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左传》在记叙战争、政变等宏大的历史事件的同时，也零零散散地收录了大量的贵族生活的轶闻趣事，它们是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源头。《左传》中的志人小品与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反映了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左传》志人小品大多语言简练，韵味悠长，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它们对同属贵族文化产物的《世说新语》有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左传》；志人小品；贵族文化：审美；《世说新语》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1)04-0149-05
志人小说是一种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叙事文体，一般篇幅短小，语言凝练，叙事则生动活泼，记言则韵味悠长，写人则遗形取神。这样一种文体也深受中国文人的喜爱，从六朝时的《语林》、《世说新语》等著作诞生以来，后代模拟之作层出不穷，形成了中国文言笔记小说的一大景观。学界一般认为，志人小说肇端于六朝时期的《语林》和《世说新语》，但若要追溯它的渊源，则不得不提到先秦时代的史学巨著《左传》。《左传》中所保存的大量的贵族轶事，虽然并非小说，可暂称为“志人小品”，它们已初具志人小说的雏形，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一、《左传》志人小品与后世的志人小说
鲁迅在探讨魏晋志人小说的渊源时说：“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韩非子》中有内外《储》，列子中有《说符》一篇，均是书中专门汇辑寓言、历史故事的专门篇章。这些寓言、历史故事篇幅短小，并且都以记“人间事”为主，但鲁迅指出它们或“用以喻道”，或“储以论政”，多偏重于实用价值，并非“为赏心而作”，也自然无“娱乐”的功能。一般说来，志人小说应当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它必须是篇幅短小、记录日常琐事的片段文字。第二，它必须有较高的审美和娱乐价值，并非专为说教、论道的实用目的而作。《韩非予》和《列子》中的寓言、历史故事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接近于志人小说，但它们偏重讲理说教、缺少审美、娱乐的价值，也就不能算作真正的志人小说。那么，志人小说是否真如鲁迅所说，是“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呢?鲁迅之所以在追溯志人小说的渊源时首先想到《列子》的《说符》篇和《韩非子》的内外《储》，是因为这些篇章的编排形式，与魏晋的志人小说《语林》、《世说新语》等多有相似之处，它们均是短篇故事的汇辑。假如我们不过于拘泥于形式上的限制，而更多从审美、娱乐价值的角度着眼，可以发现，魏晋时代的志人小说与《左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左传》一般被认为是记叙春秋时代历史变迁的史学巨著，是先秦史传文学的典范。事实上，《左传》叙事常以细腻委曲取胜，在记叙大的历史事件时，作者惯于在行文中插入大量的逸闻趣事。这些逸闻趣事往往是情节相对独立、完整的小故事，它一般用篇幅不大的一小段文字来记叙，风格也比较简洁、凝练。如《左传-照公十三年》在记叙了“楚灵王之乱”事件之后，左传又补叙了一则“灵王占卜”的小故事：
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日：“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无厌也，故从乱如归。
这一则故事是有关楚灵王这个暴君的逸事，二三十个字的一小段文字就使得一个暴躁专横的君主形象跃然纸上。在记录这些逸闻趣事时，《左传》的作者虽然多存劝诫讽谕之心，但有时也难免有搜奇猎怪之嫌。后世的不少学者都指责《左传》有“好奇浮夸”的毛病，实则“好奇浮夸”也正是《左传》能成为杰出的文学经典的重要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为《左传》增添了一些审美、娱乐的价值。《左传》虽然没有像《世说新语》那样分门别类地记载名士的趣闻轶事，但这些穿插在大事件中的轶事趣事彷佛碎金断玉一般，零零散散地分布在书中各处，一旦收集起来，也为数不少。吴�生指出《左传》有一种特殊的“旁溢”的写法，这种写法往往是在记叙大事之时，“假轶事小文，肆为异彩，则其旁溢而四出者也”。可见“轶事小文”在《左传》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
《赶传》中的某些叙事小品，与《世说新语》中的某些故事大有类似之处。例如《左传一定公二年》记载“邾庄公之死”事件：
邾庄公与夷射姑饮酒，私出，阍乞肉焉，夺之杖以敲之。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门台，临廷，阍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见之，怒。阍曰：“夷射姑旋焉。”命执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废于炉炭，烂，遂卒。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庄公卞急而好洁，故及是。
《世说新语・忿狷》亦载有“王蓝田食鸡子”的故事：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跟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
这两个故事均刻画人物急躁的性格，都极为生动夸张，并且语言也都十分简洁、生动。又如《左传・文公元年》所记的“内史叔服相人”的故事：
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
必有后于鲁国。”
《世说新语・识鉴》也载有“郗超识人”的故事：
郗超与傅瑗周旋。瑗见其二子，并总发，超观之良久，谓瑷曰：“小者才名皆胜，然保卿家，终当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这两则故事大有相似之处，它们所记的都是人物识鉴的事，不但某些词句相同，如“见其二子”，连故事的结局也很相似――都是长子能保家。人物识鉴在魏晋时代十分流行，《世说新语》专设了“识鉴”一门，但我们不能忘了，春秋时代这一风气也很普遍。春秋时代的许多贵族士大夫都擅长于根据人的容貌、行为、言语预言人的生死祸福，《左传》和《国语》中类似的预言故事比比皆是。
