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词学，常州词派在理论上占据主导地位，浙西词派虽在常派崛起之后逐渐衰落，但此时并未淡出视野，仍然影响着清末词学理论与创作，并呈现出浙常二派渐趋合流的趋势。处于这样词学背景下的文廷式反而不受二派牢笼，能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对浙常二派进行批评，并要求济以辛刘之豪健来挽救当时词坛的创作之失，故能以为数不多的词作卓然特立于清末词坛。可以说，文廷式是清末词坛的一个另类，他的出现昭示着清末词学内部的自救、自振、自新，也暗示着词学即将要跳脱出传统的羁绊，发生一次重大的变革。
关键词：文廷式；词学；浙西词派；常州词派
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6-0101-07
况周颐论及清末词坛的状况云：“近人操觚为词，辄曰吾学五代，学北宋，学南宋。” 可以看出南北宋词是清末词学家讨论的热门话题。事实上，词学推尊南宋抑或崇尚北宋贯穿了整个清代词史。清词流派繁多，先后有云间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主盟词坛，他们或学北宋，或学南宋，为了建构自己的词学理论，均对南北宋词提出了批评。时至清末，常州词派在理论上占据主导地位，浙西词派虽在常派崛起之后逐渐衰落，但此时并未淡出视野，仍然影响着清末词坛的批评与创作，并呈现出浙、常二派渐趋合流的趋势。然而，此时的一些词论家尚能摆脱浙、常二派的束缚，拔帜于宗派之外，不以门户为限，对二派宗法南宋或崇尚北宋的词学观进行了客观公允的批评，并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提出独具特色的词学主张，文廷式便是其中具有转折性的一位。文廷式论词不随声气，亦不受门派拘囿，真正能在对浙西词派、常州词派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以此来药救时弊，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其创作能于浙、常二派之外上承花间、苏辛，真正形成一种“气象与人不同处” 的多元并融的风格，这在当时学梦窗者几半天下的环境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文廷式奏响了清末词学自振、自新的强音，同时也预示着清末词学即将发生重大变革。
一
康熙十七年（1678）《词综》的刊刻和翌年《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标志着浙西词派登上词坛，朱彝尊是浙西派的创始人和理论奠基人，他标举醇雅，宗法南宋，推崇姜（夔）、张（炎）。以朱氏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宗法南宋的词学主张在词坛引起强烈的反响。后来，浙派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数朝，影响深远。时至清末，文廷式在其《云起轩词钞序》（光绪壬寅十二月）中亦曾对浙西词派所推崇的南宋词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词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之:其声多�缓，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
