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民增收难，根本原因是农民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农民被排斥在较高端的分工与分配体系之外。优化分工、提升农民人力资本能带动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财富增长效应与财富配给效应。建议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促进区域内专业化分工；放开国内市场，着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教育培训等公共品的提供，引导农民契合较高端的社会分工；鼓励农民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并保障农民收益。
关键词：人力资本；分工；农民收入增长；泉州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5-0098-05
在当代中国，农民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2009年，“千千万万背井离乡、在中国繁荣的沿海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群体”因此入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党和政府重视“三农”问题，千方百计地推动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解决农民增收难问题的重要机遇期。各地都在探索增加农民收入的新途径。如福建省泉州市注重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优化分工，在许多方面先行先试，有力地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2010年泉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9296元(其中石狮市达12422元)，比2005年增长51.8%，有较好的示范作用。本文从优化分工与提升人力资本的视角，对促进农民增收问题作如下探讨。
一、对目前农民增收难症结的考察
近年来，随着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民收入实现连续几年较快增长，2010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5919元(见表1)。虽然农业收入的绝对数有所增加，但由于农业的分散经营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农业边际收益递减，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逐年减少，农民从农业部门增收越来越难。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的占比逐年上升，但在目前农民并不拥有土地等财产所有权的情况下，农民财产性收入非常有限，且转移性收入也是杯水车薪。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40%左右，占比逐年上升，务工工资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由于各种制约因素，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劳动力过剩”与“用工荒”同时并存的格局，通过务工来增收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农民持续增收难，归根到底是因为：
（一）农民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保健等获得的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技能、学识、健康状况等的总和。2010年全国总工会对1000家企业进行调查表明，在整体农民工中，初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9.9%，高中占24.5%，中专占15.2%，大专占16%。就新生代农民工来看，有67.1%的农民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但是从接受教育的内容来看，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接受过专业技术教育的比重仅为37.5%，务工前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的高达61.1%。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前的生活经历也较为简单，74.1%的农民工外出务工前“在学校读书”，有做过小生意等其他工作经历的仅为3.1%。农民人力资本状况明显存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1] 。
农民工多集聚在第二、第三产业，面临较多的职业安全隐患，如高温、粉尘污染、容易伤及肢体的机械故障隐患等，不少用人单位仅为农民工采取简单的防护措施或根本没有防护措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在被调查的1000家企业中（见表2），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为67.7%，比城镇职工低23.7个百分点；医疗保险参保率为77.4%，比城镇职工低14.6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参加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不高。另外，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接续情况也较差[1] 。
农民人力资本匮乏是由长期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形成可经由六种途径：保健设施与服务；在职训练；正规教育；继续教育；迁移；干中学[2]。农民具有强烈的提升人力资本的意愿，但是成本是影响农民选择人力资本形成途径的关键因素。尽管教育投资非常重要，但短期内教育投资难以让农民获得直接收益，甚至可能使农民因教育致贫。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已成为农民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制度性根源。这种政策导致城乡教育质量产生巨大差异，教育质量的差异将影响学生升学难易，导致越高的教育层次，农民子弟进入的机会越小，进而影响到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教育成本沉没，使农民无法进行进一步的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形成农村教育投资陷阱。
当前，通过“迁移”来改善自身的“资源”结构是农民提升自身人力资本的一种有效的途径。但这种迁移是不彻底的。城乡仍存在户籍差别、社会保障差别等，农民不得不“两栖化”、“兼业化”。一方面，进城务工，从事一些仅需简单技术的体力劳动，无法通过专业化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为给自己留下后路，在农村保有土地，但又因外出务工使土地抛荒，这种状况不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与专业化生产，以及农业工人或农业专业户的产生。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会务农了，更没有耐力从事农业工作。调查显示仅有11.0%新生代农民工有务农经验[1]。“干中学”及依赖政府提供的培训机会已成为农民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渠道。但现在社会组织资源十分缺乏，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的培训满足不了农民的需要。
