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吕坤是晚明重要的思想家和礼学家。他的礼学以“真情”、“自然”为核心，折中古今，调和繁简，所撰礼仪贴近普通民众，具有“庶民化”的特征。吕坤还特别强调礼与“中”道之间的必然联系。吕坤所谓的自然、真情之礼就是符合中道之礼，中道也是规范人处世行事的标尺。吕坤的礼学思想与他的特立独行的治学精神、治世重民的实学思想密切相关。吕坤礼学思想成为他整个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精彩篇章。
关键词：晚明；吕坤；礼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B248.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143―05
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晚明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教育家。他的政治、伦理、经济、民本、实学等思想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当笔者检索关于吕坤研究的著作，注意到他的礼学思想很少被人提及。我们知道，吕坤著有《四礼翼》、《四礼疑》两部礼书，他的《呻吟语》中也有许多关于礼论的内容。河南是“二程”故里，礼学源远流长。晚明时期河南的宋�（1522―1591）、沈鲤（1531―1615）、孙奇逢（约1584―1673）等人皆究心礼学，他们与吕坤，或为同道朋友，或受吕坤影响。同这些人相比，吕坤的礼学不在于具体仪节的推敲，而在于他以“真情”和“自然”为标准，对古今礼学进行了新审视。出古入今，执中为礼，吕坤的礼学贴近普通民众，因此具有“庶民化”的特征。如果忽略了吕坤的礼学，很难谈得上对他思想准确、全面的了解。
一
儒家政治理想是以德为本，以礼为治。吕坤是这种“礼治论”的积极倡导者，他主张礼乃经世济民之具，礼之作用不仅关系个体德性，也关系家、国成败。他说：
“礼”之一字，全是个虚文，而国之治乱，家之存亡、人之死生、事之成败罔不由之。故君子重礼，非谓其能厚生利用人，而厚生利用者必赖也。①
又说：
使人收敛庄重莫如礼，使人温厚和平莫如乐。德性之有资于礼乐，犹身体之有资于衣食，极重大，极急切。人君治天下，士君子治身，惟礼乐之用为急耳。②
在吕坤看来，天下无一物不与礼乐相关，为学为政、修身齐家皆须以礼。为学方面，吕坤认为，对于儒家学人，儒家之道蕴含于礼中，礼就是天理，就是儒道，循礼便是体道，“夫礼非以尊人，尽吾道耳。不循礼非以慢人，自弃其道耳”③。吕坤远法孔子，提出儒家涵育修养的功夫，第一件便是“克己复礼”。克己就是要用符合儒家精神的礼来约束自己身心，复礼就是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克己复礼既是手段和途径，也是目的和境界。为政方面，吕坤提出“为政以扶世教为主”④。所谓“扶世教”，即是要以“德礼”为政，创造一个礼教大明的世界。刑、礼都是教人去恶从善的，人远礼，必近刑，故为政要以礼教为先。但礼教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需要为政者长久的坚持，才能产生“久道成化”的效果。就修身、齐家而论，吕坤更是强调礼之意义。礼检束人情，使人不得放肆而庄重自敬。吕坤还针对不同群体，论述了礼的重要性。例如，他重视童蒙礼教，认为人从孩提时期就要接受洒扫应对之类的礼仪教育。吕坤撰女子礼、妇人礼，希望推进女性礼教，有益家族和谐繁荣，否则，“闺门之中少了个礼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祸千殃，身亡家破，皆从此起”⑤。
既然礼如此重要，礼就斯须不可离身。吕坤不满先儒设计家礼只关注冠、婚、丧、祭等出现于人生几个重大时刻的仪礼，而这些礼仪持续的时间短，不能管摄人生的全部，此前此后，也应当有一套可以持守的人生礼仪。为此，他撰写了《四礼翼》一书。在该书序言中，吕坤写到：
四礼者何？人道之终始也。翼四礼者何？济四礼之所未备也。冠、祭，一朝礼耳。婚礼，自纳彩而亲迎，六日礼耳。丧自含敛、奠食，以至于葬而返哭也，小详、大详而�也，二十七月礼耳。百年之身，斯须之教，欲以约其积习之慢肆，而纳之绳检之中，俾其终身持循，偕之大道，甚难……翼也者，豫于四礼之先，而继于四礼之后者也。先王之教也，教以终身；君子之循礼也，循以终身。四礼者，特于人道始终之大节而隆重之，以示大经，以章人纪云尔。⑥