文氏在这里认为词至南宋达到了极盛的程度，与此同时，也已经露出了衰敝的消息。南宋词的极盛则是指乾道、淳熙年间出现了以辛弃疾、姜夔为代表的不同风格的大家，词坛为之一振；其渐衰则是指当时社会所流行的香艳柔靡的颓唐之风，主要以坊间流行的《草堂诗余》和陈元龙所注之《片玉集》为代表 。乾道、淳熙时期，为满足声色娱乐而编选的《草堂诗余》、《片玉集》等征歌类的选本，所收大多为“声多�缓，意多柔靡”之词，这些选本恪守戒律，用字浮华，动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而导致“迈往之士”于词“无所用心”，结果使词作流于柔弱、溺于淫靡。文廷式在这里从意格、审律用字的角度对南宋词痛下针砭，并指出“沿及元、明，而词遂亡，亦其宜也” 。此外，文氏对南宋词选本《绝妙好词》亦示不满，在《湘行日记》里，他曾说：“重阅《绝妙好词》，觉南宋人词亦颇有习气。近人不善学之，颇足厌也。” 《绝妙好词》为南宋周密所选，“始于张孝祥，终于仇远，纯乎南宋之总集” ，陈匪石曾对《绝妙好词》所选词作的风格概括说：“盖周氏在宋末，与梦窗、碧山、玉田诸人皆以凄婉绵丽为主，成一大派别。此书即宗风所在，不合者不录。观所选于湖、稼轩之词，可以概见。” 焦循在《雕菰楼词话》中也曾言：“周密绝妙好词所选，皆同于己者，一味轻柔润腻而已。” 事实上，《绝妙好词》选词以“醇雅清空”为最高境界，选录标准偏重于格律形式，注重词本身的音节词藻之美，只录清丽婉约、优美精巧的词作，所以文廷式重新阅读后也并不十分喜爱，并觉“颇有习气”，这里的“习气”便是指《绝妙好词》选词一味追求词“清空醇雅”的艺术境界而与社会现实无关的不良风气，“而且它还存在一种宗派意识和门户之见的表现，那就是选人和选词中的党同伐异，以本群体为核心（宋末元初临安词人群中人），以左右词友为核心，以至以自我为核心” ，所以文廷式认为“颇足厌也”，“近人不善学之”，可见文氏是十分反对门派之见和南宋这一类轻柔绵丽之词的。而浙西词派后期所暴露出的“浅薄”“叫嚣”等弱点，不能不说与浙派推尊《绝妙好词》有一定的影响。有鉴于此，文廷式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浙西词派的看法，他说：
自朱竹�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
朱彝尊挟词选以号召天下，开宗立派。他所选《词综》以较大的篇幅收录了南宋人的词作，其中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姜夔、张炎等人的词作数量居于前列，以此来标举其“清空雅正”的词学理论。清人焦循指出：“南宋人词，不尽草窗（周密）一派也。近世朱彝尊所选《词综》，规步草窗，学者不复周览全集，而宋词选为朱氏之词矣。” 基于对《绝妙好词》的批评，文廷式也极其反对主要以南宋词为选源的《词综》，称其“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缺乏辛（弃疾）、刘（过）那样磊落抑塞的刚健之作。究其原因，则是与浙派中后期取径偏狭，独尊姜（夔）、张（炎），标举“清空醇雅”而排斥辛、刘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文氏指出浙派弊病的根源所在：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氏意图介入辛、刘之豪健来扫除词坛柔靡之旨，意在力扫枯寂，振衰起弊，所以他以浙西词派为鹄的，并对其进行激烈的批评。
此外，对于不受浙西词派牢笼的词人，文氏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他说：
二百年来，不为笼绊者，盖亦仅矣。曹珂雪有俊爽之致；蒋鹿潭有深沉之思；成容若学《阳春》之作，而笔意稍轻；张皋文具子瞻之心，而才思未逮。然皆斐然有作者之意，非志不离方�者也。