《左传》一书中零零散散穿插的这些逸闻趣事，在形式、内容和审美价值上，均和魏晋的志人小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左传》与《世说新语》中这些相似故事的出现并非偶然。《左传》是汉代古文经学的重要著作之一，在东汉经学大师贾逵、马融等人提倡下，它才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三国、两晋时代，《左传》的影响更为广泛，郑玄、服虔等许多学者为之作注，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也在这时出现。杜预也曾自称：“臣有《左传》癖。”这样，《左传》便日益为社会各阶层所熟悉：
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三国志，关羽传》)
王大将军自目：“高郎疏率，学通左氏”。(《世说新语・豪爽》)
二、
《左传》志人小品与贵族文化
仔细探究志人小品或小说这样一类叙事文体的产生，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左传》中的志人小品还是《世说新语》中的志人小说，它们均与贵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说新语》产生于门阀士族在社
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六朝时代。这时，一些声势显赫的大家族，如王、谢、桓、庾等，他们世代传承，垄断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源。这些家族事实上是一种变相的贵族，魏晋时代也可以称之为“贵族时代”。《世说新语》中所记叙都是有关这些世家大族人物的趣事轶闻，它最终成书于南朝的刘宋时代，表现的是一种对魏晋贵族名士文化的企羡和缅怀。川胜义雄即认为《世说新语》“站在了一种后退的、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在其深处，隐藏着对逝去时代的眷恋”。《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文学的一座高峰，后世许多模仿它的作品，如《大唐新语》、《唐语林》、《续世说》等，都未能在艺术成就和影响上超越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都缺少《世说新语》的贵族气度。
春秋时代是魏晋之前、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贵族时代，一个真正的贵族。它是建立周代的分封宗法制基础上的、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一个贵族社会。何怀宏先生称春秋时代是一个“世袭社会”，他认为“后世再没有什么时代像春秋时代那样：一些世家大族的历史与改国社会政治的发展联系如此紧密，如此贯串于首尾的了”。六朝是一些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后发展出来的畸形的贵族社会，从开始它产生时，就不断有人反对它，反思它的危害。而春秋时代则是一个宗法严密、等级分明的贵族时代，血统是区分贵贱的唯一标准。贵族们天生是血缘高贵的，有自己的封地，有普通人不能占据的政治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一定就是一群骄奢淫逸、傲慢贪婪的一个群体。他们的一举一动必须尽量遵循周代的礼仪制度，他们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术等各方面得技能，他们既要勇敢地走上战场，还要文质彬彬的操持着种种外交辞令。他们还要参加不少高雅的文艺活动，如赋诗、观乐之类。这些贵族们是这一时代的中心人物，他们无疑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
《左传》所记叙的正是这时代里所发生的事件，它并不仅仅是记录了这个时代风起云涌的诸侯争霸战争，它还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展现这个时代里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左传》成书于春秋末到战国初这一段时期里，这时，礼崩乐坏，延续了近500多年周朝贵族文化已经彻底的衰落了。《左传》的作者和孔子一样，哀叹着礼乐的崩坏、贵族的堕落，追思着贵族文化昔日的辉煌。虽然春秋时代是一个诸侯争霸的乱世，但是烂熟之后的贵族文化依然保持顽强的生命力，风度翩翩、气质高雅、学识渊博的贵族们依然像明星一般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左传》中的志人小品大多都是关于他们的故事和传闻。
《左传》中零散分布的志人小品在数量、内容方面，远不足与《世说新语》相提并论，但是粗略统计，总数也近百则左右，内容也涉及到春秋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世说新语》全书分编为36个门类，全面地展现了魏晋贵族名士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不妨以《世说新语》的分类为标准，对《左传》中的志人小品作一番考察。《世说新语》的前4个门类为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正是取自《论语》的孔门四科。魏晋时代虽然是一个个性张扬、行为放旷的时代，但儒家思想依然是大多人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看重宗法门第的六朝贵族，仍然将儒家的礼法看做是一个个体成为贵族名士的不可或缺的基本修养。春秋时代是周代礼乐文化烂熟的一个时代，对礼法、德行的推重更是无以复加。《左传》中的志人小品从内容来看，尤以德行、政事和言语这一类为多。如《左传・成公三年》所载晋国贵族荀�与郑国商人的一则故事：
荀�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苟�善视之，如实出已，贾人日：“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遂适齐。
荀�不忘他人滴水之恩固然值得称道，然而郑国贾人热心助人却又诚实厚道，当日民风之纯朴可见一斑。冯李骅感叹道：“当时小人不敢厚诬君子，今则君子往往厚诬小人也。可胜慨哉!”