《四礼翼》起于蒙养，涉及成人、女子、侍疾、事生、睦族等礼，体现了吕坤“礼应贯彻人生始终”的思想。
由上看出，在吕坤的思想中，天下无事、无时、无人不需礼，礼就如同阳光、空气，极重要极普通，也是最不可或缺的。吕坤对礼的看重，实际上是基于他对人性的认识。礼的这种普遍性存在决定于人性之易放肆为恶。吕坤把人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义理之性，有善无恶；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前者乃天命之性，故有善无恶。后者乃物欲之缘，故有善有恶。与程朱理学家不同，吕坤不认为气质之性是后天习染所致，而主张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一样，是先天赋予的。他服膺孔子“性相近”的说法，相近而不是相同，人性之恶在每个个体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表现，人生自始至终都需要礼仪来检束，不可斯须无礼。
二
吕坤推崇什么样的礼，或者说什么样的礼才符合他的礼学思想？王国轩先生在《吕坤全集》的整理序言中说：“吕坤批评礼的武器是‘自然’和‘真情’四字，从自然出发，必然要废除那些不合人情之礼……”⑦此言极是，“自然”和“真情”是对吕坤礼学思想最准确的概括。自然就是不伪饰，不繁缛，就是去伪求真；真情乃人之常情，不做作，当悲则悲，当喜则喜。真情与自然相通，“物理人情，自然而已”⑧。吕坤以丧礼“擗踊”为例，表明真情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擗，捶胸；踊，以脚顿地。《仪礼・士丧礼》有“成踊”、“踊三”的仪节。按照古礼规定，顿足三次为一节，成踊要顿足三节。哀极擗踊，哭者之自然。但也有哀极不擗踊而呕血者、触头者、卧地者。吕坤以为“擗踊有节”的规定不合情理，表达哀痛应该情之所致，顺其自然：“情本自然，作为致之，使男女相率而矫强，必有笑于其旁者……情之所极，流其自然，安用文其不及，率天下以失真哉？”⑨具有真情之礼必定是自然之礼。这样的礼仪才符合天道，谓之天理。
“自然”和“真情”是吕坤对古礼进行批判继承的思想武器，也是他进行礼仪撰述的不可动摇的理念与标准。要深入理解他的这一礼学思想，必须从以下两个层面进一步辨析。
（一）古今之辨。吕坤是一位具有独立精神的思想家，他讲究“学贵自得”，反对“言必循经，事必稽古”，提出了“越过六经千圣”的体道方法。在他看来，儒家之道是既在的天理，是天下古今公共之理，不是任何圣贤所能独占的，不是任何经典所能垄断的，“人人都有份底”。吕坤大胆地质疑了长期以来人们“唯古是尚”的合理性，认为古今时势不同，今人不必泥古，可以自有一番创造。当然，他对圣贤、经典不是彻底颠覆，而是损益其枝节，继承其精神。因而，创造的同时，吕坤也强调“默契”、“吻合”圣人，“与六经不相叛”⑩。
这种辩证对待古今的通达认识同样体现在他的礼学思想里。一方面，吕坤大胆地批判了自“三礼”以来的礼学传统。他指出《仪礼》繁缛，违背礼学“真情、自然”的精髓。万历时，吕坤著《四礼疑》，系统地表达了他对朱熹《家礼》为代表的家礼学的批评，笔锋所指，涉及《仪礼》、《礼记》以及明人丘�《家礼仪节》、魏堂《文公家礼会成》等古今礼书，以为这些礼书陈陈相因，不顾时势人情，使得礼仪难行。吕坤还以�簋笾豆和墓祭为例，说明礼义所起，因时而变，如果今人对礼仪的新设计符合人情，必有超越古人的地方。他自信地指出：
汉以来儒者一件大病痛，只是是古非今。今人见识、作为不如古人，此其大都。至于风会所宜，势极所变，礼义所起，自有今人精于古人处……只如祭祀一节，古人席地，不便于饮食，故尚�簋笾豆，其器皆高。今祭古人用之，从其时也。子孙祭祖考只宜用祖考常用所宜，而�簋笾豆是设，可乎？古者墓而不坟，不可识也，故不墓祭。后世父母体魄所藏，巍然邱垅……则墓祭似不可已也。诸如此类甚多，皆古人所笑者也。使古人生于今，举动必不如此。