曹贞吉、蒋春霖、纳兰性德、张惠言四人是游离于浙西词派之外的词家，他们不受浙派的牢笼并与之保持离立之势，于“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各自建树，而不为柔靡、�缓之声，自具面目，自成风格。由此可知，“文氏所崇尚，盖在能借词体以发挥一己之热烈情感，而不欲拘拘于微茫不可知之律，以争一字之短长”⑪。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曹贞吉词之“俊爽”，蒋春霖词之“深沉”，都是文廷式十分推崇的。文氏虽然认为纳兰学《阳春》之作而“笔意稍轻”，张惠言有东坡之词心而“才思未逮”，但从侧面可以看出冯延巳词之沉郁，苏东坡之豪旷也是文氏十分倾心的。这里关键的一点就是文廷式极其赞赏他们不受门户牢笼、开径独行的精神，显示出广阔闳通的批评视野。同时，文廷式还对常州词派周济所推崇的周邦彦之词颇有微言，他在《纯常子枝语》中说：“周美成词柔靡特甚，虽极工致，而风人之旨尚微。” 认为周邦彦的词作虽然极其工致，但“柔靡特甚”，内容较窄，缺乏“风人之旨”，这与他批评南宋词之观念是一致的。
基于以上的批评，文廷式无论在自己的创作中还是在评价别人的词作时，多以东坡、稼轩相比，可见他十分推崇豪宕激越、雄健清劲的作品。他在日记、笔记中曾记载道：
车中得《贺新郎》词一首“别拟西洲曲，有佳人窈窕，靓妆幽独”云云，此词拟苏，窃自谓有数分肖之也。 （《湘行日记》）
明初崔子�著《崔丞相全录》卷二:公尝题剑阁“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云云，按:此词为《水调歌头》，词旨高朗，是稼轩一派。 （《琴风余谭》）
阅《汪梅村诗词集》，于咸丰、同治间事颇有见闻，惜才分稍隘，未足抒其胸臆耳；词笔尤近粗率。 （《湘行日记》）
晚归得家信；又实甫弟见寄《念奴娇》词一首，笔意壮阔。 （《东游日记》）
可以看出文氏极喜命意深沉、豪健沉郁并直抒胸臆的作品。在创作中，其大部分词作在风格、用意、用笔等方面亦趋向于苏、辛。后来学者词人如叶恭绰、王瀣等人对此评价甚高：
《鹧鸪天•即事》（腊鼓声中醉一杯），叶恭绰评曰：“此首亦极似稼轩。”
《鹧鸪天•赠友》（万感中年不自由），叶恭绰评曰：“此词深得稼轩之神。”
《齐天乐•秋荷》（几时不到横塘路），叶恭绰评曰：“此首亦神似稼轩。”
《永遇乐•秋草》（落日幽州），王瀣手批《云起轩词钞》评曰：“此作极以曹珂雪《和竹鬯雁门关》一首，其用意、用笔，各有独到处，后遍源出稼轩。” 叶恭绰评曰：“一气喷薄而出，声情激越，只有稼轩能之。”
《贺新郎》（别拟西洲曲），叶恭绰《广箧中词》评曰：“何减东坡乳燕飞华屋”；⑪又曰：“先生极自喜此词，谓颇得东坡之神，盖由乳燕飞华屋脱胎也。”⑫
《鹧鸪天》（壁满花�世已更），叶恭绰评曰：“此首亦极似稼轩。”⑬
《沁园春》（若有人兮）叶恭绰评曰：“此亦全仿苏辛，寄兴深婉。”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氏以苏辛词为尚的词学旨趣，他所追求的是苏辛一派豪健的风格和稼轩诗化之词能于豪放中独具沉郁顿挫之致的美感。
文廷式在论词中排斥柔靡之作，主张济以豪健之风，这与当时时代环境、词坛背景以及个人禀赋遭遇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他拈出浙西词派作为批评对象，并猛烈抨击，认为其“家法若斯，庸非巨谬”，并一概否定其理论主张，未免失之武断。实际上，朱氏选词以南宋为主，但并非排斥南唐北宋诸家，《词综》亦入选南唐、北宋名家名作，他还曾多次提出小令应学习南唐北宋，可见浙西创派时宗法南宋，但并不一味排斥南唐北宋，取径亦较宽泛闳通。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毕竟是清代居于词坛主流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广的词学流派，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从文氏对浙西词派批评的信息中，我们隐约看出文氏对姜夔并没有竭力反对，相反，从其他的一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廷式对姜白石还是情有独钟的。