春秋时代精彩的外交辞令早已为人所熟知，《左传》中睿智、隽永的言语妙品也有不少。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记，鲁国大夫叔孙豹出使晋国，晋国执政范宣子向他发问：“古人有言日，‘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回答道：“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三不朽”成为后世中国无数中国士人努力追求的人生目标。再如《左传・昭公元年》所载周王室贵族刘定公的言论：
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馆于洛馁。刘子日：“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
刘定公面对着汹涌奔腾的洛水，遥想起当年大禹治水的伟大功绩，不禁感慨万千。这一番感叹大有后世怀古诗文的韵味。又如《左传・文公八年》所记季文子出使晋国的故事：
季文子将聘于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其人曰：“将焉用之?”文子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八月乙亥，晋襄公卒。
这一则故事则属于“政事”一类，它充分展示季文子的谨慎和他的政治远见。
《左传》中所记叙的关于人物识鉴、品藻类的轶事也有不少。一般认为人物评品的风气肇端于东汉后期，风行于魏晋时代。实则春秋时代人物识鉴的风气已经十分流行，虽然春秋时代的贵族们多根据他人的行为、容貌预言他人的生死祸福，而魏晋时代的人物品评多是评定人物精神气质的高下，实则两者也多有相通之处。如《左传・文公十年》所载：
酆舒问于贾季曰：“赵衰、赵盾孰贤?”对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
贾季对赵衰和赵盾两人的品评堪称精妙，以夏日和冬日两个比喻对比两人，精妙绝伦。将这一则轶事置于《世说新语》中，与魏晋名士的妙语相比，也毫无逊色之处。再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吴国公子季札出使中原各国，一路上结交、识鉴各国贵族士大夫，他对各国人物的品定往往都是一针见血。《世说新语》的《任诞》一门多记载魏晋名士饮酒、服药等放诞的行为，《左传》也有类似的轶事。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所记：
臧武仲如晋。雨，过御叔。御叔在其邑，将饮酒，曰：“焉用圣人?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穆叔闻之日：“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国之蠹也。”令倍其赋。
这个故事中，御叔放旷饮酒、傲视鲁国大夫的行为已与魏晋名士的行径有几分相似。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所载：
郑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罢。
伯有建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奏乐饮酒，更是想法奇特而新颖。伯有仆人的对答也十分俏皮，令人忍俊不禁。
《左传》中的志人小品当然还有其他内容，如“伤逝”、“排凋”、“贤媛”、“仇隙”类的故事也都有记载。但不管是任何内容的故事，它们的主人公绝大多数都是春秋时代的贵族，涉及到了贵族生活、文化的各个方面。这些贵族士大夫们，不但有着高贵的地位，而 且，许多人还有着高贵的气质和精神。比如郑国的子产、吴国的季札、晋国的叔向等人，他们有着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尚的道德修养，这一切的融合，就造就了一种令人折服、仰止的贵族气度。春秋时代的贵族们如叔孙豹、子产、季札等和魏晋风流的代表如嵇康、阮籍、王导、谢安等人，虽然处在不同的时代，但他们却有着相似的贵族风度，因为他们都是贵族文化土壤中结出的果实。《左传》中的志人小品和《世说新语》，只是贵族文化园地里的几朵小花，调皮而可爱的小花。
三、《左传》志人小品的审美特征
《世说新语》中志人小说的艺术成就受到了历代学者的推崇，胡应麟称赞它是“简约玄澹，真致不穷”，鲁迅也说它是“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与《世说新语》相比，《左传》中的志人小品只能算作是椎轮大辂，尚未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左传》的作者更擅长于记叙场面宏大的战争、精妙绝伦的外交辞令，有时也以闲笔偶尔插叙一些奇闻异事，即便如此，也常常是涉笔成趣、出手不凡。
首先，《左传》中的志人小品则以温厚儒雅取胜，语言文字不加修饰、天然朴拙，但细心品读，却又觉韵味悠长。春秋时代礼乐文化氛围之中成长起来的君子，他们最看重的是德行、礼法，德行和礼法并非是如魏晋清谈那样的思维游戏，春秋时代的贵族们需要踏踏实实、身体力行地将德行、礼法的教条变成事实。这样一种时代的风气，折射在文学中，就形成了一种温厚儒雅的文学风格。如《左传・成公二年》所记：