另一方面，吕坤并没有对古礼一笔抹倒，而是要求世人应当守先王之礼：“不讲求先王之礼而一入于放达，乐有简便，久而不流于西晋者几希。”他对《仪礼》主要的批评在于其仪节繁缛，人情不堪。但他又说：“我观《仪礼》，每喜其节文详密，足以检人情。”古礼自有古礼的精妙处，许多古礼乃先贤缘情而制，“以情为礼”，体现礼学的真精神。今人制礼往往徒有礼文，“以礼为礼”，碍情违理。《四礼疑》对朱子家礼多有辩难，但也有称道《家礼》极是的地方。因而，对待古今礼仪，既不能“以古非今”，也不可“以今非古”，应当以真情、自然为准绳，审慎地择善而取。吕坤对妇人拜礼的辨析就是如此。按古礼，妇女屈膝为拜，称“立拜”，不同于男子伏身为拜。而时俗婚礼，夫妇拜天地，拜舅姑，包括丘�《家礼仪节》，父母醮女，尚有拜兴之文，男女之拜皆是伏身为拜。二者孰是孰非？吕坤据经典，求故实，揆诸人情，得出时俗“伏身之拜”为荒谬之礼。他所据经典乃《春秋传》、《周礼》。所求故实乃宫中拜礼：“每问中常侍，宫人见后妃，当如何行礼？宫人遇后妃则叩首而行，遇朝贺亦只立拜，相沿谓叩头为小礼，立拜为大礼耳。”所揆人情乃妇人冠珠之制，俯首不得，为不俯伏无坠髻落冠之忧。经过一番考论，他坚持古礼“妇人立拜”之说合情合理。
（二）繁简之辨。在吕坤的思想中，简是一种刊落枝叶繁华之后的直指核心，是事物存在的本真状态。他说：“理会得简之一字，自家身心、天地万物、天下万事尽之矣。一粒金丹，不载多药；一分银魂，不携钱币。”具体到礼学方面，吕坤必然会提倡“礼当简易”。当以“简易”的眼光检视《仪礼》、《朱子家礼》等传统礼学，吕坤集中批评了传统礼学“繁难”的一面。
吕坤指出，礼之繁难在于礼文深奥，非饱学之士不能明白；礼节繁缛，器物众多，一般庶民之家难以施行、备办。总之，礼之繁难，使人情不堪。这种人情不堪不仅源自物质方面的压力，也有情感方面的不能承受。前者如“居丧废业”，吕坤说，士大夫之家衣食有保障，可以废业守丧；农工商贾一旦守丧废业，则薪水无资，衣食无着，决不可能。居丧只要心怀哀戚之情，不为喜乐之事就足够了。后者如《家礼》祭祀太多，使人难以保持诚敬之心，祭祀流为形式虚文。虚文盛而失真，礼节繁而情伪。繁难之礼，违背了吕坤倡导的“自然”、“真情”的礼学准则。救弊之方，唯有简易。故吕坤说：“后世之所谓礼者……极笾豆筐篚之费，工书刺候问之文。君子所以深疾之，欲一洗而入于崇真尚简之归，是救俗之大要也。”从内涵上讲，吕坤所主张的“简易”就是孔子所谓的“宁俭”、“宁戚”，具有本质主义的特征。
实际上，吕坤这种礼当简易、不应繁难的主张反映了时代呼声。唐宋以降，随着贵族政治的结束，一个庶民化的时代开启了。社会的潜移巨变，使得原先贵族、士大夫之家所行之礼仪渗透普通百姓之家，特别是到了明代，礼仪普及化的趋势日渐明显。礼下庶人之后，要求改变古礼繁难状况的，代有其人。朱熹著《家礼》，做了可贵的尝试，但在明代人看来，他的改变还是有限。于是，明代的丘�等人又起来，赓继先贤，开始对礼仪进行简易化。丘�曾说，礼之不行，原因就在于“礼文深奥”。他著《家礼仪节》，虽本自朱熹《家礼》，但注意语言浅近，通俗可行。王阳明也说：“古礼之存于世者，老师宿儒当年不能穷其说。世之人苦其烦且难，遂皆废置而不行。故今之为人上而欲导民于礼者，非详且备之为难，惟简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为贵耳。”并叮嘱他的朋友，以礼化民要简易易行。此后，“简易”之说成为明人制礼的共同宗旨，而吕坤就是明代后期揭橥“简易”的代表性人物。他在《四礼疑》中，系统批评古礼繁难，倡导简易今礼。稍后，孙奇逢评价该书说：“近宁陵吕氏有《四礼疑》一书，其简易有先进之遗风，尝窃取其文。夫易知易能而天下之理得。”可见。吕坤对礼之“简易”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
如同对“古今”的辩证，吕坤对“繁简”也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这一点上，有别于其他礼学学者。吕坤确实认为礼繁多事、礼繁难知难行、礼繁害道，确实主张礼当简易易行。然而，他对繁、简的裁定通常要按诸人情、物理。如祭祖，庶民之家无祠堂，可以从简，垂帘香案，祭品视家有无。而富裕之家，当隆重丰盛，如从简，则“不孝之罪，无以自解矣”。当简则简，当繁则繁，繁简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先王之礼文用以饰情，后世之礼文用以饰伪。饰情，则三千三百虽至繁也，不害其为率真；饰伪，则虽一揖一拜己自多矣。后之恶饰伪者乃一切苟简决裂，以溃天下之防，而自谓之率真，将流于伯子之简而不可行，又礼之贼也。