（二）农民被排斥在较高端的分工与分配体系之外
大量农民从农业转移出来，在东部沿海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就业，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73.9%的新生代农民工集聚在制造业中，5.5%从事建筑业 [1] 。农民工在劳动强度比较高的岗位就业呈增长趋势，在较高端的银行业、证券业等就业几乎为空白。从行业的分配来看，2008年工资水平最高的是证券业，平均工资为172123元，是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6.16倍。同是制造业的烟草业2008年平均工资达62442元，而木材加工及木草竹藤制品业的平均工资仅为15663元，前者是后者的4倍。从总体来看，随着GDP的逐年增长，劳动者工资报酬占GDP的比重是逐年显著下降，而资本要素报酬比重逐年上升。2000年两者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1.38%、34.46%；到2007年分别为39.74%、46.1%，意味着在初次分配中社会财富的增加并没有让广大的劳动者分享 [3] 。
复杂的全球分工体系逐渐形成，但农民很难借助分工演进来实现增收。长期以来，一些深层次矛盾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户籍制度限制劳动者自由迁徙；行业垄断，市场机制不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迟缓，农民贷款难；农村土地制度固化，农民分散经营；偏向城市的财政体制和投资体制；资源占有不公平等。致使产业分工发育不良，服务业发展滞后，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者创业与就业。片面发展重工业限制了劳动力需求，加上产业转换的技术壁垒，形成了数量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另外，当前分工演进的动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分工不再是简单的经验上的积累与改进，而是受科学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贫乏，无法适应现代分工部门的要求，无法契合较高端的分工环节。
为了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实行高强度的资本积累。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分配制度安排上不得不偏向于资本，压低劳动力价格。现在这种低工资制度的惯性还在延续，劳动者工资还会参照过去的工资水平。分配制度的缺陷还在于，某些行业、部门、群体依靠其垄断地位占有了大量土地、房产等资源，坐拥资源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收益。房价与财富互为推手，房地产的财富效应加大了高档住房家庭、普通住房家庭与无住房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农民买不起房这种贫困的积累会“传递”下去，造成“代际”的不公平[4]。加之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劳动者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随着分工的演进，农民被排斥在较高端分工与分配体系之外。
二、优化分工、提升人力资本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
（一）优化分工能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带动农民增收
优化分工能产生较强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我国农业传统上是“多业”、“兼业”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9%。现在，通过土地流转等把原来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转变为一定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农业的专业化生产利用科技、管理来使农产品产量提高，品质变好。专业化经营形成了农产品经济带，如“水稻带”、“玉米带”、“茶叶带”、“特色水果带”等。如福建省晋江市深沪特色果蔬基地跨村流转土地1600多亩,亩均创效2500元。安溪的专业化茶园让众多的农民脱贫致富。专业化分工形成了发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分化出来的农民提供各种相关的岗位，大大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效率，节约成本，带来规模经济效益[5]。
产业优化分工能产生较好的就业效应。产业中较小的企业生产大部分产品或中间产品，成为大企业的分支机构，往往整个城市和整个地区都专门从事某一行业，像晋江的制鞋业、石狮的制衣业等。由于销售市场不断扩大，企业增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分化出来的农民可以在这里很容易找到相似的工作。专业化分工能促进产业部门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就业。分工加速知识积累，非熟练劳动力通过“干中学”能迅速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成为熟练劳动力。产业优化分工促进了产业集聚和人员集聚，扩大了交易规模，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减少市场的盲目性，节约了交易成本。越是经济条件好的地方或是务工经商比较容易的地方，就越需要分工，就越能从分工中获得好处。在晋江围绕生产、生活的服务业随之兴起，农民变成个体工商户，其中一部分人还因为某种特长或经营得当而积累资本，扩大规模成为企业主。
另外，各个细分的内部分工环节形成了专业化生产，产生内部规模经济效应。产品生产的工序之间存在着上下游的链接关系，优化分工拉长了产业链条，这使得各地区在细分的产业链条上都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晋江的制衣业以及南安的石板材加工业都具有这个特征。加上地方政府对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激励，这些企业吸收本地农民工占员工的90%以上 [5] 。由于采用机器生产、实行专业化分工必然使劳动简单化。机器生产让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年轻人可以很快就学会使用机器，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了。
（二）农民人力资本提升的财富增长效应与配给效应
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受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是正相关的。对农民来说，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直接影响着其获得就业信息的数量和处理利用信息的程度，进而影响其增收的方式、途径、从事的产业层次以及增收的稳定性。这种收益一方面表现在因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更主动地对潜在的增收机会做出反应，进入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获得较好的工作岗位，从而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因人力资本提升而使工作环境改善带来的非货币收益。