晋师归，范文子后入。武子日：“无为吾望尔也乎?”对曰：“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先入，必耳目焉。是代帅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这里补叙的是齐、晋�之战后，晋国大夫范文子归国时的一则轶闻。范武子和范文子均是春秋时代第一流的政治家，他们父子的一言一行均备受瞩目。这一小段文字朴实无华，没有任何装饰性的词藻，但却意蕴深长。入手八个字便将事件的缘由交代清楚了。文中并未写范武子如何急切的盼望儿子的归来，但我们却仿佛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扶着拐杖伫立在城门边上遥望着远方，等着出征的儿子的归来。范氏父子的对话又使我们看到了春秋贵族的谦让和睿智。义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所载：
范献子求货于叔孙。使请冠焉。取其冠法，而与之两冠，日：“尽矣。”为叔孙故，申丰以货如晋。叔孙曰：“见我，吾告女所行货。”见，而不出。吏人之与叔孙居于箕者，请其吠狗，弗与，及将归，杀而与之食之。叔孙所馆者，虽一日必葺其墙屋，去之如始至。
晋国的执政拘留了鲁国大夫叔孙蜡，向他索要贿赂，叔孙蜡却大义凛然，毫不让步。这里，《左传》的作者插叙了叔孙蜡在晋国时的几则轶闻。仅一百字左右的一段小文，却记叙了四则轶事，平平写去，却又让人感觉波折起伏。这几则故事都是很值得仔细玩味的。如记一个晋国吏人看中叔孙昭子的一只“吠犬”。一条“吠犬”并不值钱，孔颖达即认为：“狗有吠守，有主猎者。主猎者贵，吠守者贱。”但即使是晋国吏人向他乞求的是一条贱狗，叔孙蜡的答复也是“弗与”。待到他将回鲁国时，却杀掉了这只“吠犬”，请这个晋国人一起吃狗肉。不给晋国吏人吠狗，是表示不向任何晋国人行贿；杀死吠狗请吏人吃肉，又是向人说明自己绝不是吝惜一只狗。作者叙述如此简洁、冷静，但叔孙蜡刚直不阿、棱角分明的性格却非常富有感染力。再如“叔孙所馆者，虽一日必葺其墙屋，去之如始至”，一个“虽”字，一个“必”，用在此处分外的刚劲有力，展示了叔孙蜡的为人光明磊落，无丝毫苟且。这些志人小品的特点正在于它们无任何雕琢装饰，没有任何出众的辞藻，只是淡淡写来，如儒雅厚重的君子，举手投足之间处处自然有感人的力量。
其次，《左传》中的志人小品多以温厚儒雅为主，但有时也不乏新奇、警辟之处。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所记陈敬仲事：
饮桓公酒，乐。公日：“以火继之。”辞日：“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
齐桓公在陈敬仲的家中饮酒，十分快乐，想要掌灯夜饮。陈敬仲的对答十分精妙，温厚之中透着几分柔婉。又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所载：
昔叔向适郑，�蔑恶，欲观叔向，从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将饮酒，闻之曰：“必�明也。”下，执其手以上，曰：“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日，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子若无言，吾几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这则轶事是由晋国执政魏献子讲述的，它事实上包含两个故事：叔向和然明的故事、贾大夫的故事，只不过后面的一件事又是由叔向讲述的。王源称赞这段文字“潆洄灏淼”，确实是眼光独到。叔向对然明的赏识，与魏晋时代的人物识鉴有异曲同工之妙。如《世说新语・识鉴》载：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从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鉴，罢豫章，还过武昌，问庾曰：“闻孟从事佳，今在此不?”庾云：“试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异，得无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时既叹褚之默识，又欣嘉之见赏。
这两事大有相似之处，相比而言，《左传》所记的故事更为意趣盎然、悠闲从容。叔向所讲述的贾大夫的故事更是幽默、俏皮，让人不禁莞尔。又如《左传・哀公二十五年》所记：
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仆，见二子，日：“恶言多矣，君请尽之。”公宴于五梧。武伯为祝，恶郭重，日：“何肥也。”季孙曰：“请饮彘也，以鲁国之密迩仇雠，臣是以不获从君，克免于大行，又谓重也肥。”公日：“是食言多矣，能无肥乎?”饮酒不乐，公与大夫始有恶。
这则轶事中，鲁哀公与季康子君臣二人蓄怨已久，在宴会之上出语相讥。鲁哀公的言语更为老辣，指桑骂槐，让人无言以对。“食言自肥”也成为一个经典成语。《左传》中的志人小品有时也出言警辟、锋芒出众。如叔孙豹对范宣子时所言的“三不朽”。又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所记：
孟孙恶臧孙，季孙爱之。孟孙卒，臧孙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季孙若死，其若之何?”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疚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疚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疚之美，其毒多。孟孙死，吾亡无日矣。”
臧武仲的一番话，见解深刻，堪称是金石之言。《左传》中这些言语，不及《世说新语》中的言语超脱空灵、潇洒蕴藉，但《左传》的言语更为笃实，处处透着左传对人情世故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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