吕坤洞察人性，每强调礼以检束身心。《仪礼》虽繁，仍喜其节文详密。因为礼仪要求“手容恭，足容重，头容直，口容止，坐如尸，立如斋，俨若思。目无狂视，耳无倾听”等都是外在行为，是促使内心“斋庄中正”的必要修养途径，“未有不整齐严肃而能斋庄中正者。故检束五官百体，只为收摄此心”。在他看来，繁虽难知难行，有时却能济简之不足。过分推崇简易，可能会重蹈晋朝“礼法荡然”的覆辙。故他对礼之繁文的肯定也常现诸笔端。
三
上文所述显示，吕坤论礼，斟酌情理，审时度势，辨析古今繁简，以求实现合乎天理人情、易知易行的理想目标。其间,他每每提及儒家“中”道。按照儒家的学术谱系，对“中”的重视,最早见于《论语》所引《尚书・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至《中庸》则成系统，其后圣贤论政治、学术，多引以为据。故吕坤说，道统宁中。“中”是千古道脉宗传。天地万物皆因“中”道而成，于是，“中”又具有了本体的意义。
那么，何谓“中”？吕坤基本上继承了朱子的说法。朱熹《中庸章句》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吕坤下面的话则是朱熹“无过不及”的通俗回应：
或问：中之道，尧、舜传心，必有至玄至妙之理。余叹曰：只就我两人眼前说，这饮酒不为限量，不至过醉，这就是饮酒之中；这说话不缄�，不狂诞，这就是说话之中；这作揖跪拜，不烦不疏，不疾不徐，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一事得中，就是一事的尧舜，推之万事皆然。
“中”道作为一种事物存在的普遍法则，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存在对立的两极，要使之处于一种自然、均衡的状态，必须反对任何固守一端、过与不及的片面极端行为，所谓“执两用中”。同时，事物有常态的一面，也时有变动，对事物存在状态的把握亦应该“顺时而变”，审时度势，才能符合“中”道，此为“时中”。“时中”本孔子所言，《礼记・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宋代张载也重视礼之“中道”，他认为不合中道的礼仪即是“非礼之礼”。吕坤提倡的“中”道亦包括“时中”，他说制定礼法需“时中圣人”来斟酌天理人情。
在吕坤看来，“中”道与礼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符合“中”道的礼仪“严也而与人情不苦，宽也而与天则不乱”。天理、人情兼顾，古今、繁简皆得其宜，吕坤所谓的自然、真情之礼就是符合中道之礼。另一方面，符合“中”道之礼也是规范人处世行事的标尺，使循礼者趋于“中”道。《礼记・仲尼燕居》引孔子语：“夫礼，所以制中也。”意思是行事中正，不过也无不及，唯依礼而行。否则，不中礼即是违反中道的和谐秩序。故吕坤曾批评“不中礼”的行为，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了礼与“中”道之间的必然联系。他说：
若论大中至正之道，得之为（而）有财却俭不中礼，与无财不得为而侈然自奉者相去虽远，而失中则均。
无论是执中制礼，还是循礼守中，都不是简单之事，要求制礼者首先要“识个礼义之中”，在这个中正处仔细辨析，使之无毫厘之差，无过不及之谬。这样的礼才便于施行，于情于理两便。吕坤曾举丧礼“孝子三日不食”为言，他说：“三日不食，礼也。孝子度身、度亲、度事。”这三个“度”字就是辨析“礼义之中”，孝子在丧礼之中，百务应酬，如三日不食，当量身体强弱，不至有伤身体，使死者不安。如身体可以承受，当守礼“三日不食”，否则不必一律强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吕坤那种对情礼、繁简、古今的审慎辨析，那种对庶民之礼应当“宁俭、宁戚”的本质主义的肯定，那种对繁文、隆礼的适度认可，都显示他了作为思想家对儒家“中”道的深刻理解和切实运用。
四