同时，产业的成熟度、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劳动生产率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也就意味着具有较强适应多种就业岗位的能力，由于他们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比较强，因而用于培训的时间就较短，培训费用较低。另外，劳动者素质越高，其劳动熟练程度一般越高，开发社会资源能力、创新能力越强，大大提高个体生产率，从而导致外部性和规模报酬递增，推动社会整体收入增长。
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与经济发展阶段紧密联系，不同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的供求关系不同，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也不同。除非人力资本的错配，一般而言，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人从事复杂劳动，而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人从事简单劳动。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获取较高水平的报酬。农民的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存在着差异。随着农民人力资本积累的推进等，人力资本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导致不同人力资本的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因此，人力资本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随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化过程，形成一个库兹涅兹式的倒U形曲线。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进入工业化时期后，在初期这种扩大趋势仍然持续，在中期这种扩大趋势开始减缓，在工业化高级阶段后期和发达阶段初期达到顶点后开始下降；其后，进入加速下降阶段。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仍然过多依赖物质资本，劳动者尤其是农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较低且投资效率不高，还没有达到倒U曲线的顶点，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还有较大差距。
三、优化分工、提升人力资本，促进农民增收的建议
（一）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促进区域内专业化分工
首先，出台优惠的财税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只要是中小企业吸纳一定数量的农民就业，就可考虑为其“就业退税”。一个社会必须有一部分“单位”是以安置就业为目标。在明确利润有限的情况下，这些中小企业在运营中只要做到收支平衡，就算达到目标，致于能否给国家纳税，应在其次。如晋江市政府对农民自主创业并正常经营给予创业奖励，对创业后吸纳本市农民稳定就业一年以上给予创业带动就业奖励。同时，政府还组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帮助中小企业解决面临的资金瓶颈问题。建立公共试验研究机构，帮助中小企业在技术选择时，采用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进步。通过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加工深度,延长产业链条。
其次，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切实保障中小企业利益。实行承包交易标准化，防止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等的利益侵犯。完善反垄断法，促进生产集中与分散的有机结合。既促使零星小企业组织化，支持中小企业进入核心企业的供应网络，进行企业合并和创办联合投资企业，实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形成良性互动的协作关系，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同时，增加中小企业获得政府采购订货和劳务机会。鼓励企业承接国际外包业务活动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加工贸易，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企业资本和技术要素的短缺问题，并大大改善就业状况。
（二）放开国内市场，着力发展第三产业
继续敞开城市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大门，降低行政干预形成的行业垄断，让农民有权利、有机会在职业选择中一显身手。当前，第三产业的发展有三个趋势：第一是生产性服务业迅速扩张。由于生产发展，分工细化，安全保障、楼宇管理、餐饮供应、废弃物处理、批发、仓储、运输、租赁等不断发展，产品生产和服务生产成为生产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第二是围绕个人生活的服务业快速兴起。零售业、旅游业、体育俱乐部、短期租赁业、文化中心等休闲产业飞速发展起来。第三是围绕社会生活的服务业逐渐繁荣。旅客运输业、电信电话业以及家政、医疗护理等方面的服务不断扩大。只要政策激励适当、城市化条件初步具备，第三产业就能吸纳大量的农民创业与就业。晋江、南安、安溪等地充分发挥工业区、新城区、重大项目的带动效应，统一规划建设配套服务设施，并给予财政支持，农民以集资、土地入股，发展通用厂房、综合市场、公寓、写字楼等股份化项目，以此来招商招租，增加农民的物业收入，保障农民长期稳定增收。发展集体经济是组织农民的一个重要方式。“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壮大集体工商资本，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既能促使农民树立起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和市场意识，也能让农民直接从农村集体经济中扩大就业，并取得工商利润收入。
（三）增加教育培训等公共品的提供，引导农民契合较高端的社会分工
首先，增加对农民的教育培训等公共品的提供。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建设标准化学校，实行名校集团化，带动城乡学校的共同发展。同时进一步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提高农民素质与能力，应重视职业培训、在岗培训、认证培训等交替培养。2003年起政府实施的“阳光工程”对农民的培训已初见成效。需要继续改善农民的培训条件，增设理工类高职高专和职业高中，加快职业技术工人的培养。目前，企业事实上已成为农民工技能培训的重要渠道。企业根据用工需求和农民工的意愿，开展包括专业技术与计算机通用技术等多学科的交叉培训，有效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技能、法律意识和文明水准。政府要对特别紧缺的工种和专业的培训予以重点扶持，采用政府购买教育培训成果或补贴企业培训的方式支持农民提升人力资本。