文氏有诗《题姜白石集》云：“苕�行吟鬓已华，淮南皓月梦魂赊。桃溪久住因何事，记否凌霄数点花？” 诗中无论暗指白石的合肥情事（“淮南皓月”、“桃溪久住”），还是表达对白石羁旅、相思之愁的同情，我们姑且不作探究，但从整体上来看，此诗具有一种清冷之趣和幽雅的境界，与白石诗风相近。在词论中，文氏也常援引姜夔词来纠正说明诗词创作、评赏中的一些问题。在笔记中，文氏曾记曰：“张伯雨《句曲外史集》卷中，《题吕氏园馆诗》云：‘微雨催开茧粟花’，此用姜白石《侧犯》词：‘微雨、正茧粟枝头咏新句’。延刻姜集作‘茧栗’者，误也。” “姜尧章《齐天乐•咏蟋蟀》词，后半阕‘豳诗漫与’句，人颇疑其腐硬。陈兰甫师谓此篇乃东京梦华之思，其上半阕‘离宫’‘别馆’二语可证。此真善论词者。然按《阳春白雪》卷录此词，尧章自注云：宣、政间，有士大夫制《蟋蟀吟》。则此意更可不烦言而解矣。” 由上可见，文廷式对姜夔词的熟悉程度。不仅如此，文廷式在创作中还曾步韵模拟姜夔的词作，《云起轩词》中的《庆宫春》（岸苇平潮）、《侧犯》（乍来又去）二词即是如此。关于《庆宫春》词，文氏在《南轺日记》中曾云：“久不填慢词。夜雨空江，寂寥无寐，拈《庆宫春》调，依谱一首。姜白石曾赋此阕，云过句涂稿乃定，无益而不能自已。余作诗文素不属稿，才不逮白石而又粗率如此，宜其不工也，聊以寄意而已。” 叙述了此词创作的情况，同时也表达了对姜夔才华的欣羡和赞赏。《侧犯》（乍来又去）一词则是壶园社集步姜夔词韵的作品，词小序明确题云：“咏梅用白石道人咏芍药韵”。种种情况表明文廷式对南宋姜白石是十分推尊和偏爱的，所以文氏在批评浙西词派时并没有将浙派所推崇的白石词一笔抹杀，可见他认为白石词是有可取之处的。而在文氏《云起轩词》中，也有一些作品具有清雅的特点，如《八归•答子培沈刑部见赠之作》（洪流带郭）一词，王瀣手批《云起轩词钞》评曰：“合石帚（白石）、片玉为一手。” 从这一评价中我们或许能够看出其中消息。
二
蔡嵩云在《柯亭词论》中将清词分为三期，继前期之浙西词派、阳羡词派和中期的常州词派之后，便是第三期以王鹏运为首的“桂派”，他说：
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惟有此派。余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其下者，野狐禅耳。故王、朱、郑、况诸家，词之家数虽不同，而词派则同。
此派中王鹏运、况周颐均为广西临桂人，故而以“临桂”名之，同时蔡氏从“词格”、“词法”方面给与此派以很高的评价。临桂词派以清季王、郑、况、朱四家为中坚力量，众多词家与之交游、切磋、唱和，声气相求，称盛一时。其词学源出于常州词派，“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王鹏运诸人曾受常州词派的影响，对常州派理论有所吸收，但他们并非是固守常派家法，而是在常派的基础上有所新变，即又“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影响清季词坛风气。他们论词精于审音，严于持律，推举梦窗为典范，倡导“重”“拙”“大”，“转移风会，领袖时流” 。然而与四大家同时的文廷式却能与临桂词派异军对垒，提出了与临桂词派相异的词学主张，于清季词坛别树一帜。虽然文氏与临桂派王鹏运等人有所交往，且“文道希丈之词，受先生（王鹏运）攻错处亦正不少” ，但文氏词学主张却不为临桂词人所拘囿，俨然有意于临桂词派之外自成一家。