“礼下庶人”的时代，一般庶民百姓成为礼学实践的主体，对庶民之态度将成为影响学者礼学思想的重要因素。例如，张载在关中“以礼化俗”，庶民之礼至简而不苛责。他反对“民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提出“充其德性”，愚民可变智者。这些民本色彩的思想与他“民胞物与”的仁爱悲悯密不可分。吕坤推崇张载“民胞物与”仁者情怀，具有强烈的重民、亲民的思想。他说：“盈天地间只靠二种人为命，曰：农夫、织妇。却又没有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取天下，守天下，只在一种人上加意念，一个字上做功夫。一种人是哪个？曰‘民’。一个字是什么？曰‘安’。”民为邦本，天下安危，社稷太平，皆系之人心，百姓应有其社会地位，也应有其尊严。在张载那里，德性可以消弭智愚的差异，而吕坤更进一步，他提出“天地间人惟得道者贵”，希望以道德为标准，打破基于权势的不平等。“市井负贩之徒，可以等王公者，惟其为人耳，是以圣人不轻匹夫。”“为人”即作为有德之人。
民众德性的充备无疑要依靠礼义教化，吕坤一生孜孜于斯。家族内，他兴宗法，建祠堂，修族坟，置族田，联宗睦族，存恤贫苦。家族外，他倡乡约，复社学，修礼书，简易易行，化民成俗。他对习俗墓祭的重视，对祭祖礼“众子书名”的支持，对庶民冠礼“时势所宜，于礼不拂”的宽容，甚至针对吕氏宗族多平民，时间与财力皆有限的情况，吕坤把《朱子家礼》规定的一年四十余祭减少为二十祭的家祭礼改革，无不说明重民思想已经成为他的礼学思想与礼学实践的一个基调。持此重民思想，吕坤论礼、制礼总是尽量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情感，改革士人之礼，使之适合庶民之家。因此，吕坤礼学在整体上呈现为朴素、尚质的“庶民化”礼学的特征。
对女性的同情与尊重，为女性争平等，也是吕坤重民思想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在他的礼学思想中也有体现。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束缚最多，关怀最少，呈现男女之间极度的不平等。吕坤指出“夫礼者，严于妇人之守贞而疏于男子之纵欲，亦圣人之偏也”。妇女有“七出”之厄，若有不顺父母、无子、有疾等恶德恶行中的一种，就可能被夫家休弃。吕坤认为，如“无子”，虽圣人不免；无子有时乃由于丈夫的原因：“设数出数娶，而竟无子，何以处之？”因此，对于无子，应当以情处之。先祖之嗣、宗庙之礼固重，也不应该把责任完全归咎妇女。在《四礼疑・冠礼》中，吕坤指出女子冠礼“不名不字”为鄙陋之礼。他说：“古士大夫妇人多名，近世皆氏而不名，与市井闾阎无异，好礼者耻之。”自然界的草木鸟兽皆有名，女性作为人却没有自己的名字，只随夫姓，于情不堪，于礼不合：“妇人亦人也，可不名乎？无名矣，何以字为？”吕坤也讲求男女有别，训“妇人”为“伏于人”；吕坤在《四礼翼》中，于婚前设置“女子礼”，婚后设置“妇人礼”。但吕坤并非着意于女性的绝对束缚，而是用礼来塑造女性的美好德性，去掉骄奢、粗鄙的习气，使女性具有合乎儒家礼教所应要求的立身处世之道，从而可以自立自重。如果再联系《闺范》、《女小儿语》，我们可以说明代历史上没有哪一个能像吕坤，对女性礼教付出如此多的心力。
注释
①吕坤著，王国轩等整理：《吕坤全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853页。吕坤《四礼翼》、《四礼疑》和《呻吟语》三书皆收入《吕坤全集》，以下不再另标。②《吕坤全集》第663页。③《吕坤全集》第921页。④《吕坤全集》第815页。⑤《吕坤全集》第636页。⑥《吕坤全集》第1341页。⑦《吕坤全集》第5页。⑧《吕坤全集》第854页。⑨《吕坤全集》第1313页。⑩《吕坤全集》第894页。《吕坤全集》第810页。《吕坤全集》第851页。《吕坤全集》第309―310页。《吕坤全集》第1317―1318页。《吕坤全集》第851页。王守仁著，吴光等校注：《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2页。孙奇逢：《家礼酌序》，光绪刻本，藏国家图书馆。《吕坤全集》第688页。《吕坤全集》第700页。《吕坤全集》第640页。《吕坤全集》第643页。《吕坤全集》第681―682页。《吕坤全集》第1313页。《吕坤全集》第855页。《吕坤全集》第111页。祭祖时，宗子主持，祝版最后的署名通常是宗子，其他众子不与。吕坤认为这不合人情，故支持无主祭权的众子应当署名。《吕坤全集》第856页。《吕坤全集》第1456页。《吕坤全集》第1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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