其次，改善农民提升人力资本的环境。加快硬件建设，让农民跟上信息时代。福建省南安各个“世纪之村”大力建设信息平台，中心配有电脑、Modem，用于接入互联网服务，保证每个中心为若干个村庄服务，每户至少一人接受培训。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加强远程教育、虚拟实验室等项目，让更多农民享受现代信息技术成果，努力脱贫致富。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考虑为农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包括修建道路、水利设施、光缆等，避免“空壳村”导致硬件空置。软件建设上，致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拆除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樊篱。全面建立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的体制机制，实现统一户籍背景下享有平等的教育、住房、社保、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破除了长期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权利不平等，推动农民进城的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
（四）鼓励农民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并保障农民的收益
首先，鼓励农民加大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入，形成终身教育体系。对培训后取得技能等级认证的农民给予相应的学费补贴。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体力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提高有较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建立普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完善三方协商制度。改革工会组织，增强劳动者在劳资对话中的话语权。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利益。应使资方认识到稳定的劳动关系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倾向于将利润与员工分享。
其次，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制度和就业援助扶持制度，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没有失业登记和救助的现状。建立起分区统一的城乡住房保障体系。政府要千方百计地向进城农民以及其他低收入新增就业人群降低门槛，给他们创造第一次的置业机会。将住房保障延伸到城乡，用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房等方式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困难。同时，要控制好房价，警惕高房价妨碍农民进城。引导农民理性地选择就业地域，让农民充分考虑家庭等诸多因素，以就近城市、城镇择业为宜。建立市县两级农村产权交易机构。引入农业担保、投资和保险机制，建立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使农民成为市场主体，平等地参与土地等生产要素流转。充分保障农民的各项权益不因居住地的迁移、职业的改变而受到侵害。
再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建立城乡居民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加大财政和企业在保障中的份额。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间的协调机制，避免因衔接不紧密而造成制度间的空当或漏洞。
参考文献：
[1]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EB/OL]http://www.省略/template/10004/file.jsp?cid=853&aid=83875.
[2]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49~150.
[3] 王晓丹，金喜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1（3）:34-38.
[4] 胡永远.代际收入传递性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1（2）:147-151.
[5] 黄陵东.内发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80.
责任编辑 莫仲宁
the Gold Key for Income Increase of Peasants: Optimizing Division and Improving Human Capital
LIN Yu-fang
(Party School of Quanzhou Committee of the CPC, Quanzhou, Fujian,362000)
Abstrac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increase the peasants’ income. The root cause lies in the insufficient stock of human capital, unreasonable structure and the fact that peasants are excluded outside the respectively high-end division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Optimizing division and improving human capital can facilitate the increase of peasants’ income and improve the wealth growth effect and the wealth allocation effect. It is suggested to greatly develop the medium and small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division; open domestic market and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crease the supplying of education training and other public utilities and guide peasants to comply with the respectively high-end social division; encourage peasants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of human capital and guarantee their economic gains.
Keywords: human capital; division; income increase of peasants; Quanzhou city of Fuj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