首先在对常派接受的问题上，文廷式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缪小山前辈张季直修撰郑苏龛同年招饮吴园别后却寄》诗第三首云：“百年词派属常州，玉佩琼琚集胜游。却是止庵怀抱恶，东南日夜大河流。” 诗后自注曰：“余最爱周止庵词《蝶恋花》结句云：‘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是日小山见赠《常州词录》，故云。”文氏阅读《常州词录》后称赏常州词派道：“百年词派属常州”，这是对常州词派主盟词坛达百年之久的充分肯定。而常派之所以占据词坛如此长的时间，其一在于后继得人；其二在于其理论主张与当下社会环境相适应，所以说“玉佩琼琚集胜游”，景从者甚多。文氏生于社会动荡时期，并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三大事件，并受到经世致用风潮的影响，其论词主张倾向于常州词派的“意内言外”之说 ，并与之同气相求。此外，文氏曾两度评点张惠言《词选》 ，并强调推尊词体。在《云起轩词钞》序中，他指出：“词者，远继《风》、《骚》，近沿乐府，岂小道欤？” 这与常州词派所提倡的“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的观念同出一辙，同样认为词并非小道末技，应本源风骚之义、乐府精神，强调与现实社会紧密相关。
文氏在肯定常州词派尊体观的同时，也对常派周济等人提出了批评，其诗结句“却是止庵怀抱恶，东南日夜大河流”便是如此。我们知道，周济（止庵）是常州词派的功臣，其词学主张“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 ，但文氏却批评周氏“怀抱恶”；“东南日夜大河流”则是文氏化用自己喜爱的周济《蝶恋花》末句“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而改易原意而成。周济《蝶恋花》词咏暮春飘落的柳絮，词云：“柳絮年年三月暮，断送莺花，十里湖边路。万转千回无落处，随侬只恁低低去。满眼颓垣欹病树，纵有余英，不直封姨妒。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 暮春三月，柳絮纷飞，万转千回，落向何处？眼前春老花残，颓垣病树，时光如水，滔滔东注，不舍昼夜。严迪昌先生说：“这首无题之作写出了衰退没落的氛围，当是有感于时势的。” 此词写景绘物，含蓄蕴藉，耐人寻味，但究竟指说什么，我们无从查考，但我们可以隐约感觉词人是在感慨时迁人衰，也暗含着对人才受到摧残的惋惜之情。词起于柳絮而以东逝之水注于天地之间结尾，我们可勉强解为时光之流逝，但是上阕云“湖边”，下阕却变为“河流”，还有下阕的“黄沙”意旨隐晦，亦难以索解。文氏虽极喜其断章，但整体上来看，周氏此词未能达到“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浑涵之旨。周止庵指示学词门径，主张“无寄托出”、“浑化”，自己却不能付诸实践，进而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割裂。文氏批评周止庵“怀抱恶”，就是指周济所指示的学词门径造成后来的创作者按图索骥，片面追求形象的“浑化无迹”、意境的“烟水迷离之致”而忽略了词体的其他特征，忽视了作家应具有的艺术概括力和表现力，进而形成“东南日夜大河流”之势。直言之，这与周济推衍常州词派有着一定的关系。另外，对于常派“比兴寄托”的词学主张，文氏亦持保留态度，并有所批评。在认同“意内言外”的同时，文氏并不赞同张惠言用牵强比附的方法来说词，他的《纯常子枝语》曾记载：
张皋文《七十家赋钞》持论甚正，然有失文章之理者。如《高唐赋》云：“传祝已具，言辞已毕。”亦不过言祀山灵之礼而已。皋文云：“下及调讴羽猎，明用屈子则礼乐武功皆得其理。”已附会无谓矣。《神女赋》云：“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皋文云：“褰帱请御，眷顾系心之诚也。若以为赋神女，成何语耶？”按题为赋神女，若以为屈大夫褰帱请御，更成何语耶？且班婕妤《自悼赋》云：“君不御兮谁为荣”，古人原不以此等为忌讳也。凡读古人文字，心通比兴足矣。不必字字主张道学也，固矣夫！皋文之论赋也。朱子云：“陈君举两年在家中解诗。近有人来说君举解诗，凡诗中所说男女事，不是说男女，皆是说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经先执偏见类如此。”（《诗传遗说》卷一）张皋文之论赋选词，其失殆与陈君举相近。
