的历史》文集和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里提出,西方史学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并需重新定向的观点;L.S.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的《全球历史》,注重考察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应对这类历史资料加以系统的梳理、研究和评述,以为科学把握这一关系提供有重要支撑意义的思想观点。
  第二,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上有大量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两种类型的实例,即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有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更新是从旧社会形态发达的乃至最发达的地区开始的;第二种类型是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更新是从旧社会形态比较不发达的地区、国家开始的。长期以来,第二种类型被认为是特殊现象――特例,现在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这是一种普遍现象――通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研究应对两种历史类型的典型、特别是第二种历史类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历史考察,以证明人类文明发展的统一性是通过多样性实现的这一规律,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研究提供历史的依据。
  3.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根本观点和一贯主张。
  第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相结合以及“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的思想④。要着力研究《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著作,深入把握和阐发中国共产党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辩证统一的思想;要深入研究《论十大关系》、《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著作,深刻把握和阐发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相结合的原理。
  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领导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思想。要认真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中央领导的重要著作和谈话。特别是其中关于对立统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类历史演进到现代以后,这个对立统一的过程突出地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统一、合作、竞争、斗争的关系,人类文明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推进。不同制度国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会做出贡献,但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甚至会有根本性质的不同等思想;中国的发展“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思想⑤(邓小平)。
  4. 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概括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文明发展的贡献。
  第一,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证明人类历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性、统一性和各民族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证明“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⑥(胡锦涛),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第二,对人类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等“四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实践上,成就举世瞩目,形成了“十个结合”(十七大报告)的基本经验。这对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复兴有重大影响。
  第三,对当今国际社会政治格局等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发展,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方面的建设,在摆脱贫困和失业、建立日益完备的社会保障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同时,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支援,提供的可供借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发展及其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分体改革和建设的经验;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负责任的态度等。中国在维护世界的稳定及和平方面作出的贡献,证明了它的国际意义。
  5. 充分论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邓小平)⑦。在现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科技迅猛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意义。
  6. 对“历史终结”论、“欧美中心论”、“趋同论”、“中国威胁论”等多种错误理论的评析。
  第一,收集归纳国际国内,特别是国际社会有关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奇谈怪论。
  第二,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分析种种魔化、诋毁中国的怪论产生的背景、实质和影响。
  第三,通过批判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和思潮,进一步深入论证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方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要求是:
  1. 在思路上,整个研究应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立论和驳论相结合。
  第一,明确界定“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概念。“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的概念,可做多种解读,应予以明确界定,避免概念本身缺乏确定性。我们将这个概念规定为整个社会文明,主要指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限于文化。
  第二,深入研究和论证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及其实现过程(即通过多种文明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来实现的过程),以为论证本课题的中心内容做好理论铺垫。
  第三,具体研究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体上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分体上取得的成就及对当代世界的影响,同时研究积极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意义。
  第四,通过反驳上述“中国威胁论”等种种错误理论,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今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认识。
  2. 在具体方法上:
  第一,坚持系统的文献研究与梳理。这包括运用现代技术研究手段,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国内外相关的权威性著作、杂志进行系统的梳理,以详细地占有与本课题有关的全面系统的资料,并对占有资料进行科学整理、分类,研究其内部联系。
  第二,重视反面材料的研究。全面收集、系统整理涉及本课题的国内外的有代表性的资料,包括专著和论文。仔细研究著作者的观点及其提出的根据、论证的方式和造成的影响,以为研究提供不同方面的思想资料,特别是提供进行科学批判的针对性观点。
  第三,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如历史分析和现实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正面研究和批判分析等相结合。当前应特别注意从正反两面开展研究和论证,通过这种研究和论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2页。
  ②③《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387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⑤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373页。
  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31页。
  作者简介:李红军,男,1970年生,山东菏泽人,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贵州贵阳,550001。梅荣政,男,1941年生,湖北秭归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贵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贵州贵阳,550001。
  (责任编辑 胡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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