由此可以看到，张惠言论赋选词，皆是穿凿附会，文廷式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凡读古人文字，心通比兴足矣。不必字字主张道学”的主张，以修正张惠言论赋选词牵强固执的方法。文氏认为说词时不应以字句比附将其说实，要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以及词意中所传达的信息来解说，避免造成牵强生硬，鉴于此，文氏对他的老师陈澧说姜夔《齐天乐•咏蟋蟀》词给予肯定。在《琴风余谭》中，他记载云：“姜尧章《齐天乐•咏蟋蟀》词，后半阕‘豳诗漫与’句，人颇疑其腐硬。陈兰甫师谓此篇乃东京梦华之思，其上半阕‘离宫’、‘别馆’二语可证。此真善论词者。然按《阳春白雪》卷录此词，尧章自注云：宣、政间，有士大夫制《蟋蟀吟》。则此意更可不烦言而解矣。” 陈澧以白石词中“离宫”“别馆”二语来说明姜尧章《齐天乐•咏蟋蟀》词有“东京梦华之思”，最终由《阳春白雪》集中所录的姜夔自注为证，这并非是牵强比附，而是具有一定依据的。张惠言的“比兴寄托”，由于偏执牵强，受到后人许多讥议，而文氏论词能肯定其合理之处，但又不为其所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氏不拘囿于门户宗派的词学观念。
其次，在审音持律方面，文廷式对当时词坛重音韵、声律的风气提出批评。临桂词派严于守律，与戈载等吴中七子订明音韵有着密切的关系。戈载认为：“填词之大要有二：一曰体，二曰韵。律不协则声音之道乖，韵不审则宫调之理失。” 戈载《词林正韵》刊行之后，除了吴中地区之外，其影响力更扩及清末词坛。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1曾说：“（戈载）所辑《词林正韵》，则最为善本……倚声家圭臬奉之” 。蒋兆兰在《词说》中也说：“戈顺卿依据名家词，撰为《词林正韵》，近代词家，遵而用之，无待他求矣。” 在这种情况之下，清末词家无论在创作中还是论词过程中对音律之学多有探讨，甚至还有论音律的专著出现，如陈澧《声律通考》10卷，阐述了崇古尚雅的音乐观，其写作目的在于“以今晓古，以古正今，庶几古乐不坠于地”；郑文焯撰《词源�律》便是由声律而上升到对词乐的探讨；况周颐对音律宫调有深入的研究，故而词多僻调；朱祖谋“宗万氏（万树《词律》）而益加博究，上去阴阳，矢口平亭，不假检本” ，乃有“律博士”之称，清末词坛审音守律的状况由此可见。而严守声律，不取滑易，必然会导致词作偏涩的弊端。夏敬观云：“近人词多极端趋向涩体，守律过严，病在沉晦” ，这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文廷式所说的“迩来作者虽众，论韵遵律，辙胜前人，而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非窘若囚拘者所可语也” ，多就此而发，意在振衰起弊，摆脱守律过严的束缚，强调济以才思、学问、性情等因素以化解晦涩质实之病。他反对时人对音律的斤斤计较，认为他们是“窘若囚拘者”，同样认为这样会导致词作平庸少味，偏涩沉晦。文廷式受业于陈澧之门，对音律亦十分精通，在其日记、笔记中曾多次论及音律之学：
日来因问策撰《乐律》一条，详览论家之书。则作乐之原，惟戴鄂士《音分古义》深明其所以然。至隋唐以后之乐，则先师陈兰甫先生《声律通考》，实能披�导窍，非诸家所及。后世有欲振兴乐教者，据两书所言，参以声学之理。依咏和声之盛，或可得其百一乎？徐新田多沿凌次仲之误，谓律自律，而声自声。此不过如谈音韵者，谓喉舌齿牙五音，与字母不相涉耳。
刘融斋《四音定切》云：“阴声阳声之名，自元人定曲韵始有之，其实非有他也。彼所谓阴者类即清，所谓阳者类即浊而已。”冯班《钝吟杂录》不信周德清之论阴阳而曰：“字音乃有可阴可阳者，今制词者都不知。”余按张叔夏《词源•讴曲旨要》云：“哩字引浊�字清，住乃哩�顿 。”又云：“清浊高下萦缕比。”是宋人歌词已分清浊矣。
文氏对音律之学精通若此，难怪他能击中时弊，认识到词坛的不良风气，进而提出药救的方法。而世人大多认为豪放词风之作者大都不解音律，李清照在其词论中亦指出：“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而文氏精辨古音，针对李清照此言指出“是坡老未尝不讲音律也” ，给李易安之说以有力的反驳。
再次，从宗法上来说，临桂词派主要推举梦窗词为典范，以期重新发掘和阐发梦窗词的价值，破除传统所认为的“凝涩晦昧” 的风格。可以说梦窗词典范意义的确立和艺术价值的体认是由临桂词派确立起来的。王鹏运与朱祖谋曾合校《梦窗词》 ，郑文焯对《梦窗词》也进行了多次批校 ，而这样一种对《梦窗词》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校勘活动，本身就蕴含了一种选择与判断，其目的就在于为当时词坛提供一种可靠可读的范本，进而起到引导词学风气的作用。而文廷式在批评浙西词派时指出：“（浙派）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夏敬观也曾云：“文道希则大骂梦窗不通”（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1年2月23日），可见文氏是极力反对祖祢二窗（梦窗、草窗）而忽视辛刘的。钱仲联先生曾说：“逊清词坛，前有迦陵，后有芸阁，皆传稼轩法乳，又自出手眼。芸阁……视并世诸贤，不越清真、梦窗雷池一步者，自亦迈往不屑。……可谓不囿于门户之见者” ，明确指出了文词既不越梦窗雷池一步，亦不为当时词坛风气所囿的词学观念。纵观《云起轩词钞》，文氏虽转益多师，但丝毫未有取径梦窗之意。由上可见，无论从审音守律上还是词法宗尚上，文氏的词论均与临桂派的词学主张相异。
另外，从词作整体风格上来讲，文氏之词与王、郑、况、朱四家风格迥异。陈锐《�碧斋词话》曾言及清末各家词的风格云：
王幼遐词如黄河之水，泥沙俱下，以气胜者也。郑叔问词剥肤存液，如经冬老树时一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朱古微词墨守一家之言，华实并茂，词场之宿将也。文道希词有稼轩、龙川之遗风，惟其敛才就范，故无流弊……况夔笙词，手眼不必甚高，字字铢两求合，其涉猎之精，非余子可及。
陈锐与上述词人“投分极深，故能管窥及之” ，我们不难看出文氏与其他词人的区别，与王、郑、况、朱四家相比，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文词有稼轩、龙川之遗风，正近于稼轩一体。钱仲联先生《梦苕�诗话》云：“萍乡文芸阁廷式，以词名一代，其词气王神流，得稼轩之髓。于晚清王半塘、郑叔问、朱古微、况蕙风四家之外，别树一帜。” 番禺汪精卫手批《广箧中词》曰：“文芸阁能为沉博绝丽之文，其词脱胎苏、辛，而设色绚丽，无其率易之习，可谓于词坛别树一帜，蔚为重镇。” 诸家所言文氏之词独标一帜，蔚为重镇，便是指出文氏在清末词坛上，不随时流，开径独行的魄力，同时也道出了文氏不为清季四家的词学主张所囿，拔戟异军，卓然自成一家。
综上可见，文廷式论词兀傲而不随流俗，在对浙西、常州二派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词学主张，俨然有别于清季四家，可视为清末词坛的一个另类。可以说，文廷式的出现昭示着清末词学内部的自救、自振、自新，也暗示着词学即将要跳脱出传统的羁绊，发生一次重大的变革。就在文廷式逝世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应运而生了。
（责任编辑：闫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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